郭沫若到日本以後，先是學醫。他想學得一技之長，為祖國效力，但是國家危亡，當時日本正在強迫袁世凱簽定不平等“二十一條”，這激起了國人的強烈反對。郭沫若聽後，義憤填膺，立即和友人回國抗議，還把書籍、生活用品都賣了，甚至作好了參軍的準備，一旦中日開戰，他就立即投筆從戎。但當他回到上海，獲悉“二十一條”已經簽定，而國人又麻木不仁，他隻有含恨重又回到日本。
這時他與成仿吾相識，兩人都“抱著富國強兵的誌向，幻想科學救國”，“又都有著對文學的狂熱”，這樣他們便一見如故。
常常沉浸在藝術想像的天國裏，多少總會影響到醫學的學習，這對郭沫若是個難題，他說醫學與文學就像兩個姑娘，東拉西扯著他，使他陷入“左右做人難的苦境”，加上郭沫若有耳疾，上課聽講困難，使他最終放棄了醫學，而專門投入詩的懷抱。《死的誘惑》、《新月與白雲》、《別離》等愛情詩，是郭沫若最早的新詩創作。
@@“成名作的誕生”
center奔放自由的詩篇
詩國的英雄們大都重視主觀，強調以寫“我”為主，郭沫若承認自己就是這樣，他要借詩歌這枝蘆笛抒發自己的胸臆。他讀了惠特曼的《草葉集》，立即與這位美國詩人產生了強烈的共鳴，他每讀一遍《我之歌》，就感到與惠特曼又貼近了一步。
惠特曼對郭沫若的巨大吸引力，更多在於惠特曼確立了不受傳統格律束縛的自由詩的地位，這與郭沫若那種狂飆突進精神正相吻合，因而令郭沫若的作詩欲望又受到了一陣暴風雨般的煽動。郭沫若幾乎每天都感到詩興的猛襲，“個人的鬱積，民族的鬱積，在這時找到了噴火口，也找出了噴火的方式”，於是他胸中的烈焰和熔岩噴薄而出，化做了斑斕、灼熱的詩篇：
倡導社會改造的狂生，瘐而不死的羅素呀！
倡導優生學的怪論，妖言惑眾的哥爾棟呀！
亙古的大盜，實行布爾什維克的列寧呀！
西北南東去來今，
一切社會革命的匪徒們呀！
萬歲！萬歲！萬歲！
這首題為《匪徒頌》的詩，共有6節，不僅歌頌了包括列寧在內的一切社會革命的領袖人物，而且為古今中外一切政治革命、宗教革命、文藝革命和教育革命的傑出代表三呼萬歲！
再看他的《地球，我的母親》：
地球，我的母親！
你背負著我在這樂園中逍遙。
你還在那海洋裏麵，
奏出些音樂來，安慰我的靈魂。
地球，我的母親！
我的過去，現在，未來，
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
我要怎麼樣才能夠報答你的深恩？
詩句就像噴泉般往外湧，這大概就是靈感吧？詩成後，他會感到渾身充滿了力量。這段時間，詩神不斷撩撥著郭沫若的情思，他一連寫了《鳳凰涅槃》、《天狗》、《爐中煤》等共50多首優秀詩篇，結集成名為《女神》的詩集，於1921年出版，很快找到了千千萬萬知音，點燃了“五四”運動的熊熊烈火。聞一多說：“沫若為詩壇樹起了一座豐碑，《女神》真不愧為時代的一個肖子。”
@@“巔峰之作”
center以古喻今的曆史劇作
“皖南事變”前後，郭沫若寫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漸離》、《孔雀膽》和《南冠草》6部曆史劇，這是繼《女神》之後，郭沫若文學創作的第二個高峰。郭沫若“是中國新史學研究方麵最有成就的學者，又是傑出的新文學家，因此也是最具有寫作曆史劇的完滿條件的人”（王謠《中國新文學史稿》）。他的劇作，在曆史劇領域開辟了一條嶄新的道路。
曆史劇最重要的是古為今用。這6部曆史劇中，普遍看好的是《屈原》一本，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當時周恩來得知郭沫若要寫此劇，特地登門看望，他對郭沫若說：“屈原這個題材好，因為屈原受迫害，感到讒言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才憂憤而作《離騷》。‘皖南事變’後，我們也受迫害。寫這個戲很有意義。”郭沫若想，屈原的悲劇是一個時代的悲劇，今天社會發展階段不同了，但類似的悲劇依然在重演：無數的愛國青年、革命同誌失蹤了，關進了集中營；代表人民力量的中共，在陝北遭受著封鎖，抵抗日寇有功的新四軍，竟慘遭圍剿……他決計把這個時代的憤怒，複活在屈原時代裏，借屈原的時代來象征國民黨黑暗統治的時代，就這樣他開始動筆了。由於創作衝動強烈，寫作思路清晰，材料掌握得充分，所以一下筆就非常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