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給曹禺很大刺激，他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仿佛人要自由呼吸一次，都需要用盡一生的力氣。”
“成名作的誕生”
《雷雨》熱潮遍布全國
曹禺的大學時代是在著名的清華大學度過的。到了清華以後，曹禺不僅是戲劇宣傳的活躍分子，而且是古往今來世界著名劇作家劇作的研讀者。有一段時間，他整天在圖書館裏讀書，除了十九世紀美國、法國和俄國的小說外，讀的大部分是劇本，加起來有幾百本之多。他喜歡希臘三大悲劇家，喜歡埃斯庫羅斯那雄偉、渾厚的感情；喜歡歐裏庇得斯的“美狄亞”，希望從那裏麵學習觀察現實的本領和寫實主義的表現方法。
他早就從自己的生活環境中熟悉了周樸園、繁漪這類人物，從舞台演出的實踐中，摸到了話劇藝術的特性，從中外古今的名家名作中，學會了戲該怎麼寫。所以在他剛剛讀完南開中學的時候，便萌發了寫《雷雨》的念頭。
別看他當時隻有18歲，已有的生活積累和藝術積累，正誘發著他非把《雷雨》寫出來不可，而且一定要讓它激動人心。
但曹禺並沒有急於求成，而是又反複醞釀、推敲了五年多，所以當真正動筆時，他文如泉湧，連修改在內，總共花了不過七八個月的工夫。當然，在這七八個月裏，曹禺完全沉浸在狂迷的狀態之中，他沒日沒夜地待在清華大學圖書館那個固定的坐位上，完全忘了上課、休息的鍾聲。
稿子寫完以後，曹禺把它交給了當時正同鄭振鐸籌辦《文學季刊》的章靳以。靳以是曹禺在南開的初中同學，他們的友誼一直沒有斷過。靳以為了躲避當局的注意，便把《雷雨》放在抽屜裏壓了下來，直到1933年底，巴金來到北京，擔任該刊的編委，他才從抽屜裏把稿子翻了出來，並喜出望外地說：“我喜歡《雷雨》，《雷雨》使我流過四次眼淚，從沒有一本戲，像這樣把我感動過，我是第一個喜歡《雷雨》的人……”於是，1934年7月，一部洋洋十餘萬言的四幕大悲劇《雷雨》，終於在《文學季刊》一卷第三期上全文發表了。
《雷雨》講述了一個帶著濃厚封建色彩的資本家家庭的悲劇，通過對周、魯兩家錯綜複雜的愛情、血統、階級關係的描寫，作者發泄著被壓抑的憤懣，抨擊著中國的家庭和社會的陰暗，啟迪人們去思考造成這場家庭悲劇的原因。
1935年四五月間，蟄居日本的郭沫若應陳北鷗等人的邀請，在東京的神田——橋堂觀看了由中華同學新劇公演會演出的《雷雨》，並得知影山三郎正將該劇譯成日文，就寫了《關於曹禺的〈雷雨〉》一文，文中說：“《雷雨》的確是幕難得的優秀力作。作者於全劇的構造，劇情的進行，旁白的運用，電影手法之向舞台藝術的輸入，的確是費了莫大的苦心，而都很自然緊湊，沒有顯出十分苦心的痕跡……在這些地方，作者在中國作家中，應該是傑出的一個，他的這篇作品，相當受同時代人的歡迎，是可以令人首肯的。”
緊接著，在國內北平和上海的話劇團體，差不多都同時演出了《雷雨》。演出激怒了國民黨，飾演周萍的陶金後來回憶說：“一個星期後，警察抓走了八個演員，我是其中的一個，我們被戴上了手銬和腳鐐，並遭拷打，他們逼我們跪下，打我們，要我們承認是共產黨。”
但是，正如真理是封鎖不住的一樣，反映了生活真實的戲劇作品，也是封鎖不住的。自那時起，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形成了一個爭演、爭看《雷雨》的熱潮，這是一切反動勢力所始料不及的。
就這樣，曹禺一炮打響，確立了自己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戲劇大師的地位。
“巔峰之作”
把罪惡亮出來
曹禺在取得巨大成功後，再接再厲，僅隔兩年左右，便又推出一部力作《日出》。曹禺在《日出》跋中說：
“一件一件不公平的血腥的事實，利刃似的刺著我的心，逼成我按捺不下的憤怒。有時我也想，為哪一個呢？是哪一群人叫我這樣呢？這些失眠的夜晚，困獸似的在一間籠子大的屋裏踱過來，踱過去，睜著一雙布滿了紅絲的眼睛，絕望地愣著神，看看低壓在頭上的黑的屋頂，窗外昏黑的天空，四周漆黑的世界，一切都似乎埋進了墳墓，沒有一絲動靜。我按捺不住了，在情緒的爆發當中，我曾經摔碎了許多可紀念的東西……我絕望地嘶喊著，那時我願意一切都毀滅了吧。我如一隻負傷的狗撲在地上，齧著鹹絲絲的澀口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