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名作的誕生”
《莎菲女士的日記》的誕生
1924年前後，中國正處在軍閥混戰之中，丁玲當時雖然心向革命，但對這個命如何革，仍然是模糊不清。
她離開了上海，想到北京找找出路，但到了北京，想聽北大的課和魯迅的課都未能如願，隻好住在西城辟才胡同一個補習學校的宿舍裏自學，生活也十分窘迫。
這時她與胡也頻相識了，兩人誌同道合，相知相愛起來。他們住在漢花園一所與北大紅樓隔河相望的小樓上，過著極度窮困的生活，但他們精神是豐富的，一起讀《晨報·副刊》，討論歌德、海涅、托爾斯泰、莎士比亞、魯迅等大作家的作品。
但是，她們和大多數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一樣，一接觸革命的實際，又是茫然一片。於是一種孤獨的憤懣、掙紮與痛苦不時地衝擊著丁玲的心田。直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一片白色恐怖，更使丁玲不知所措，她變得更加沉默了，沒有辦法，她又拿起筆開始寫小說——於是她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記》誕生了。
小說寫莎菲離家孤身在外，患疾病，欲歸不能，孤寂地在公寓裏打發日子。她看不起因怕生孩子而不敢結婚的女子，更不理睬那些虛情假意的人。
她的好友葦弟，忠厚善良，對莎菲關懷備至。莎菲又覺得葦弟太不了解她的心，一天隻會哭哭啼啼，像個女人一樣，莎菲討厭他這樣，於是便很快失去了愛情。
一個來自新加坡的美男子淩吉士，儀表堂堂，沉穩大方，很使莎菲傾倒。但不久，莎菲發現此人是個自私自利的小人，他隻想升官發財、吃喝玩樂，而並不懂得真正的愛情。對此，莎菲深感痛苦和懊悔，她決心要離開他。
莎菲幾度衝撞，終不能如願，她隻好決定在無人認識的地方，悄悄地浪費自己的生命，她說她要“悄悄地活下去，悄悄地死去”。
小說的文筆極其委婉、細膩，真實地刻畫出莎菲的倔強和反叛精神。當然，這是一個脫離社會的個人主義的悲劇，但她的確代表了大革命時期，一部分小資產階級的彷徨、動搖與苦悶的精神狀態。
作品得到了魯迅、茅盾、葉聖陶等人的重視。葉聖陶當時擔任《小說月報》的主編，他從一大堆來稿中把它挑選出來，並發表在頭條位置上。茅盾則評價說：“她是以一種新的姿態出現在文壇上。在《莎菲女士的日記》中，所顯示的作家丁玲女士，是滿帶著‘五四’以來的時代的烙印……她的莎菲女士是心靈背負著時代的苦悶的創傷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絕叫者。”
但作品也受到一些人的批評，他們說：“莎菲就是丁玲！她玩弄男性，追求性愛。”對此，丁玲說：“我那時和胡也頻住在一起，還是比較幸福的。不像莎菲那樣，整天關在屋子裏難受，但有沒有作家的東西，我認為任何作品都不能超出作家的思想，一定會有，沒有不可能。在這個作品裏，有沒有我的東西，有，但不是什麼性愛、玩弄男性，主要是一種苦悶的東西，寂寞的東西，我都厭倦了的東西。到底追求什麼，自己也不明白，莎菲追求向往的，是她還沒有把握的……”
“巔峰之作”
在共產主義的紅旗下不斷成長
大家知道，丁玲一生的代表作是《太陽照在桑幹河上》，這部三四十萬字的長篇小說，因其獲得了斯大林文學獎而名揚在外。那麼這部作品是怎麼產生的呢？這要從丁玲參加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說起。
毛澤東在講話中為文藝工作指明了方向，當時丁玲和許多在延安的文藝家們一樣，是十分擁護的。會後，作家、藝術家們紛紛深入工農兵當中，投入到火熱的鬥爭生活中去，丁玲自然也不例外。
1945年日本投降後不久，她從延安到了張家口，本來是要去東北的，但因為內戰，交通中斷，就留了下來，這時她卻眷戀起原來老解放區的農村來，她很想再返回去同相處過幾年的老區人民再在一起生活。這個事實說明丁玲由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經過十多年的革命鬥爭與實踐，在思想感情上已經有了很大變化。
1946年夏天，黨的關於土改的指示傳達下來，她便立即要求參加“土改”工作隊，去懷來、涿鹿一帶進行土改。她一頭紮了進去，一個村一個村地了解情況，最後停留在溫泉屯，她感到自己對這項工作很外行，如了解分析各村情況、組織發動貧雇農團結起來向地主進行鬥爭以及平分土地、支前參軍等工作，因此她也很在意努力提高自己。
就在這時，國民黨要來搶勝利果實了，張家口重新要落入反動派之手，她和一部分隊伍不得不往南撤，但是她腦子裏還翻騰著她熟悉的人和事。到了阜平的紅土山時，《太陽照在桑幹河上》的小說框架已在她腦子裏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