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排解胸中的鬱悶，他又做起詩來，發表在《雲波》雜誌上，這一時期他創作的內容，一是抒情的，發泄人的悲哀；一是唯美的，自我麻醉。
他在昆明待不下去了，決定要從雲南步行到緬甸去，但是這一路全是山，他走一路問一路。在舍資，人家看他非商非農的打扮和一口外鄉音，都拒絕他借宿，他隻好在路旁歇息……
從順寧往永昌，空山寂靜得一點聲音都沒有，從早上到下午，就他一個人在這荒山野嶺間行走，心裏著實有點發虛。有時在岔路口遇到一兩個挑夫和他們說說笑笑，倒似乎感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暢快。
湯道耕來到騰越，他又一次麵臨饑餓的威脅——身無分文，小包袱裏隻有幾本書，如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馬寅初的《經濟學演講集》和梁涑冥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沒辦法，隻好擺個地攤，把他們賣了。這時，一個青年人過來看書，他們攀談了起來，並贈送五六個盧比（緬幣）給湯道耕。
一路上，湯道耕仍未忘了寫作，一有空閑，就把自己的見聞感受、風光景物寫下來，為他以後的創作積累了豐富的素材。
在仰光一家小客棧裏，湯道耕病倒了。幸虧這時來了一位好心人，把他送到當時華僑中很有影響的，原四川籍的僧人——萬慧法師那裏。
萬慧法師是著名文學家謝無量的三弟，早年留學日本，與一位留學生戀愛，卻因家中反對，無法結合。後來女的憂憤而死，他也傷心至極，便出家為僧。萬慧法師為湯道耕介紹醫生治病，好了以後，湯道耕就住在他家裏。法師見湯道耕一有空就讀書寫作，便鼓勵他為當地華僑報刊投稿，結果得到《仰光日報》總編輯陳蘭星、《波光》編輯雲半樓的幫助，發表了不少湯道耕的詩歌、散文，這給了他以極大的鼓舞和激勵。
“成名作的誕生”
南洋的漂泊生活寫成《南行記》
湯道耕在南洋漂泊幾年，1931年回到上海，他要在這裏大幹一場。
他向《時事新報》副刊投稿，寫他在緬甸、泰國以及東南亞各地的所見所聞，他還在上海遇見了多年不見的老朋友沙汀，兩個人都是文學青年，他們互相鼓勵和幫助。
一次，他把一篇題為《夥伴》的短篇小說寄給“左聯”刊物《北鬥》，雖未刊出，卻因此和“左聯”有了聯係。在這裏，他結識了茅盾、錢杏碐、丁玲、葉紫等著名作家。
當時上海“左翼”文學盛行公式化、概念化傾向，引起了讀者的厭倦，而湯道耕寫切身體驗的南洋生活，沒有框框，內容新鮮樸實，行文自然，反倒受到讀者的歡迎。他寫的短篇小說《我的愛人》、《我的友人》、《夥伴》、《在茅草地》等，不斷在報刊上發表，影響也愈來愈大，他的筆名“艾蕪”，也就在這時徹底代替了他的本名“湯道耕”。
1933年，艾蕪把他以“記”為體例的作品結集為《南行記》，在社會上廣為發行。這時，加上此前已出版的三個集子，他已是有四本著作的知名作家了。
《南行記》是一本描寫苦人、窮人、弱小人的書，其中《我的旅伴》裏的老朱、老何都是抬滑竿的。老何比較年輕，性格比較開朗，話也多些，抬滑竿的時間不長。老朱當過兵，見識多些，膽子也大，是個老江湖，有時，在窮極了時，他還敢把鴉片裝在竹竿做的抬竿上，偷運到八莫去。他的毛病是賭錢，常常是把自己萬般辛苦賺來的血汗錢和冒著坐牢的危險走私得來的錢，在賭場上的吆喝聲中輸個精光。
這兩個人在途中常常笑罵、鬥嘴，以打發旅途的寂寞和勞累，但有時住在店裏，和店老板、老板娘逗趣時，又聯合成一個人，“我”在和他們同行的時候，得到了他們許多的關懷和照顧。
艾蕪對反抗者、抗爭者總是充滿了熱情和同情，《烏鴉之歌》的結尾，就象征地寫巨蛇吃掉了一窩小烏鴉，老烏鴉悲哀，隨後就對蛇頭使勁兒地啄咬。
在《南行記》中，“我”這個人物，既是故事的敘述者，又是作品中的人物，在不同的篇章裏，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在《人生哲學的一課》中，“我”是個20歲左右的年輕人，他已初步形成自己的人生觀，他與社會抗爭的頑強意誌，值得人們欽佩；而在記述南行的其他篇章裏，“我”又是一個流浪者，不過他並不是一個渾渾噩噩過日子的人，而是一個帶著理想的“探索者”，在他的身上，體現著奮鬥、進取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