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年的卡夫卡37歲，而密倫娜25歲，是一個年輕的少婦。經受過婚姻失敗的兩個人很快就擦出了愛情的火花。我們知道，密倫娜是一個無拘無束，不喜歡被羈絆的女人，那她和卡夫卡的交往中，自然就體現出她顯著的性格特點，那就是：熱情、積極、主動。她在與卡夫卡的通信過程中，就確認地自己對他的愛情立場，因而這種主動積極的進攻自然是非常熱烈的，甚至是猛烈的，而且帶著足夠的狡猾。這使卡夫卡措手不及。密倫娜雖然沒有卡夫卡年齡大，但在談情說愛方麵，卻遠比卡夫卡富有經驗，也比他高明。而且，密倫娜在激情張揚的時候，是從不知道後退的，她會極力將激情噴發出去，不加任何思索，也不大計較後果，僅憑感覺和感情做事，甚至不惜一切手段，隻要能達到自己的愛情的要求和目的。所以，可憐的卡夫卡幾乎沒有還擊的可能。密倫娜實在是太急切和充滿活力了。她最大的成功是在米蘭，也就是卡夫卡在米蘭的最後一星期裏，她成功地阻止了已經迷上她的卡夫卡卻又想逃跑的企圖，很快地，他們去了維也納，而在維也納，兩人打得火熱，關係也更加密切。卡夫卡不得不驚詫這個女人在獲得愛情方麵的無窮的機心和不擇手段，感覺到自己就是她的俘虜了。但卡夫卡也不是不喜歡這個女人，相反，他確實被她給迷住了，盡管那一星期的時間裏，兩人活像在做一樁遊戲，或者根本就是在演戲。但卡夫卡骨子裏的恐懼還是占了上風，他對愛情的渴望一點點被恐懼不安擠壓著。在後來給密倫娜的信件中，卡夫卡一次又一次，不厭其煩地向她傾訴著內心的恐懼：
“你應當明白，密倫娜，我的年齡、我的暮氣、特別是我的恐懼……”
“那些以呼喊開頭的信……結尾總是給我以一種莫名的驚恐……恐懼之蛇一條條在你的頭上抖動著，而盤在我頭上的一定是更加凶險的恐懼之蛇。”
“你是猶太人啊，知道什麼是恐懼……”
“我的本質就是：恐懼。”
“你也許已經發覺，我有幾個夜晚不得安睡了。簡單說來是‘恐懼’在作怪。這東西真弄得我失去了自己的意誌，眼看它圍著我拋來拋去。我不再知道上下左右……”
“這恐懼不斷地告訴我必須承認這一點：密倫娜也是人。這一點在某種程度上使恐懼本身便得也易於理解了……這種恐懼並不是我私人的恐懼（當然它同時也是，而且就這點而言十分可怕），這也是自古以來一切信仰的恐懼。”
“由於我在維也納的態度，你以恐懼的名義責備我是正當的，但它真正特別之處是，我不知道它的內在規律，隻知道它卡著我的脖子的手，這才是我在任何時候所經曆過的、或者所能經曆過的最可怕的事情。”
“其實，我就是恐懼組成的。它也許是我身上最好的東西。”
等等。
但就在這一星期裏，卡夫卡雖然在感受著他一如既往的恐懼，但內心還是甜蜜的，畢竟他也喜歡這個豪爽奔放的女人。密倫娜的不擇手段其實也就是愛情的機智，說狠一點，無外就是一個女人的糾纏和“無賴”，加上一點女人的智慧而已，絕不是如煙花場上的女人勾引男人那樣。密倫娜是一個讀過書的女人，一個作家，一個共產主義運動的積極分子，盡管那時卡夫卡還不能完全認識到密倫娜身份的政治意義，但他多少還是感受到了她的魅力，當然，這種魅力背後的寂寞和痛苦，也是容易感受到的。不過，卡夫卡畢竟在愛情方麵頭腦簡單，他將密倫娜的進攻，她的愛情看得過於神聖，甚至成為他精神上的強大依賴。我們從他給密倫娜的信中就可見一斑。
“我困了，什麼也不想知道，什麼也不想，隻想將我的臉埋到你懷裏，感覺你那撫摸我的頭的玉手，直到永遠。”
“譬如昨天，整個晚上和半個夜間，我都是在與你對話中度過的。在這場對話中，我像一個孩子那樣誠實、嚴肅，你像一個母親那樣寬容、嚴肅（在現實中我從來沒有見過這麼一個孩子或者這麼一位母親）。”
“我在你身邊蹲了下去——好像你允許我這麼做似的，把臉貼在你的手上。我是多麼幸福！多麼自豪！多麼自由！多麼強大！如同在家裏一樣，我總是這麼說：如同在家裏一樣……”
卡夫卡犯了一個單純的男子在一個頗有心機的女人麵前的幼稚病，那就是自作多情或一廂情願，他以為密倫娜的熱情追求就是她甘願為他卡夫卡付出一切的標誌。很顯然，卡夫卡在密倫娜麵前顯得過於天真，密倫娜盡管受到婚姻痛苦的打擊和折磨，但她也是一個可以揮霍一切的女人，她即使甘願奉獻，但也不可能無謂地奉獻。在愛情的占有和奉獻之間，密倫娜經過了思考，而且她很快地意識到了什麼。至少，在1920年6月那段時間裏，也就是他們在相處的那段時間裏，密倫娜認識到了充斥在卡夫卡生命中每個細胞裏的恐懼感，這也是後來卡夫卡在信中經常提到的一個詞。這看起來雖然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但情況卻很微妙，尤其是對於密倫娜這樣的女人來說是這樣，而對於更正在享受這種愛情的卡夫卡來說，又何嚐不是如此呢？盡管他根本就不可能像密倫娜想得那麼遠。
這年的7月5日，卡夫卡回到布拉格，解除了與尤麗葉的婚約。這怎麼說都不是一件令人痛快的事，甚至不大光彩，而且是在與另外一個女人相愛之後。這符合卡夫卡的稟性，任何一個男人也喜歡這麼做，而且覺得沒有什麼不妥。但卡夫卡顯然對愛情的態度談不上嚴肅和符合一個有教養的人的作為，但問題就在這裏，生活中恰恰是一些有教養的人，做的事最沒有教養。道德修養是社會文明進步時對個體的基本要求，但這並不意味著這個社會在個體有了道德修養之後就真的文明了。一個大環境中的人如果極少有違法犯罪行為，顯然不能說成是文明程度比較高，因為暗中傷人整人、小人如麻、食言而肥或拉幫結派，排斥異己，恰恰是最不符合文明人的基本行為準則的。遺憾的是，任何一個自稱是文明的社會群體裏，這種假文明假道德假教養的人和事仍然層出不窮，而且他們理由充分。而卡夫卡自然也是這樣的一種人，盡管他顯得比那些假君子真小人的人要幹淨得多，純粹得多，但他的教養並沒有讓他成為一個真正懂得愛情和珍惜愛情的男人，對於婚姻，他基本上還無從涉及和獲得。當然，我們也始終不能忘記他的誠實，也就是說，他很老實地告訴了尤麗葉他與密倫娜的愛情關係，這個可憐的女人自然受不了。看到尤麗葉劇烈的反應，卡夫卡當機立斷，立即宣布解除兩人的婚約。卡夫卡的愛情經曆中，訂婚幾乎成了他最擅長和喜歡的事兒，他喜歡在頭腦發熱的時候就宣布和某某心愛的女郎訂婚，仿佛她們真的已經成了他生命中的“肉肉”。同時，宣布解除婚姻似乎也讓他獲得了身心連方麵的快感，並借以證明他的男子漢氣概，總之，他覺得愛情不是一件輕鬆的玩意兒，總得有點刺激才行。而那些被他解除婚姻的女人也不必痛苦，畢竟他是一個有“病”的人，他也感覺到了自己並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道德高尚者，他經常性地看到自己靈魂的不潔。但對於那些真正愛他的女人來說，這點自我批評有時看起來聽起來都很“可憐”，甚至極為虛偽。是的，在這一點上，我也覺得卡夫卡不僅薄情，而且有著某種是顯而易見的但實際上是存在於他靈魂的某個部位中的虛偽。
也就是這次回到布拉格，卡夫卡的恐懼心理再次占據了上風。更主要的是，密倫娜還有個丈夫，她是個有夫之婦。這裏麵自然也不排除卡夫卡有吃醋的心理。這種對性愛的恐懼，加上他與生俱來的對社會對所有人的恐懼，他再一次陷入了愛情和婚姻的困境。其實，他依舊發揮著他的本性，在米蘭的時候，他就問過密倫娜和自己結婚的事，也就是說，在他的心裏，他已經渴望著和密倫娜訂婚！又是訂婚！而那時，他還沒有和尤麗葉解除婚約。但那次密倫娜並沒有確切地回答他，這使他感到不安，盡管他絲毫不懷疑這個略帶狡猾的熱情女人，與他一樣，極為看重他們的這次熱戀，是的，確實是一次不折不扣的熱戀。或許，聰明的密倫娜在意識到卡夫卡的恐懼心理時，似乎也看到了自己的恐懼，也看到了她不願意看到的有關卡夫卡稟性的東西和她作為一個有夫之婦的現實，因而，她並沒有做好和這個男人訂婚，乃至結婚的打算。
這年7月的中旬，卡夫卡再次詢問密倫娜，關於他那個不忠的丈夫，那個支離破碎的家庭，她是否可以勇敢地拋棄，到布拉格來。言下之意，就是再次向密倫娜提出婚約。但此時的卡夫卡，身體狀況已經越來越不理想，這成了密倫娜的一塊心病，她擔心的是，這個羸弱的男人一激動會做出什麼事來，影響他的健康。而她更擔心的是卡夫卡身心裏彌漫的恐懼氣息。但這讓卡夫卡很不以為然，他很快就以為這個女人說法正確來還擊，女人也承認他恐懼的合法性（其實，理解為合理性更準確），並願意在此基礎上與他一起分析討論這些恐懼。就這樣，他們的“恐懼”分析和探討維持了一段時間，他們似乎也正在接近他們意識中的真正的恐懼。當然，對這種真正的恐懼感受最深的還是卡夫卡，因為他沒有選擇的餘地，也就是沒有退路，因為他在失去了尤麗葉之後，已經一無所有，而密倫娜畢竟還有一個家。於是，在8月初，經過深思熟慮的密倫娜就鄭重告訴卡夫卡，她不可能離開她的丈夫波拉克，不可能破壞兩人建立起來的婚姻和家庭，甚至她還強調，她丈夫需要她，而她也非常愛他。8月中旬，密倫娜和卡夫卡在捷克和奧地利的邊境小城格明德見麵，並共度了一個周末。但這次見麵是不痛不癢的，不像是戀人的約會，倒像是一對朋友針對某個文學或哲學上的問題需要討論而見麵進行的必要的探討，其實，他們也談了關於“恐懼”的話題，但已經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卡夫卡似乎看到了密倫娜的真實心靈，他自然覺得受到了壓抑，甚至是傷害，作為一個混跡於成人世界裏的孩子，他一時不能接受和理解密倫娜的選擇，因為他還是個“孩子”，但也因為是一個作家，也有心智，所以，他也很快從這種情景中回過神來。到了這年的下半年，雖然他們還在通信，但那已經不是以前的那種感覺和滋味，卡夫卡請求密倫娜別再來信，但沒有辦到，兩人繼續以一種說不清楚身份的身份繼續通信，到了年底，卡夫卡再次請求兩人終止通信，事情才告一段落，鴻雁也就飛開了。從那次在捷克和奧地利邊境小城見麵後一年多的時間裏，兩人不再見麵。直到1921年的秋天，密倫娜多次到布拉格看望卡夫卡，到1922年1923年，兩人也見過麵，卡夫卡還給密倫娜寫過信。但要說明的一點就是，兩人雖然最終沒有走在一起，但並沒有成仇，相反，卡夫卡卻非常信任密倫娜，在1921年秋天那次見麵前後，卡夫卡將《美國》《致父親》手稿及全部的日記都交給了密倫娜。因為他知道，他遇到了一個特殊的，聰慧的，魅力無窮的女人，而這個女人完全了解自己，理解自己，他在她身上找到了一種緩衝世俗恐懼和陌生的元素，那就是，他們共同的童年不幸、家庭氛圍、作家身份，而她還精確地解剖了他內心的恐懼和存在性不安，從而使他感到稍許的輕鬆和釋放。也可以說，隻有在密倫娜的麵前，他才感到自己的存在，全然將自己展示給這個懂得他的女人。這也就是卡夫卡稱她為“密倫娜媽媽”的主要原因。
但密倫娜無論如何浪漫、熱情和豪放不羈，也經常為卡夫卡辯護，說他從來不把苦行僧當作實現目的的手段，他是由於目光極為尖銳，品行十分高尚，毫無妥協能力，而被迫修苦行僧的……全世界的人都有病，唯獨卡夫卡保持了純潔，具備健全的人格、正常的感覺和理智……不管密倫娜的這些看法是否正確，也不管是出於遊戲或者是愛情而非婚姻的目的，似乎都能引起卡夫卡的好感和共鳴，任何一個男人都不會忽視一個紅顏知己的，況且是卡夫卡這樣自卑、怯懦和神經質的男人。但是，話又說回來了，盡管密倫娜認識到了卡夫卡的價值，曾經極為崇拜卡夫卡，並準備將他的小說翻譯成捷克語，還特地征求卡夫卡的意見，說白了，她對卡夫卡還是很有感覺的，但婚姻就是婚姻，生活就是生活，這與文學和哲學上的討論是兩碼事。也盡管她並不以為卡夫卡過的是一種苦行僧的生活，但實際上那隻是一個文學家對另一個文學家的一種道義上的支持，即使是一種真誠的欣賞，但生活中的密倫娜其實就是以為卡夫卡那種生活是她不能接受的苦行僧所過的最為艱苦的日子，她之所以懷著強烈的願望過一種全新的、不同於她與丈夫波拉克的日子，是因為她受到了傷害，她孤獨寂寞，而這種全新的生活卻又不是卡夫卡的那種生活，更重要的是，密倫娜完全看到了，以後的卡夫卡絕不可能給她這種全新的生活，那不僅僅是他已經病入膏肓，更多的是，是由於卡夫卡骨子裏存在的稟性和能力不可能做到這一點。她渴望的是一種被丈夫寵愛著，有一個可愛的孩子的那種極為世俗但幸福的生活。這是天下所有女人都渴望的幸福生活，並不過分，但問題是，卡夫卡根本就不可能給予她這種幸福生活，他沒有這個能力，更沒有那個打算，甚至想都沒有想過，他滿腦子的僅僅是浪漫的愛情，不切實際的幻想，表現得不僅天真，而且神經質。最後，也就是在卡夫卡去世三年後的1927年，密倫娜與波拉克離婚，後又嫁給了一個捷克建築師，並有了一個孩子，她渴望的世俗生活實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