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我們不得不再次注意到卡夫卡的性愛恐懼，雖然我已經專門在一個章節中談過這個話題。他對女人的某些看法雖然偏頗，但很能說明他的問題，比如，他曾經跟雅諾施談過他是怎麼看女人的。
“女人是陷阱，她們在各個方麵都虎視眈眈地盯著男人，隨時想把他們拉到‘終於’和‘最後’的狀態中去。如果你心甘情願地跳進陷阱中去，那麼她們是不會有危險的。”（見《卡夫卡傳》中《卡夫卡談話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這種看法對他的愛情和婚姻方式極為不利，他渴望擁有的家庭和甜蜜幸福的家庭生活很快就失去了信念和認識的根基。倘若這些觀點拿來放在密倫娜身上，盡管也很符合實際，但那同樣是危險的，至少密倫娜不會全盤接受他的這個說法。
而更重要的是，卡夫卡雖然不缺少女人在身邊，但他似乎對性生活有種頑固的偏見，他也與女人性交過，但在看來，那不是愛情，僅僅是性行為，不僅不是愛，而且很不幹淨，因此，卡夫卡將性行為和愛情截然分開，他曾經對密倫娜說過，如果一個人同相愛的人性交，勢必會失去對那個人的愛情。如此看來，這種單純的精神愛情方式雖然也符合密倫娜對愛情的狂熱追求，但沒有性的愛情和婚姻，顯然是不完整的，也是密倫娜所不能理解和不能接受的。這也可以看成是卡夫卡之所在密倫娜麵前總感到恐懼和不安的另外一種原因，前麵我已經提到過，密倫娜需要的一種世俗的生活，有一個可以相愛的丈夫，有個孩子，在這個要求裏麵，自然也包含了性生活。卡夫卡對性和肉體的疑慮、偏見和恐懼，再次使他失去了一個女人的愛情，失去了婚姻和家庭。
想來，卡夫卡與密倫娜之間的關係由熱戀迅速降溫，成為心心相印的、彼此互相信賴和終生相托的朋友，或許最適合的並不是密倫娜，而是卡夫卡，無論從哪個角度來，都是最適合的，至少，在他的精神世界，一個過著世俗生活而懂得他的女人時常出沒，他不至於太過孤獨和寂寞。
多拉是卡夫卡生命中的最後一個女人。我們如果拋開卡夫卡的知識分子和作家身份，不必過多顧慮於他的思想、精神、心靈和猶太人身份，而僅僅是從一個男人的角度去看和他的愛情，卡夫卡確確實實應該算得上是一個情種。俗話說，知子莫如父！卡夫卡在他的《致父親》一信中提到了他父親關於他對婚姻的態度，並且以為父親是在用言語在侮辱他。其實不然，他的父親沒有侮辱他，僅僅是話說得過重了，但卻是擊中了他的要害。
“你（指卡夫卡的父親。作者注）大體上是這麼對我說的：‘她可能穿上了一件精心挑選的上裝，布拉格的猶太女人是懂得這一套的，那麼你當然就下決心要娶她了，而且想盡可能地快，一星期後，明天今天。我不懂你是怎麼回事，你畢竟是個成年人了，住在城市裏，卻隻知道看到一個女的就馬上跟她結婚。難道就沒有其他可能性了嗎？要是你害怕，我可以陪你去。”（見《卡夫卡集》《致父親》 第495頁，上海遠東出版社）
雖然卡夫卡還不至於見到一個女的就想跟她結婚，但也說明卡夫卡在處理與女人的關係時，畢竟不怎麼老練和成熟，按照他父親的說法，不像是個成年人，即使算一個成年人，也是一個輕薄的成年人。盡管我們經常會以其童年的糟糕生活，母愛的缺席，父親的過於強大和專製等原因來探討卡夫卡對待女人的態度和方式，但一個人的性格是天生的，後天的影響大致不可能將性格徹底改變，充其量是起到極為重要的影響作用，而本性是不可能改變的。卡夫卡作為一個文人，自然保持了文人多情，好色，貪色，油滑和輕淺等特點，尤其是在麵對自己感興趣的女人時，他們的本性就暴露無遺。這種本性並不是可以拿來被嘲笑和批判的對象，在西方那個講究文明、紳士風度的地方，大抵是不被傳統人士讚譽的，但在所謂的新潮和時尚者麵前，又顯得多麼迂腐，而在講求麵子、門當戶對、道德修養的中國，卡夫卡的愛情模式大概也不怎麼受歡迎，但持歡迎態度的人還是有的，而且不少。中國的男人可以說大部分都渴望過過去妻妾成群的生活的，享用天下美色幾乎是每個男人的最大理想，隻是迫於時代變化，法律，家庭壓力，尤其是被妻子管著等各種因素，男人大多顯得很有責任感，很有教養，很有文化水平，很男人，其實，不完全是那麼回事。卡夫卡身心的摧殘，孤獨的心境，局外人的悲涼，自然使他渴望一份異性的愛和嗬護，但我始終覺得一個男人天生的本性，才是他屢屢涉足於女人圈子的最主要原因。隻不過這個神經質的男人一方麵離不開女人，一方麵在占有了女人的肉體後，卻又以為自己很潔淨似的，一個勁地說他與女人的性行為方式，乃至肉體都是肮髒齷齪的。這多少有點“既吃別人的飯卻又要糟蹋別人的碗”的嫌疑。看來，還是老父親赫爾曼最了解自己的兒子，他可不管兒子的內心世界是怎麼樣的，他隻管拿起他所能理解到的道德武器或家長作風，給兒子來一通教訓。兒子受不了，就以為父親是在侮辱自己的人格，蔑視自己的愛情和婚姻。其實，真正應該檢討一下在愛情和婚姻上的態度和作為的，應該是卡夫卡自己，盡管我並不願意在此要求這個天下“最瘦的男人”、“赤身露體”的卡夫卡來做一個所謂的正人君子。其實，在愛情和婚姻這兩個環節上，真還很難做一個正人君子的。
在前麵的章節，我們已經談到了，卡夫卡是在波羅的海的一個海濱療養勝地米裏茨認識多拉的。在那裏，他發現了一個來自柏林的猶太人度假村，某天在度假村的廚房裏看見一個姑娘正在洗魚，便忍不住他男人對女人急於表現其教養和憐惜的語氣說：“多麼纖細的手啊，可幹活是多麼的重，這很殘忍！”這句話使得姑娘趕緊給管事提出換個活兒幹，她被先前那個陌生男人的話搞得有些不好意思，也不願再做這種粗重肮髒的活兒了。這個女人就是猶太姑娘，19歲的多拉·笛雅夢特。沒想到就是卡夫卡這麼一句話，就讓姑娘記住了他，而卡夫卡自己也沒立即意識到，又一個姑娘即將走進他的生命世界。他作為一個男人所應具有的對異性的憐愛再次迸發出來，尤其是在失去了密倫娜的愛情，而自己的生命又即將走到盡頭的時候（盡管他並不完全意識到這點，但有所察覺），他幹涸的心田，確實再次需要一個女人愛情的滋潤。
多拉也是一個有自己見解和處世準則的女子，更不願意遷就父母，讓他們來替自己安排生活和婚姻，於是，她離開猶太人居住區，獨自闖蕩社會。這是一個聰慧、善良、勇敢、果斷，但又有些敏感（似乎猶太人都有神經敏感這個特征）的年青女子。不敢說卡夫卡那類型的男人形象就是她心目中的“白馬王子”，但她確實被卡夫卡那種有涵養、有頭腦的知識分子形象和猶太人身份所吸引，她知道在度假村的那一句話，就是丘比特的箭，已經射中了她19歲的少女的心。而更重要的是，他從卡夫卡那雙憂鬱、清亮的眼裏讀到了愛情，她聰明的頭腦迅捷地傳達出一個信息給他：這個消瘦的男人在那一瞬間，正慢慢地走向她的生活。她欣喜萬分地感到，他們彼此需要，彼此相愛，事情就這麼一回事，愛情向他們敞開了大門，生活突然間美妙無比。
卡夫卡對多拉的愛，得到了他一直要好的妹妹奧特拉的全力支持。他們愛情發展的速度實在快得驚人，僅僅三周，他們就如同真正的夫妻，恩愛，體貼，而且一刻不停地籌劃著結婚以後的日子，憧憬著一種帶著浪漫色彩的幸福的生活。但令他稍稍感到不快的是，他和多拉的這樁婚事，父親極力反對，但這次，卡夫卡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勇氣，根本不管父母的態度，而是搬到了柏林，與多拉生活在一起。他們還在米裏茨的時候，就商量好了到柏林共同生活。卡夫卡做到了，在他生命之花即將凋謝的時候，果敢地邁出了這一步，以全新的自己來迎接新的愛情的到來，迎娶一個愛慕自己的女子，他要徹底解放自己。而多情又善良的多拉自信比任何一個人都了解卡夫卡，也知道這個世界幾乎沒有人懂得卡夫卡。這也使得多拉帶著偉大的母性的關愛和博大的胸懷，細膩的情感和善良真誠的心，無怨無悔地愛著卡夫卡，珍惜和他在一起的分分秒秒，盡情享受著這甘美芬芳的愛。愛情的力量就這兒，並不信奉猶太教的卡夫卡，在多拉的影響下，開始接觸猶太教，閱讀正統的猶太祈禱書。毫無疑問，此時沐浴在愛情溫煦陽光下的卡夫卡得到了他在人世少有的快樂、寧靜和幸福，更加勤快和輕鬆地寫作。
但是，卡夫卡的健康狀況卻江河日下，不得不接受治療。唯一的欣慰是，在身體遭到嚴重摧殘的時候，多拉和他在一起，多少讓他感到了塵世中還有那麼一絲暖意，遺憾的是，這個女人，這個女人帶來的愛情，到得太晚了。
1924年3月17日，卡夫卡在好友布洛德的陪護下回到了陰暗的布拉格。命運似乎在繼續和他開著玩笑，他每出去一步，就得以比這一步還要快的速度回來，終點還是布拉格。4月，他被維也納療養院退回，理由是，他的結核病已經蔓延到了喉頭。他的生命出現了嚴重的危機。情況異常糟糕，他不斷地咳嗽，發高燒，無法說話和進食，隻能靠一些液體維持生命，而且和麻醉劑打上了長久的交道。但到了5月，他的病情有了好轉，這讓他因為高興而哭了起來，緊緊地擁抱多拉。於是，趁著這份好心情，他向多拉求婚，並親自給多拉的父親寫了一封信，將自己向多拉求婚的事告訴了他，希望他準允他的女兒嫁給自己，並特意說明，自己因為和多拉的愛情，願意皈依猶太教。但多拉的父親是個正統的猶太教教徒，對卡夫卡這個不信猶太教的人本身就不存有什麼好感，因而不同意這樁婚事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了。而讓人驚訝的是，多拉的父親還煞有介事地將此事拿去征求很多猶太教教士的意見，結果那些正統的猶太教教士都一致反對，這才使多拉的父親最終決定否決女兒的婚姻。當卡夫卡獲悉了多拉父親拒絕多拉與自己成親的消息時，絕望地苦笑。這無疑給了他重大的打擊。
在卡夫卡家族這邊，除了妹妹奧特拉之外，都不大滿意卡夫卡與多拉的關係，尤其是父母。這再次給了卡夫卡莫大的打擊。他再度無奈地認識到自己永遠是一個無法真正擁有家庭的男人，盡管在與多拉生活的這段時間，他心情不錯，興致很好，感到了愛情的無比甜蜜，也實實在在地地感到了一個家的存在，但那畢竟不是通過合法的婚約而結合的“家”，它最多算成是家的雛形，它沒有得到世俗和法律的承認，尤其是沒有得到強大的父親的首肯，那在卡夫卡看來，那就還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家，隻是一個架子，雖然不是空架子，但畢竟還不能真正地為他和多拉遮風擋雨。
卡夫卡即將孤獨地離開塵世，將善良的多拉拋在陌生的世界上。
盡管卡夫卡的父母也準備去探望卡夫卡，做父母的畢竟不是兒子真正的對手和敵人。但卡夫卡沒有答應他們的要求。卡夫卡並不是不想和父母見麵，其實在他的心裏，他也沒有真正拋棄親人，他此舉還是為了不至於讓父母見到他們不喜歡的多拉而使雙方都感到尷尬。這不僅表現了卡夫卡對多拉的愛和嗬護，同時，也看得出來，他對於自己的這樁愛情的最後結局看得非常清楚，從而陷入了無法自拔的絕望境地。
如果說多拉的父親直接拒絕卡夫卡娶自己的女兒，給了興致勃勃的卡夫卡當頭棒喝的話，那麼，卡夫卡的父母對他這樁婚姻的不感冒則做得更徹底，直接將卡夫卡的希望擊斃，即使在卡夫卡死後，他的父母與多拉在他的葬禮上相見，他們也不肯以緩和一下氣氛的方式，給屍骨未寒的兒子送上一份長者的大度和溫暖。但卡夫卡在世時沒有看到的一幕發生了。當時，送葬的人三三兩兩地離去了，卡夫卡的父母也手挽著手，準備離開。這時，他們看到傷心欲絕的多拉撲在卡夫卡的墳上痛哭不止。按照常理，卡夫卡的父母即使如何的不同意兒子迎娶這個女人，但出於人之常情或禮貌，都應該上去問候或安慰，但他們卻好像什麼也沒有看見，什麼也沒有聽見一樣，漠然地轉過身，悄然離去了。墓地裏，多拉悲痛的哀號久久不絕於耳。卡夫卡一生是如此的不幸，但他又是多麼幸運，至少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和辭世之後，有一個人在為他痛哭，生死都牽掛著他，愛著他。多拉，也就成了最後一個愛戀、懂得他並在荒涼的墓地裏為他哭泣的女人。如果卡夫卡真能在世界的另一麵，看到他生活過的陌生的世界，那他看到的，恐怕就是一個多拉，為他，為他和自己，守著一份愛，他不知道是感到幸福，還是感到更加的寂寞和淒涼。
但多拉最終也沒有逃脫世俗女人所追求的那種世俗而實在的生活，盡管她真心地愛著卡夫卡。在卡夫卡死後，也就是在時間即將進入20世紀三十年代的時候，她認識了德國共產黨的一個領導人，並嫁給了他，不久，她生下了一個女兒，同卡夫卡喜歡的另外一個女人密倫娜一樣，她終於有了自己的家，真正有了一個在物質上和精神上的依靠，也有了後代，這種日子從某種角度上來說，是彌補了卡夫卡沒能給予多拉的一切。後來，希特勒的納粹掌握了德國的統治大權，作為共產黨員的多拉的丈夫和她以及女兒，先後逃亡到了蘇聯，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在40年代也遭到了納粹德國的侵略。但多拉一家的命運並沒有因為去了蘇聯而得到改觀，她的丈夫由於被懷疑而被逮捕，經受審訊，在被判決之後，多拉再也沒有見過丈夫。在20世紀三、四年代的歐洲，這種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現象實在是太過普遍，戰爭的鐵蹄讓大半個歐洲麵目全非。在蘇聯的遭遇使多拉感到孤苦無助，她不得不考慮重新出走，決定離開蘇聯，終於，在1938年，她帶著患有腎病的女兒到了英國，生活也得以安頓下來。但她的健康情況也越來越糟糕，不久也患上了腎病，終因無法治愈，於1952年在英國去世。多拉，最終也沒有掙紮出猶太人共同的悲劇命運。
“我不羨慕個別的夫婦，我羨慕的是所有的夫婦——即使我羨慕的僅是一對夫婦，則實際上我羨慕的是整個婚姻幸福的千姿百態。隻生活在一種婚姻的幸福中即使在最有利的情況下說不定也會使我絕望。”（見《卡夫卡集》《卡夫卡日記》第553頁，上海遠東出版社）
“沒有先輩，沒有婚姻，沒有後代，懷著熱烈的擁有先輩、婚姻和後代的欲望。它們全都向我伸出手來：先輩、婚姻、後代，但對我來說，太遙遠了。
“對於所有人來說都有人工的、可憐的替代物：先輩、婚姻和後代都不例外。人們痙攣地創造了它，然後走開。如果痙攣不曾使人完蛋，那麼替代物之令人喪氣也會使人完蛋。”（上同）
卡夫卡沒有獲得婚姻，他隻觸摸到了婚姻的門，張望過婚姻的整個宅院，設計過婚姻的基本走勢，但他獲得了最美麗的愛情，從這個角度來看，是他拋棄了塵世，而塵世曾經向他敞開過胸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