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盡最大努力說服他，並且以眾所周知的女人的方式感染他——我指眼淚。我說被當眾處以死刑多麼丟臉，它給一個男人帶來的精神壓力，超過了他被流放時可能遇到的任何恥辱所帶來的負擔；假如是另一種情況，他至少可以活命，而在這兒他就隻有死路一條了；與船長處理好關係對他來說是世上最容易的事情，他們一般而言都是好心的人；尤其是如果有錢的話，到了弗吉尼亞讓自己解脫出來真是輕而易舉。
他急切地看著我，我猜想他是沒有錢的意思，但是我錯了，他是指另外的意思。“你剛才暗示我，親愛的，”他說，“我可以在沒被流放之前就獲得釋放，我明白你是說我可能在這兒花錢使自己免於被流放。我寧願花200英鎊不去那兒，也不願花100英鎊去了那兒後再設法獲得自由。”“那是因為，親愛的，”我說，“你對那裏不如我了解。”“也許吧，”他說，“然而我相信——你也知道——你會像我一樣的，除非正如你告訴我的那樣你母親在那兒。”
我對他說至於我母親，她一定去世很多年了。至於我可能在那兒有的其他親戚，我並不認識他們，由於這麼些年來自己遭遇著不幸，我並沒和他們有任何聯係。如果我以被流放的重罪犯的身份第一次去看望他們，他不難相信我是會受到冷遇的。因此如果我要去那兒，也決心不去看他們。不過我對到那裏去的事懷有許多期待，所以打消了所有的不安。假如他感到自己也必須去那裏，我會輕易地告訴他如何應對事情，使自己根本不會服苦役，特別是我發現他並不缺少錢——在目前的處境下錢是唯一的朋友。
這時他帶著笑容，說他並沒告訴我自己有錢。我馬上打斷他，說我希望他可別聽了我的話後，誤以為如果他有錢的話我就指望得到一點；另一方麵，雖然我的錢不多，但也不缺乏，在我還有一些的時候我寧願給他一點而不是要他的——因為不管他有多少錢，我知道麵臨被流放的困境他都是完全用得著的。
他十分溫和地表達著自己對這此的看法，說他的錢並不多，但假如我需要他決不會把錢隱藏起來；他又向我保證自己的話中不存在任何那些擔憂，他隻是一心想知道我要表明什麼意思；他說他在這兒知道該如何辦，但到了那兒他就成了世上最無能的家夥了。
我說他把自己給嚇住了，而這事本來沒啥可怕的；如果他有錢——我很高興聽說他有——就不僅能夠避免大家認為的因流放受到的苦役，而且可以在新的基礎上開始自己謀生，他在這方麵是能夠成功的，隻需作出通常的努力即可。我讓他一定要記住多年前我曾告誡過他的話，提出要讓我們在世上重新獲得財富。現在我要告訴他，為了讓他確信這事是很確定的——我對於采取什麼措施非常了解——也為了讓他對成功的可能充滿信心，他會首先看見我讓自己得到解脫，根本用不著去流放。然後我會自由自在、心甘情願地和他一起去，也許帶上足夠的錢以便滿足他的需要。我說我提出這樣的辦法並非由於沒有他的幫助我難以生活，而是由於我認為，我們共同的不幸已足以讓彼此重新和好，離開世上這個地方，去誰也不會因過去的事而指責我們的地方過日子。那兒沒有了死囚牢帶來的痛苦，在那兒當想到敵人已完全把我們忘記，我們將作為新人生活在一個新世界，與任何人相互都無話可說，那時我們就會懷著無比滿足的心情回顧自己往昔所有的災難。
我用許多理由極力勸說他，對於他所有那些激烈的反對意見作了非常有效的回答，以致他與我擁抱在一起，說我對他如此真誠，讓他激動萬分；說他會聽從我的勸告，一心聽天由命，希望以此得到一個如此忠誠的顧問和他遭遇不幸時如此好心的伴侶的安慰。不過他仍讓我別忘了先前提到過的事，即也許有什麼辦法讓他在被送去流放前就獲得釋放，有可能根本用不著再被流放了，他說如果這樣就要好得多。我說他會看見並且很滿意我對此也將竭盡全力，即使不成功我也會把其餘的事辦好。
經過這次長談後我們告別了，其中所表明的仁慈與感情，我想與我們在鄧斯特布爾分手時所表現出的一樣，如果不是更多的話。此時我更加清楚地看到他為什麼拒絕和我一起到倫敦，為什麼我們在那兒分手後他說與我共同去倫敦不方便，不然他是會那樣做的。我先前說過假如把他的生活經曆講述出來，其故事比我的有趣得多。的確，在他的故事中最有趣的在於，他在那個鋌而走險的行當裏整整幹了25年卻從未被抓住，他所取得的成功實屬罕見。他甚至有時過得相當不錯，會到某個地方去隱居一兩年，靠自己的錢生活，並且還雇用一個男仆侍候他。他經常坐在咖啡館裏聽見被搶劫的人講述自己如何遭到搶劫，他們講到的那些地點和情況使他不難想到那正是自己幹的。
當他不幸把我當作是個有錢人與我結婚時，他好象就是以這種方式生活在利物浦附近。假如我真像他以為的那樣有錢，我深信他會從此過上誠實的生活。
他雖然遇到一些不幸，但有一點卻是幸運的，即那次搶劫他實際上並不在現場——他們就是由於此事被送進了監獄——所以任何被搶劫的人都無法斷定有他。但由於他與那幫犯案的人一起被抓獲，所以好象有個固執己見的人極其肯定有他參與。於是刊登出了的公告，人們指望有更多的證人指控他，他因此一直被關押著。
然而據我所知，將他流放的意圖是通過某位要人調解說情後提出來的，這位要人極力讓他接受。他也知道可能會有幾個人出來指控自己，並且我想他的朋友是對的，便日夜勸他別再拖延下去了。
他終於好不容易才同意。由於法庭並不在他的請求下——正如我一樣——同意將他流放，所以他發現要想避免自己去流放是困難的，我先前也說他會有這種情況；他的朋友已為他作了擔保，保證他會自己去流放，並於規定的期限內絕不返回。
這一麻煩打破了我所有的措施，因我後來為使自己得到釋放采取的辦法完全徒勞無益。我隻有放棄他，讓他獨自去美洲，而他說自己寧願馬上被絞死也不願那樣做。
現在我得講講自己的情況。我被流放的時間已經臨近。女管家——她仍然是我可靠的朋友——試圖為我獲得赦免，但卻無法辦到，除非花費相當大一筆錢，而我是承受不起的，那樣會把我弄得身無分文——除非我已決定重操舊業，處境比流放還糟糕。因為在那兒我可以活命，而在這裏隻有送死。好心的牧師出於另一原因也極力阻止流放我，但他得到回答說，在他當初的懇求下已饒了我一命，所以他不應該再提要求了。看得出他為我將離開的事感到苦惱，因為如他所說，他擔心我會喪失最初麵臨死亡時所受到的美好影響——這些影響在他的開導下有增無減。這位虔誠的紳士對此極為擔憂。
另一方麵我現在對此並不十分焦慮，不過我沒有讓牧師知道其中的原因，直到最後他也隻知道我是極不情願、相當痛苦地離開的。
那是在5月份，我與另外13名犯人被移交給一個去弗吉尼亞做生意的商人，登上一艘航行於德普弗德流域的船。監獄長把我們送到船上，船長便負責把我們看管起來。
這一夜我們被啪地一下關在了船艙下麵，彼此擠得很緊，我想自己快喘不過氣來了。船次日早上啟航，沿河向一個叫“巴格拜洞”的地方駛去，他們說是船長同意這樣做的，以便讓我們沒有任何逃跑的機會。不過船到達那兒時我們被允許到甲板上去，但不是到上層後甲板區，那是專門留給船長和乘客使用的地方。
根據頭上男人們的聲音和船的移動，我發覺他們開始了航行，最初大為吃驚，擔心我們離開時他們不讓朋友來看我們。但不久我就放心了，發現船已拋錨，一些人通知我們說次日早上我們可以在甲板上讓朋友們來探望。
那晚整夜我都像其他犯人一樣躺在堅硬的甲板上，不過後來我們有寢具的人都得到一些小艙，以便在裏麵睡覺；還有了存放裝有衣服和亞麻織品（如果我們有的話）的大小衣箱的地方。我們很有必要把衣物放進去，因為有的人什麼襯衣、內衣、亞麻織品或羊毛服都沒有，隻有他們穿在身上的那點衣服，或者還有一點點錢。但我卻發現他們在船上過得很自在，尤其是女人，她們可以為水手們洗衣服等掙到錢，足以買到任何想買的東西。
次日上午我們被允許到甲板上去，我問一個官員可否送一封信到岸上去，以便讓朋友們知道我在哪裏，請他們給我送來一些必要的東西。他是水手長，一個十分禮貌客氣的男人，他說我想辦什麼事都可以，他保證讓我如願。我說除送一封信外也沒別的事，他回答說輪船的小艇在下一次漲潮時將要去倫敦，他會設法把我的信帶過去。
因此當小艇要離開時水手長前來通知我，說他自己也要去，如果我的信準備好了他會負責送到。我先前已弄到筆、墨和紙，給女管家寫了一封信，另外附了一封信給我那個獄中同伴——不過我到最後也沒讓她知道他是我丈夫。在給女管家的信中我講了船停靠的地方，敦促她把為我此次遠行準備好的東西送來。
我把信交給水手長時另外給了他一先令，我說是給雜務工的費用，先前我已請他一上岸就讓雜務工把信帶過去，如果可能還能給我捎個信回來，這樣我就會知道自己的東西咋樣了。“因為，先生，”我說，“如果我得不到這些情況船就離開了，我可就完啦。”
我給他錢的時候，有意讓他看見我帶的東西比一般囚犯的好一點，我的錢包裏有不少錢。我發現他一看見錢後對我的態度就大變了樣。盡管他先前的確也禮貌，對於我這個遭遇不幸的女人自然懷著某種同情，但他後來對我就與眾不同了，極力讓我在船上受到更好的待遇——否則我是享受不到的，這在後麵適當時會表現出來。
他非常真誠地把信送到女管家手裏並帶回她給我的信，同時又把那枚先令交給我。“給你，”他說，“這是你的錢，我親自把信送去的。”我不知說什麼，對此大為吃驚，過一會兒後我說道：“先生，你太好了，那麼雇車的錢總該是你自己付的吧。”
“不，不，”他說，“我已經被多付了錢。那位女士是誰？你姐姐嗎？”
“不是，先生，”我說，“她並不是我的親戚，隻是很好的朋友，是我在這個世上唯一的朋友。”“哦，”他說，“這樣的朋友可不多。唉，她為你哭得像個孩子。”“不錯，”我又說，“我相信隻要能把我從這種可怕的處境中解脫出來，付100英鎊她也是願意的。”
“是嗎？”他問。“如果給一半的錢，我想我也能夠設法把你放走。”不過他說得很小聲，以免被人聽見。
“啊！先生，”我說，“不過我那樣被放走後好象又會被抓住，那可就會要了我的命。”“不會的，”他說，“可一旦你離開這艘船，以後就看你自己的了。我可說不準那以後的事。”我們便暫時停止了這種談話。
與此同時，對我忠誠到底的女管家把我的信送給了監獄裏的丈夫，並得到一封回信。她次日親自來了，並首先帶來一張人們所謂的海床及其全部通常的東西。她又給我帶來一個水手箱——即專為水手們製作的箱子，裏麵裝有一切方便的用具和幾乎我需要的所有物品。在箱子一角有個隱秘的抽屜，裏麵有我儲蓄的錢，就是說我決定要帶走的錢都在這裏。我吩咐留下一部分錢，以便在我定居下來後買一些需要的東西寄來，因為錢在那個地方沒有多少用處，那裏所有的東西都用煙葉換取，把錢帶到那裏會大受損失。
但我的情況特殊，讓我錢和物都不帶上就離開是絕不合適的。不過我作為一個可憐的罪犯，一上岸就會被出賣，帶上一大堆東西便可能引起注意，也許還會遭到搶劫。所以我隻帶了部分錢財，其餘的留在女管家那裏。
女管家還帶來許多其它物品，但我顯得條件太好了是不恰當的，至少在我不了解船長前是如此。她來到船上時我心想她真的差點喪命，一看見我的那個樣子，想到就要在那種情況下和我分手，她心情沉重，哭得很傷心，我好久都無法和她說話。
我利用這時看自己那個獄中同伴的信，大為困惑。他說他不可能被及時放走，以便和我乘上同一艘船。更有甚者，他開始懷疑他們是否會讓他坐上一艘自己喜歡的船離開，盡管他的確甘願自己去流放；他們也許會把他送上他們所指定的船，將他像其餘犯人一樣交托給船長。這使他失去了信心，因為隻有到達弗吉尼亞後他才會和我見麵了。他幾乎要絕望，這是由於從另一方麵看，假如我沒有到達那兒，假如我在海上遇到什麼意外或者不幸遇難，他在世上就徹底完蛋了。
這真讓人一片茫然，我不知如何是好。我把水手長的事告訴了女管家，她非常急於讓我與他談判，可我一點這種心思都沒有，除非我得知了丈夫——或如她所稱的獄中同伴——是否可以與我一起走。最後我不得不把整個情況告訴她，隻是沒講出他是我丈夫。我說我已經和他商定好，如果他被允許坐同一艘船離開我就與他一起走，我發現他身上有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