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後半期，北平的梨園行忽然“冒”出一個新名詞：“翁劇”。“翁”者，翁偶虹也。他從30年代前半期開始在中華戲曲學校中任職，等到學生畢業，其中李玉茹和宋德珠都曾獨自挑班兒，翁就應邀成為這些戲班的“社長兼劇作者”。演出的新戲多半為翁所編，日子一久，社會上就稱之“翁劇”。
在翁之前，梨園內外給名伶編劇的人並不少，如齊如山、羅癭公等，輩分、年歲和家境的富裕程度都遠遠超過翁。齊家開有麵粉廠，羅更是著名的文人和社會賢達，隻有翁才單純靠編戲吃飯。因此翁寫戲絕對不是為了消遣或者玩票，他要靠此謀生。所以他很少有“自己想寫，並且是寫給自己”的時候，大多都是應名伶之邀、寫出來立刻就等著排的時候才構思動筆。他每寫完一劇，本子拿給名伶之際，也是名伶送過“潤筆”之時。這還不算，在他為“社長兼劇作者”之時，當“翁劇”上演之際，每賣出一張戲票，他便從中提取一毛錢。我說“翁劇”用此方法向以往的名伶一統天下的製度挑戰，就是指此而言。
以往，單獨從售票中提錢的事情，隻偶然發生在名伶之間。1921年，28歲的梅蘭芳和43歲的楊小樓合作組成“崇林社”。“崇林”是楊小樓起的，意思是“我楊小樓的姓氏中有個木，你梅蘭芳的姓氏中也有個木，倆人一般平。”但是楊下邊的人調唆說，梅的叫座兒力肯定趕不上您，您要是拿和梅蘭芳一樣的錢，您就吃虧了。於是，和戲園子協商的結果，梅蘭芳拿固定的戲份兒，而楊小樓拿“加錢”——每賣一張戲票，楊從中抽取一毛。可沒過多久，楊自動取消了“加錢”，要求改拿和梅一樣多的戲份兒了。原因是發現當梅蘭芳單獨唱大軸的時候，上座兒奇怪地踴躍，遠比自己唱大軸時的人多，如果自己再拿“加錢”，豈不就是“人家唱戲，自己拿錢”了麼？
翁此際拿“加錢”和楊小樓意義並不相同，用今天的話講，是正確顯現了京劇文學的應有魅力，從而也就要體現其內在的價值。他拿得有理有利，用不著客氣。他在梨園的輩分挺大——在梨園公會的匾額之上，他和尚和玉等被列為淨行顧問；在顧問之下，才是赫赫的淨行三傑（金少山、郝壽臣、侯喜瑞）。同時他也“善為人師”——因為當時的李玉茹和宋德珠還年輕，如果唱一般的傳統戲，上座兒估計會成問題。然而上演的是“翁劇”並且是“翁先生給排的”，這麼一來，新戲的優勢就會充分在這些“學生”身上顯現出來，就理所應當受到觀眾的歡迎。
今天回顧當年，能夠有一位編劇從小屋子裏站了出來，帶著學生走南闖北，上演自己給學生編寫的新戲，並且毫不客氣地從每張戲票中抽取一毛錢。真是難能可貴，真是不可多得，並且具有鮮明的“挑戰”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