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歸人，文歸文。——這是我為出版社重印周作人著作所寫廣告詞開頭的兩句話。
這兩句話的意思就是：人呢，是什麼樣的人就是什麼樣的人；文章呢，是什麼樣的文章就是什麼樣的文章。
或問：你這樣看人看文的方法對不對？是否有例可援呢？
答曰：有。
第一個例子就是魯迅。
魯迅絕沒有講寬容的缺點，他同周作人兄弟失和以後，就“不是一股道上跑的車”。但正是魯迅，在同周作人徹底決裂十年之後，一九三三年接受美國記者斯諾（就是寫《西行漫記》、長眠在未名湖畔的那個斯諾）采訪時，斯諾問他：自從“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中國出現的最優秀的雜文作家是誰？他的答複是：“周作人、林語堂、周樹人（魯迅）、陳獨秀、梁啟超”，仍然把周作人排在第一位，排在他自己之前。（見《新華文摘》一九八七年第十一期）
第二個例子是周建人。
周建人曾任中共中央委員、人大副委員長，也絕不會立場不穩、觀點模糊的。一九八三年，他寫了一篇題為《魯迅與周作人》的回憶錄，發表在當年第四期的《新文學史料》上，曆述他和周作人斷絕往來的經過。正是在這篇文章裏，他仍然寫道：“馮雪峰對我說，他看過周作人的《談龍集》等文章，認為周作人是中國第一流的文學家；魯迅去世後，他的學識文章，沒有人能相比。”
看來，魯迅和周建人的原則，也是“人歸人，文歸文”。人呢，是什麼樣的人就是什麼樣的人；文章呢，是什麼樣的文章就是什麼樣的文章。
當然，魯迅和周建人亦不是隻論文，不論人。但在論人時，他們的態度卻能夠“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並不認為壞就一切都壞，連文章也寫不好了。
“魯迅沒有講過周作人的不好，隻是對周作人有一個字的評價，那便是‘昏’。”這是周建人的話，他的看法是：“周作人自小性情和順，不固執己見，很好相處；但他似乎既不能明辨是非，又無力擺脫控製和掌握……”
對於這樣一個問題：“魯迅和周作人生長在同一個家庭裏，受相同的教育，後來兩人所走的道路，為什麼這樣不同？”周建人的答案是：“我雖然了解他們生活中的細枝末節，但也隻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兩人是怎麼分手的呢？如今回想起來，頗有獨特之處，它不是表現在政見的不同、觀點的分歧，而起源於家庭間的糾紛，造成兄弟失和。……從這一點上（按指周作人的日本妻子引起的兄弟失和）和魯迅分了手，以後的道路就越走越遠了。我缺乏研究，不知其所以然。”
既是同胞兄弟，文化水平又同屬最高層次，而且還“了解他們生活中的細枝末節”，但因“缺乏研究”，還“不知其所以然”，然則研究豈易言哉！我縱然滿心希望把周作人說得比魯迅和周建人所說的更壞一些，但終究不能不承認對周作人的了解比魯迅和周建人更少得多多，更缺乏研究，正所謂心有餘而力不足，徒喚奈何而已。
陳子善先生又要我為他編的這本《知堂集外文》作序，我亦隻能恪遵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古訓，把魯迅和周建人的話抄一點下來，聊以塞責。陳君見之，得無厭其為迂乎？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一日。
《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後》，陳子善編，嶽麓書社一九八八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