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現在起，這個概念，無論是在何種形式下：柏拉圖式的、亞裏士多德學派的、斯多葛派的、基督教的，還是東方的，為簡明起見，我都將簡單地稱之為“道”。以上我所引用的一些理論門派，可能對很多人來說，簡直就是離奇的，甚至像巫術一樣。但是這些理論之間存在的共性卻不容忽視。這就是關於客觀價值的信念，相信在關於“宇宙為何物，我們又為何物”的觀點中，有些觀點是正確真實的，而另外一些確是謬誤。那些了解“道”的人能夠認識到：稱孩子是“令人愉悅的”或稱老人們是“令人尊敬的”並不僅僅是在記錄我們此刻的愛子之情以及孝順之情，而是在承認一種特質，一種要求我們做出某種反應的特質，不管事實上我們是否真的做出了這種反應。我本人並不喜歡和年幼的孩子相伴；但正因為我是藉著“道”來發表意見的，我認識到這是自己身上的一個缺陷——就像一個人可能不得不承認自己是個音盲或是色盲。我們的讚成與反對都是我們對於某一客觀秩序的反應或對客觀價值的承認，因此當我們喜歡理應被認可的事物之時，我們的情感狀態與理性便可達到和諧；而當我們察覺到某個事物理應得到我們的喜愛卻力不從心時，我們的情感狀態和理性之間也就會失去和諧。就其本身而言，沒有任何情感是一種判斷，在這個意義上，所有的情感和情緒都是不以理性為依據的。但是按照它們是否符合理性，它們可以是合理的，也可以是不合理的。人心從來不能取代頭腦，但是它可以，並且應當服從頭腦。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綠皮書”企圖展現給我們的世界。這本書從一開始就將情感符合理性的可能性排除在外，甚至也排除了其不合理的可能性。然而，隻有當情感順應或違背另一事物時，它才談得上合理或是不合理。說“大瀑布是莊嚴的”就是在說“我們謙卑的情感是合理的或是符合現實的”，這就是在提及情感以外的事物，正如我們說一雙鞋合腳時其實不僅僅是在說鞋子，也是在說腳。但是這種超越情感的對他物的參照卻正是蓋爾斯和提圖斯從每一句含有價值判定的句子中排除的。對於他們來說，這樣的描述僅僅表述了情感。這樣一來，情感就隻能通過參照其自身進行自我考量，所以它既不可能與理性一致，也不可能與理性相左。它對理性的違背不同於謬論之違背理性，而是相當於物理事件之違背理性：它甚至不配被稱為錯誤。依照這種觀點，由事實構成的世界裏找不到一絲價值的蹤跡，而由情感構成的世界全無真實或錯誤、公平或不公，這兩個世界相互對立，全無和解的可能。
如此一來，一個人立足於“道”內與“道”外，所麵臨的教育問題也就截然不同。對於立足於“道”內的人來說，教育的任務是要訓練學生做出合理的反應（不論有沒有人迫使他們這樣做），這恰恰構成了人的本性。至於立足於“道”之外的那些人，如果他們遵循邏輯，則一定會認為：所有的情感都是非理性的，而情感純粹隻是我們和實際物體之間的一團迷霧罷了。結果，他們必須做出選擇，要麼從學生的心靈中盡可能地除去所有的情感，要麼用一些與情感本身的“正確性”或“適當性”無關的理由來鼓勵某些情感。後一種方式將使教育者卷入到一個可疑的過程中去：通過“建議”或反複灌輸，他們給其他人創造出海市蜃樓般的幻境，而這種幻境在他們自己心中早已被理性驅散了。
也許舉個具體的例子會更清楚一些。當一個羅馬人告訴他的兒子“為國捐軀甜蜜而又理所應當[68]”時，他本人對此話是深信不疑的。他傳遞給兒子的，是自己所懷有的愛國之情，他相信這種情感與他對“光榮獻身”的價值判斷是一致的。這位父親將自己最好的東西傳授給兒子，通過這種精神的授予使其通達人性，正如他曾經授之以身體發膚一樣。但是蓋爾斯和提圖斯卻無法相信在羅馬人稱這樣一種死亡為甜蜜而又理所當然時，確實是在“就某些東西說某些有價值的話”。假如他們真的試圖要這樣相信，就會被自己的“揭露”方式大加鞭笞。死亡並不能食用，因此不能用“甜蜜”一詞的本義來形容。而死亡之前的真實感覺甚至不太可能被描述為“甜蜜的”。至於“理所應當”這個詞，是別人碰巧想到你的亡故時形容他們本人的感受的。這種情況不會經常發生，而且對你也沒有用處。蓋爾斯和提圖斯所麵對的隻有兩條出路。要麼堅持徹底揭露這種情感，就像他們曾經揭露其他情感一樣；要麼著手從外部培養出一種他們相信對學生來說毫無價值，卻可以使其獻出生命的情感——因為讓我們的年輕人感受到這樣的情感對我們（這些幸存者）來說是有用的。如果他們致力於此，那麼新舊兩種教育的差異將變得尤為重要。以往的教育中“啟蒙”的地方，新的教育卻隻是“決定”。以往的教育在對待學生時就像大鳥教小鳥飛翔，而新的教育對待學生卻像家禽飼養員對待幼鳥，出於某種目的把它們培養成某種樣子，這目的幼鳥卻一無所知。簡而言之，以往的教育是一種“傳播”——把為人之道傳授於人；而新的教育僅僅隻是“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