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務本。[1] ——《論語》學而1：2
如果本著“綠皮書”的精神進行教育，必將導致接受這種教育的社會走向毀滅。但這並不一定能證明，對價值問題的主觀主義觀點作為一種理論是錯誤的。真理也許是這樣的：如果我們接受它，就會麵對死亡。沒有一個藉著“道”說話的人會因此排斥“道”，正如《伊利亞特》中所說的，“如果你想殺死我們，也請在陽光下。”[2]但是“綠皮書”的問題還未達到這個境界，蓋爾斯和提圖斯的哲學觀中存在理論上的困難。
無論這兩個作者對於某些傳統價值觀的判斷有多麼主觀，撰寫“綠皮書”這一行為也已經告訴了讀者，肯定有一些其他的價值觀在他們眼中毫無主觀成分。他們為了將新生代的心智培養成某種狀態而寫作，這如若不是因為他們認為那樣的心智狀態本身是好且公正的，則必然是因為他們認為對這種心智的培養可以使社會達成某種理想狀態。要從“綠皮書”中把他們心中的完美典型整理出來並非難事，但我們無需這樣做。重要的不是辨別他們的確切目標，而是他們懷有目標這一事實。他們一定心懷某種目標，否則這本（純粹實用性的）書就寫得漫無目的。而且這個目標在他們看來，一定有其真正的價值。刻意避免把這個目標稱為“好的”，而用“必要的”“進步的”或“有效的”這樣的表述取而代之，隻能算是一種詭計。他們終將被迫回答如下質疑：“對什麼來說是必要的？”“朝著什麼方向進步？”“有效的什麼？”不得已之下，他們隻能承認，在他們看來，事物的某些狀態本身就是好的。這一次，他們將無法繼續主張“好的”一詞僅僅描述了他們自己對此事的情感。事實上，“綠皮書”的整體目標正是要訓練年輕讀者接受他們對某些事物的認可。然而，除非他們自己認為這種認可在某種意義上是有效或正確的，否則這就是傻子或惡棍的行徑。
人們會發現，蓋爾斯和提圖斯其實是以完全不加批判的教條主義態度抱持著他們的整個價值觀體係的。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這種價值觀體係碰巧流行於接受過適當教育的職業階層青年人中。[3]他們對於價值觀的懷疑流於表麵，他們將這種懷疑論加之於別人的價值觀，卻沒有對自己的價值觀持以足夠的懷疑態度。這種現象非常普遍。許多人去“揭穿”傳統的或（他們所謂的）“多愁善感”的價值觀，其實在他們心底有著自己的價值觀，卻相信它們不需要被如此評判和審視。他們宣稱自己正在將寄生的情感、宗教的製約和傳統禁忌剝除，以使“真實的”或“基本的”價值觀顯現。接下來我會嚐試說明，以上想法若被嚴格執行將會產生什麼結果。
讓我們沿用之前那個為國犧牲的例子，這當然並非因為美德是唯一的價值或者殉道是唯一的美德，而是因為這個“判決實驗”[4]最為清楚地展示了不同的思想體係。讓我們假設有這樣一個價值觀的創新者，他認為應該把“甜蜜而且理所應當”[5]以及“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6]作為完全非理性的情感加以剝除，這樣我們就可以考量為國犧牲這一價值觀的“現實”或“基本”的根源了。他會在哪裏找到這根源呢？
首先，他可能會說，真正的價值在於為集體犧牲這一行為的實用性。他可能會說“善，意味著對集體有用。”但是全體成員之死對集體本身肯定並無益處，隻有部分成員的死亡才是有利於集體的。那句話的真正意思是：一些人的死亡，是對另一些人有利的。的確如此。但是，憑什麼要求一些人為另一些人的利益而獻出生命？根據之前的假設，任何關於驕傲、榮譽、羞恥，或是愛的訴求都已經被排除了。要使用這些概念做出解答就相當於要回歸感性；而創新者已經把情感剔除了，他的任務是從純理性的角度向人們解釋為什麼他們最好去死，以便別人可以活下來。他可能會說“除非我們中的一些人冒著喪命的風險，不然所有的人都必死無疑。”但是隻有在很少的情況下才會發生這樣的事。即使這種情況的確發生了，也會惹來一種合情合理的反詰：“為什麼該由我來承受這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