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後我猛的想起，不管他怎麼講，怎麼討好我，等我到了他家裏，他會把我當作奴隸賣掉。[1] ——《天路曆程》約翰·班揚[2]
在描述應用科學的發展時，“人類對自然的征服”是一種常用的表達。不久前，有人對我的朋友說了這樣一句話：“人類打敗了自然。”在他們的交談中，這句話帶有一種悲劇性的美，因為說此話的人即將被肺結核奪走生命。“沒關係，”他說，“我知道我在這場鬥爭的死傷者之列。勝利的一方當然會和失敗方一樣有死有傷，但這不改變他們即將取得勝利這一事實。”我選擇從上麵這件事說起，是為了表明我並不想貶低如前所述的“人類征服自然”這一過程所帶來的實質性利益，更不想輕視人們在這一過程中的真誠奉獻和自我犧牲。但是，接下來我必須更加深入地分析一下這種觀念。在何種意義上，人類對自然擁有了日益增長的權力？
讓我們來看三個典型的例子：飛機、無線電和避孕用品。在一個文明社會中，在和平年代，任何人隻要負擔得起就可以使用這些東西。但嚴格地講，當他使用這些東西時，並不能說他就是在行使個體對自然的權力，或者說他本人正在駕馭自然。如果我付錢讓你把我背起來，我本人並不因此成為一個強壯的人。對於上述三種東西中的任意一種，總有一些人可能會被另一些人剝奪使用它們的機會。這樣做的人可能是出售或批準出售它們人，擁有生產原料的人，或是生產它們的人。我們所說的人類的權力實際上隻屬於某一些人，這種權力使得他們可以允許或禁止他人受益。此外，就飛機和無線電所顯示的權力來看，人類不僅是權力的擁有者，也同樣程度地扮演了權力的受害者或客體的角色，因為他正是炮彈轟炸和輿論宣傳的對象。至於避孕用品，這個問題則頗有幾分荒謬的負麵意味，因為所有潛在的未來世代都受其影響，都是這種控製的承受者。他們都承受著已經在世的人們對其的影響。在單純的避孕中，他們會被剝奪存在的機會；而如果避孕被用在優生和選育中，便是未經過他們同意，就將他們塑造成某一個世代出於自己的理由而偏好的樣子。從這種觀點看，所謂人類對自然的權力，實際上是一些人以自然為工具對另一些人行使的權力。
我們抱怨人類一直濫用自然賦予他們的權力並用這種權力傷害自己的同類，這種說法當然是一種老生常談，而我想談的也並非這種觀點。我要談的並不是某些通過道德層麵的提升便可得到修正的，特定的墮落行徑和陋習。我討論的是所謂的“人類對自然的權力”之必然本質和一貫屬性。毫無疑問，通過原材料和工廠的公有化以及對科學研究進行公共控製，情況也許是可以改變的。但除非我們成立一個世界政府，否則這仍將意味著某個國家擁有對其他國家的支配權。即便是在世界政府或國家內部，從原則上講，這也仍意味著多數派對少數派的權力，並會具體體現為政府對人民的權力。而所有在較大時間尺度上行使的權力，特別是在繁衍和撫育上的權力，則必然意味著先前世代對後續世代的權力。
後麵這一點並不總能獲得足夠的重視，因為那些針對社會問題寫作的人還沒有學會像物理學家一樣把時間也算作一個維度。人類對自然的權力究竟意味著什麼？由此產生的某些人對另一些人的權力又意味著什麼？為了充分理解這個問題，我們需要設想人類這個物種從誕生之日到滅絕之時的完整過程。每一代人都會對其後的世代行使權力，而每一代人也都在改造前人遺留下來的環境，並對傳統進行反抗，以此抵抗和遏製之前世代的權力。這會改變我們之前的設想。在我們本來的設想中，這個過程時常被描述為人類逐漸從傳統中獲得解放並不斷增強對自然的控製，也正是這個過程被認為導致了人類權力的持續增長。事實上，如果通過優生學和科學教育，任何一個時代真的擁有了可以隨心所欲地塑造自己後代的權力，那麼之後的所有人類必將會變成這種權力實施的對象。這些人變得更弱小了，而不是更強大。因為雖然我們給予了他們絕妙的設備，我們同樣已經預設了他們將如何使用這些設備。並且，如果這個對後代擁有了最高權力的時代同時也是（幾乎必然是）最大程度地從傳統中得到解放的時代，那麼，它將像削弱後繼世代的權力一樣大幅削弱先前世代的權力。除此之外，我們還必須記住，一個世代出現得越晚，就越接近於這個物種的滅絕，它擁有的對後世的權力也會越發有限，因為可以控製的後代將是如此稀少。所以，一個物種不可能獲得一種縱貫其曆史的、整體上穩定增長的權力。最後一代人類將遠非權力的繼承者，而是所有人類中最大程度地受製於我們已故的偉大計劃者和決定者的人。他們能夠對未來行使的權力也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