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情況是，某個時代將會成為主導時代，讓我們假定它是公元100世紀。這個主導時代最為成功地抵製了之前的時代，並最為難以抗拒地主導所有後續時代。所以，這個時代是全人類的真正主人。但是，本身作為物種中一個無限小的群體，在這個主導世代的內部，權力仍然會被一個更小的群體所享用。如果一些科學規劃者的夢想得以實現，人類對自然的征服將意味著幾百個人統治數以十億計的人類個體。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權力在人類這一邊的簡單增長。人類獲取的每一項新權力同時也駕馭著人類。每一次進步都在使人類更強的同時削弱人類。每一次勝利中，人類既是凱旋的將軍，也是跟隨在勝利者戰車後的俘虜。
我還沒有講到這種矛盾的勝利的總體結果到底是好的還是壞的。我隻是在澄清人類對自然的征服實際上意味著什麼，尤其是這種征服的最終階段意味著什麼。這一階段也許並不遙遠。當人類通過優生學、產前調控，以及基於對心理學的完美應用的教育和宣傳攻勢實現了對自己的徹底控製，這個最終階段就會到來。人性將是自然向人類投降前交出的最後的一個戰利品。這場戰役終將分出勝負。我們會從克洛托[3]手中接過生命之線，從此便可隨心所欲地塑造人類這個物種。確實會有一方在這場戰鬥中取勝。但是，確切地講，誰是勝者？
如我們所見，人類隨心所欲地塑造自身的權力實際上是一些人隨心所欲地塑造另一些人的權力。迄今為止的所有時代中，養育和教導無疑已經在某種意義上行使這一權力了。但我們在未來必須麵對的情境有與以往有所不同。這體現在兩個方麵。首先，這種權力會極大地增長。迄今為止，教育學家們的各種計劃都落空了。比如，柏拉圖曾經如何想要把每一個嬰兒都變成“養育所裏的混血兒”[4]；埃利奧特[5]如何計劃讓男孩子在七歲之前不見男人，而七歲之後不見女人[6]；洛克[7]又怎樣希望孩子們穿漏水的鞋子，並禁止他們發展詩歌方麵的能力。[8，9]事實上，當我們讀到這些計劃，我們應該慶幸：出於一種有益的痼疾，真實生活中的母親和保姆，尤其是真實的孩子們，保住了人類這一種族尚存的理智。但新時代的人類塑造者將會擁有無所不能的權力和無法抗拒的科學技術。最終會出現一群決定者，他們將能夠真正隨心所欲地塑造後世的人類。
第二個不同之處甚至更為重要。在比較古老的傳統中，教育者想要塑造出什麼樣的人，他們塑造人的動機又是什麼，都是由“道”規定的。教師們本身也受“道”這種規範的約束，不能違背。他們不是按照自己選擇的樣式來塑造人，而是傳遞自己曾接受的東西。他們將年輕的新人引向人性之謎，這奧秘將籠罩在學生頭頂，就像曾淩駕於教育者們頭上一樣。這曾經就像大鳥教小鳥飛翔。這種情況將會被改變。現在，價值隻是自然現象。在學生心中培養價值判斷正是塑造的一部分。無論“道”是什麼，它將是教育的結果，而非動力。決定者已經不再受其影響。這是人類征服的又一部分自然。對於他們來說，人類活動的終極動力將不再由外界給予。他們已經放棄了——就像電流一樣，決定者的功能是控製，而不是服從。他們知道如何創造良知，並且將決定創造何種良知。但他們自己身處其外，或者說，身處其上。我們考慮的是人類與自然進行鬥爭的最後階段。現在最終的勝者已經產生了。人性已經被征服——當然，也是已經征服了，無論從何種意義上來理解。
屆時決定者將會根據自己的考量選擇將何種人造的“道”應用於人類之中。他們將是人類行為的動因，將是動力的創造者。但他們將如何驅動自己？
也許在一段時間內，他們可以被頭腦中存留的古老而又“天然”的“道”所驅動。於是，起初他們可能會把自己看作是人性的仆從和守護者，並認為自己有“責任”讓它向“善”的方向發展。然而，他們僅僅是出於一種誤解才得以維持了這種狀態。他們認識到，正是現在他們能夠控製的某些過程導致了“責任”這個概念的產生。他們的勝利完全在於這樣一種狀態上的轉變：從必須遵循那些過程行事，到將其作為工具使用。現在他們將不得不對諸多問題做出決定，其中之一便是，還要不要對其他人進行控製，從而使我們保持對責任的原有理解和一貫反應。責任如何能幫他們做出決定呢？責任本身正站在被告席上，它不可能同時做法官。而“善”的處境也並沒有好多少。這些決定者非常了解如何才能在人們的頭腦中製造出對“善”的諸多不同定義。而問題是，他們應該製造哪種善，如果他們真的要製造的話。沒有任何關於善的概念可以幫助他們做出決定。在比較的過程中，抱定其中一個對象，並將其作為比較的標準，這樣的行為實屬荒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