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時有夢萬萬千，卻是從來也沒有敢想到做畫家、做作家。
在我們年輕的那個年代裏，是不可能有自己的誌願的，“服從組織分配”和“祖國的需要就是誌願”的口號壓倒了一切。而對於我來說，理想更是虛妄，根本不可能有什麼僭越的非分之想。
倒是有過幾個與藝術有關的機緣：四歲時，我是個全市知名的小童星，經常上台演話劇。五年級時，我創作了自己有生以來的第一件文藝作品——相聲。六年級時，全國“大躍進”，老師分配我一段圍牆，我畫了自己有生以來的第一幅大壁畫《南瓜樓房》。高中時，我是學校黑板報的主要撰稿人，還是校樂隊的成員。但這一切與理想搭邊的潛在天賦的發展，都隨著家庭成分的問題而被扼製。
一
我的文學創作開始於1978年。一個偶然的機會使我誤上了文學這條船，從此就一往而無返。
盡管這個開始並不算晚，但對我來說，這條文學之路卻是已經遲了多年。長期以來阻擋我進入文學之門的，不是才華的欠缺，而是家庭成分。因為我父親被錯劃為“右派”，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所以多年來我不得不低首下心，強行壓抑住內心對文學創作的欲望，在那個大字報、大批判橫飛的年代裏，是不敢發表一個字的作品的，生怕被人揪往尾巴。幸好我還會作畫，在“文革”中這一特長得到了盡情的發揮，當時，我的作品已經參加過多次省級美
展，已經是省美協最早的會員之一了，還是市美協的副主席、江蘇省版畫家協會的副會長。
文學少年畫家夢，文學永遠是一個青年的夢，這個夢雖然來得遲了點，但卻是相當離奇，也相當的誇張，因為那是一個異想天開之夢。
1978年，隨著父親的冤假錯案得以平反，眼看著無數的作品在複蘇了的刊物上發表，我的文學之夢也跟著開啟，我寫了一篇名為《震驚世界的喜馬拉雅——橫斷龍》的科學幻想小說。是寫幾位古生物學家，在西藏與雲南交界處的一個魔鬼湖發現了活著的恐龍的故事。在當時的中國文壇上，科幻小說還是稀罕之物。
小說寫好了，我冒昧投寄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去，沒想到立即被《科學畫報》選中，兩期連載。這篇一萬多字的科幻小說竟然在國內引起了極大的反響，紛紛傳說在西藏發現了活著的恐龍，不斷有人打電話到編輯部去詢問真假，致電給小說的主人公表示祝賀！甚至中國科學院古生物研究所也為此開了會，《中國青年報》也為此開了一個專欄，專門請古生物學家來解答中國究竟會不會有還活著的恐龍？恐龍的真假問題鬧得全國沸沸揚揚，撲朔迷離。
小說一出名，其他的事也接踵而來湊熱鬧：很多刊物前來約稿不說，筆會和會議也不斷。好幾家出版社把它改編成了連環畫，各種書籍版本都收了它。電影製片廠也來了，邀我把這個小說改成電影劇本，請我到長影的小白樓裏去住了一星期。但因為書中道具恐龍的造價太高，當時電腦還未發明，技術上無法做到惟妙惟肖，如果當時能夠拍攝成功的話，也許現在登上奧斯卡領獎台的就不會是拍了《侏羅紀公園》的斯皮爾伯格了。出版社將這部科幻小說出了單行本，隨後在省裏獲了獎。之後又給我出了一本科幻小說集。我第二年就加入了省作家協會，成為作協和美協的雙重會員，從一位畫家轉變成了作家，我也從此踏進了文學之門。迄今，這部小說已經成了中國科幻小說的經典之作，三十年來已被選進了十八種不同的選本。
在成功欣喜的同時，麻煩也接踵而至。這篇看似僅供人娛樂的小說，卻在社會上引起了一場科幻小說究竟是姓“科”還是姓
“文”的爭論。正好那時的政治背景是“清汙”，於是有人便指責科幻小說是對科學的一種汙染，甚至上升到是“偽科學”的高度，於是科幻小說家便紛紛自危了，他們都認為科幻小說姓“文”，都把求助的目光轉向作協。
但是，作協的態度也不明朗，因為文學界一直視科幻小說為“小兒科”，隻是把它作為兒童文學裏的一個分支，並不視為主流文學，對它的創作規律不甚了了，也把科幻小說作家與科普作家歸為一類，認為它是科普，隻有極少數的科幻作家能夠加入作協。在這樣前後兩難的情況下，中國的科幻一時基本絕跡，直到90年代末才複興。
盡管我因科幻小說而獲譽，但在出版了兩本科幻小說集之後，也對科幻小說這一形式產生了懷疑和厭倦，我對科幻中那種無中生有、異想天開的場景已生厭情，對我來說，必須有自己熟悉的生活基地，科學對我來說是陌生而蒼白的，我必須另尋生活基地，所以便在80年代決心退出科幻小說領域，改攻純文學。
二
我是畫家，對我來說，美術就是取之不竭的生活之源，這裏麵也有著人所不道的喜怒哀樂，也有著陰陽性格，也有著大起大落，80年代之後，我便把目光轉向了美術題材，並終生以它為業。因為我諳熟此道，我會寫得比別人深入，也會比別人寫得內行而精彩。
長期以來，一直有一個相當熟悉而高大的身影活動在我的心底，那就是著名的畫家石魯。
石魯是中國畫壇中最具個性的畫家，也是最具爭議性的畫家，他的畫作被作為“野怪亂黑”的典型而橫遭批判，在“文革”中被江青“欽點”而判死緩，他被逼致瘋，憤而出走，以後在病中以具有文人畫反抗鋒芒的書畫作品而傲立於世。他是中國新時代畫家最特立獨行的人物，最早把前人所不屑的荒蕪的黃土高原納入視野畫題，是西北“長安畫派”開宗立派的人物。他的畫風狂放粗野，不入窠臼，被稱為是“中國的梵·高”，被評為20世紀中國畫的十三位大師級人物之一。就是這樣一位偉大的人物，我曾在“文革”中與他有過十年的交往，曾相隨在他的身邊很久，當時就立下了要把他寫出來的願望。決定寫一部長篇小說。
固然一個畫家的個人故事也可能成為一個長篇，但要作為一部優秀的長篇小說，就要使書中創造的人物具有典型意義，要成為一個時代的象征，那就需要將故事拓展成為一個社會的縮影。而石魯的個人經曆恰恰正具有傳奇性，他所代表的正是一代畫家在那個特定的時代裏的普遍遭遇。他背棄封建家庭，隻身從四川步行到延安，投身革命之後總因為堅持強烈的個性並體現在他的畫作裏，使他在創作道路上不時被批判，但他的堅定信念未變。即使在“文革”中兩世為人，被逼致瘋，但仍以手中的畫筆作刀戟，投向迫害他的“四人幫”。在他的身上我們不僅看到了一個革命文藝工作者的堅貞，也看到了延續千年的中國傳統知識分子身上的那股桀驁之氣，我要寫出的不僅僅是石魯個人，而是整整一代知識分子的丹青譜。在以往的小說中，都是工農兵和勞動人民占主體，現在我讓一位剝削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作了主人公，而讓他不平地死去，這是要冒著一股勇氣的。以我對石魯的了解、以我對美術界的熟悉都還不夠，還需要有廣闊的社會背景作資料，需要有更加深刻的思考，才能使我的小說成立。於是，我將花了八年的時間搜集來的資料細細研讀，又研究了中國革命史、中國繪畫史和盡可能找到的“文革”史，然後在90年代初的一個夏天，背上行囊，鑽進了川陝的大山之中，收集到了大量的素材。我把這部長篇小說命名為《白發狂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