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後又回到“五七幹校”，繼續鍛煉。
1972年，本來我們要在湖北省就地分配了，但傳說周總理講“綜考會還是需要的”，不知真假，反正領導上又突然決定，科學院還要搞綜合考察，於是綜考會人員又回北京了。
1973年開始大規模綜合考察，成果頗豐
製定青藏考察十年規劃
從“五七幹校”回來後，綜考會被合並到中科院地理所。我們被分配到各個室去。我到自然地理室土地組，組長唐孝謂（後來在荷蘭留學時不幸溺水而死），我是副組長。行政人員被分開，不叫所長、副所長，叫革命領導小組。組長由地理所的人出任，副組長有一位是綜考會的，另一位是地理所的。
合並到地理所後，我的頭項任務還是搞青藏。“文革”期間，1966—1968年曾搞了三年珠峰的考察，是配合國家體委第二次登山，是科學院配合他們登山而進行科學考察的。1966年的隊長是劉東生、施雅風，可惜剛出隊，“文革”就開始了，他們被召回去了。1967年在“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下，造反派認定登珠峰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任務，所以決定繼續考察。1967—1968年由造反派成員牽頭去考察了兩年，但並無總結。1972年有人提出考察三年，總該總結點什麼。之所以敢提出此問題，是因為1972年周總理對周培源的一次講話，他帶點批評的口氣說，基礎研究非常重要，一定要把它抓好，不要說過去就過去，像浮雲一樣。周培源回來就在科技界傳播開了。“臭知識分子”這下可揚眉吐氣了，周總理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說要搞基礎研究，所以舊話重提，就要把珠峰考察總結重新抓起來。1972年底總結完了，開了一個學術交流會，在蘭州召開的。前半段交流珠峰考察結果，院裏是過興先同誌主持的，他長期主持生物地學部的工作。大家反映“十二年規劃”和“十年規劃”都未執行，所以還應製定一個青藏高原考察的長期、係統、全麵、連續的計劃。這樣，由我主筆寫了一個規劃，叫做“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綜合考察長遠規劃”，也是十年規劃，從1973年開始。有周總理的話撐腰，大家紛紛提出要研究這個，研究那個。院裏同意1973年組隊。冷冰仍舊是隊長，我是副隊長。一年後，他身體不好，第二年就交給何希吾了。
我的主導思想是搜集資料、填補空白
1973年開始的考察就比較係統了，當時主題清楚。我就把搞基礎研究的思想充分發揮了。我的思想很明確，對西藏應該有一個全麵的掃描，把西藏的各種資料先搜集起來，所以當時隊伍規模很大，有50多個專業，涉及地學、生物學、農業的許多分支領域，幾乎是包括了一切涉及自然條件的學科。因為要做研究，連基本問題都搞不清楚，談何理論研究。全世界就這麼一個大高原，沒有地方同它的情況是一樣的。海拔一高，很多情況就不同了，比如土壤類型，別的地方都沒有的，叫什麼名字都是個新問題。《西藏的土壤》那本書中許多土壤是我們起的名字。而且土壤分布規律也要自己去探索，比如什麼條件下形成什麼土壤。現在全國都在使用我們當初定的這些土壤名稱。又比如植物，4年發現了300多個新種，許多是西藏特有種，是世界上從來沒有發現過的。如果連物種都未搞清，怎樣研究它的起源、形成等問題？總之，我的基本思想是搜集資料、填補空白，在此基礎上盡可能做一些理論分析、理論提高。
考察時一般按各個專業活動，但也有結合起來的，比如搞土壤和搞地植物的就可以結合。考察的方式、路線都比較一致的，便聯合行動。但搞冰川的隻能到冰川上去，所以也有些是以考察路線比較接近的專業組成小組出發。
考察規模不斷擴大
自1973年開始我們幹了4年野外工作。剛組隊時，隊伍隻有幾十個人，我們選擇藏東南察隅地區試點，因為那裏地勢低一點，隻有1000多米。我們稱之為“西藏的江南”，可以種水稻，有亞熱帶的常綠闊葉林。第一年活動範圍不大，活動相對集中，大本營在一個地方。
西藏的野外工作的確太困難了，高山缺氧，交通困難，冬天不可能工作，隻有夏天幹半年。我們都是坐汽車進藏。有一次實在趕不及了，我專門打報告給鄧述慧（當時在院部主管科研業務工作），經她特批包了一架飛機，把考察隊送到拉薩。院裏對青藏考察工作是很支持的。那時經費也未感到困難。後來科影要拍一個科教片，要拍鳥瞰鏡頭，我們還租了一架飛機，為他們飛了好幾天。這一時期考察隊規模不斷擴大，到1976年已達400多人，將自然科學中的地學、宏觀生物學領域許多學科都組織進來了，像梳頭發似的，把西藏的山山水水都梳了一遍。
到野外考察的著名專家很少，這個時期隻有吳征鎰先生到過西藏。總體來說，隊伍很年輕，三四十歲左右。到1977—1979年室內總結時，一些老專家參加了工作，如鄭作新、李星學、徐仁、高由禧、穆恩之、楊敬之等。我當時四十來歲，已算“老”資格了。這是因為經過“文化大革命”，許多老科學家失去了寶貴的時間。
第二年我們就向藏南方向轉移了，目標是4年把西藏120萬平方公裏的國土情況先摸清楚。藏南交通條件比較好，靠近拉薩，1974—1975年考察隊全部在西藏南部地區。開始時進度不能太快，人員來自各單位，有研究所，也有高校，如南京大學、北京大學、蘭州大學的專業人員。雖然我們專業是一樣的，但研究方法可能有不同，所以頭一兩年是磨合的過程，工作比較細，比較慢，共同探討。1976年，整個考察隊就分成了四個分隊，一個到昌都地區，西藏最東部；一個到那曲，在拉薩以北；一個到藏北羌塘地區，這裏很艱苦，基本是無人區；再一個是阿裏地區。這樣我們的工作從西藏的東部到西部全麵展開了。人也增加了，經過三年，有了一批老隊員，又開始增加新隊員。雖然分成了四個分隊，但每一專科都有老人統一組織。整個考察隊，每個專業組都是統一計劃的，隻不過人分成四攤去跑，四個分隊負責野外組織工作。我們先在拉薩集中，統一做出計劃後，各分隊分散進行考察，再規定一個統一的日期回拉薩集中。但阿裏分隊不再回拉薩，因為交通太困難了，就從新疆出去了。四個分隊的負責人分別是：那曲隊的分隊長是翟貴宏，昌都是劉玉凱，阿裏是我，藏北是王震寰。
最後一年是最艱苦的一年。我們的人都分散到西藏交通和自然條件比較艱苦的地方，例如羌塘這些無人區。現在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主任陳宜瑜院士，當時就在藏北地區搞魚類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