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取老百姓的支持是中國破案的特色，也是破案的關鍵所在。在當地派出所所長陪同下，我們特地拜訪了山上景頗族山寨的村長和山下傣族村的村長，我言辭懇切地向他們介紹了案情，強調了破案的重要性，同時又請他們一起喝了酒。為了破案“寧傷身體，不傷感情”地一飲一大杯，對方見我們如此懷有誠意，便拍胸脯保證道：“王總隊長，如果需要我們幫忙，隻要你一聲吆喝，不管抓誰，我來帶路，保證你不會有麻煩。”聽罷，我一仰脖子又是一大杯“咕嘟咕嘟”一飲而盡。沒想到那地方土酒後勁特厲害，我回住處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從昏睡中醒來。
通過近一個月的深入調查，對住宿名單、封箱膠帶、販毒、盜竊上百名對象逐一排查，結果大多被否定，還有幾名出境去了緬甸。無奈，我們請求當地公安布置了力量，一旦發現他回來立刻扣押。我們從當地帶回了894名失槍期間到過當地或與當地有密切聯係的各省、市人員名單，以便回上海後分頭查證。
獲線索欣喜若狂被排除陷入僵局
回滬後，我們雖立足雲南，但沒有放棄上海本地的調查。雖然我這時又參與本市其他許多大案的偵破，但“11·23”案子一直是我心中最牽掛的案子，我不言放棄，我盯住毛立章副支隊長，讓他不斷地打電話訊問進展情況。
1995年8月下旬，雲南警方傳來令人高興的信息，告知有一重大嫌疑對象。我聽完彙報後立刻令毛立章與顧智敏探長率員第二次飛赴雲南。
經偵查，嫌疑人譚某係個體戶，常到鄉政府玩，有賭、嫖惡習，債台高築。其妻子與槍主妻子係同事，兩家關係比較密切，後嫌疑人因違法行為被李發宗處理，遂懷恨在心，有報複李的動機。正巧嫌疑人在李發宗失槍後突然失蹤去了緬甸。譚曾揚言自己有把槍，還托人幫買子彈。在調查中還發現譚有一個華僑農場朋友在上海案發期間兩次來滬，並托人去取一個用布包著的密碼箱。我聽到電話彙報後，興奮不已，下令不惜一切代價要抓住他！毛立章與當地警方深入到緬甸境內。9月2日，譚不請自入，終於在中緬邊境的拉咱被查獲。連夜對譚的強化審訊，一連審了五天，這塊骨頭才開口，但在關鍵時間段裏，都有數名證人證實譚無盜槍時間；上海發案期間，也無譚的熟人滯留案發地，農場朋友的那隻密碼箱是棕色的，與死者箱子的顏色不一樣。至於槍與子彈，譚說是自己吹牛，因為常在外奔波，想嚇嚇人壯壯膽。子彈確實幫人搞過，都給境外商人，用來換木材指標……我接到毛立章的電話後，太失所望，但我還不死心，為確保萬一，決定將對象帶回來審訊。
對象一到上海，我連夜審訊，結果一切均被否定，偵破更陷入僵局。
1995年9月26日，專案組成員由毛立章帶隊，第四次赴雲南。
與當地警方交流分析後，決定以失槍地為中心，擴大輻射範圍和時間，再次調查失槍時間前後到達該地周邊地區的外省人員。由於兩年前住宿登記不全，難以使偵查工作做到百密無疏，四處奔波了，一個月後再次無功而返。
毛立章等一行拖著疲憊的身軀打道回滬，尚未恢複疲勞，10月底，雲南警方又傳來一條發現一名重大嫌疑的信息。據當地羈押場所的一名在押犯嚴某揭發：當地有一位趙醫生，嗜賭成性。有次嚴某上門討債，無意中從趙醫生的枕頭下摸出一支手槍，正好奇地端詳時，趙醫生進門見狀一把奪回手槍，神色嚴厲地說：“危險！裏麵有子彈！”說罷又叮囑萬不能說出去，否則要坐牢的。槍是什麼型號，嚴某一無所知，幾經辨認，嚴某指認為“五四”式，同時，嚴某還見過趙的兒子曾玩過一個照相機，而趙醫生又恰恰是曾在失主李發宗家幫過忙的女孩的親戚。我聽到這個消息後，像注入了興奮劑一般的激動難抑，看著毛立章因為長期在外，人折騰得又瘦又黑，心裏很痛惜。三十多歲的顧智明從雲南回來不久，前幾天突然中風，幸虧及時搶救活了過來，但已癱瘓在床，連話也不能說。我知道這是積勞成疾的結果。但為了案子隻有請毛立章再次出馬。
毛立章聞訊也欣喜若狂，顧不得疲勞又率員五下雲南。
經偵查，失槍時間與趙醫生藏槍時間吻合，醫生又具備進入現場的條件，因他係少數民族，又是人大代表，但為了破案，我指示毛立章，邊偵查邊履行法律手續，不要打草驚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