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案犯身上有槍，我定下了智取為上的抓捕方案。為防止驚弓之鳥聞風逃走，上午9時許，我們以做生意名義打電話至案犯許慶國的家裏，許慶國親自接的電話。於是，我一再叮囑毛立章，一定要注意安全，做到萬無一失。毛立章點點頭，懷著壯士赴湯蹈火的悲壯與十五名化裝成便衣的防暴隊員坐著民用小車悄然來到許家樓下。他們三三兩兩地先後來到四樓監視，樓下也有人守住。大約10時許，鐵門突然開了，毛立章一行準備衝上去，卻見是一位年近花甲的老頭，等看清後老頭已鎖上鐵門下樓了，隻能等他回來。直守到中午還是不見有人出來，膽大心急的防暴隊員手持微衝想強行衝進去幹脆製服對手了事，但毛立章卻堅決服從我的指令，耐心守候，以靜製動。他們一行早已忘了吃午飯，耐心等待著最佳時機，至下午3時許，老頭終於從樓梯下出現了，當他打開鐵門和房門的瞬間，防暴隊員如饑虎撲食猛地撲進房門，一腳踹開房內的門，隻見一男一女睡在床上，對方尚未反應過來，幾個大漢已牢牢地按住了早已看熟照片的許慶國，這時老頭大聲呼救：“快來人，打劫嘍！”“我們是公安局的。”防暴隊員亮出了工作證，老頭說你們抓錯人了，這時毛立章已在書櫥裏找到了那支“五四”式手槍和李相奉的護照。
我顧不上吃飯，心急火燎地守在電話機旁等沈陽方麵的電話。鈴響了，隻聽到毛立章激動地大叫：“人到位了！槍到位了！護照到位了！”“千萬注意安全，馬上回來！”我也不知是怎麼放下電話的。
當晚審訊許慶國，這個東北漢子倒也爽快，他說自己太累了，今晚讓他好好睡一覺，明天保證全部交代。我見他很有個性，便也果斷地表示同意。
第二天上午，他果然不食言，一股腦兒地全說了：
我是朝鮮族人，大專畢業後幾經波折，最後因能操韓語，被山東煙台的一家韓資公司聘用。我幹得不比韓國人差，但我的薪水比他們少很多，我的心態很不平衡。
1994年夏，我決定買支槍搶劫一筆巨款，以便自己開公司做橡膠生意。通過朋友介紹結識了張金紹，請他幫我買支手槍和子彈，並給他留下了通訊地址。
11月中旬，我接到手槍已買到的電話後，興奮地趕赴雲南德宏州，花三千五百元買到手槍後，又乘車轉道至上海。因上海至沈陽火車票難以買到，便決定改乘飛機返回沈陽。23日下午，我來到機場觀察，發現帶槍難以通過安檢。這時，我發現有位女士接一位韓國乘客，我見來者有高級相機和密碼箱後，心想箱內一定有巨款，便決定尾隨他們，搶劫他。
當我從調度員口中聽到對象去虹橋賓館時，我便坐上後一輛出租車，在毗鄰的賓館下車，然後來到虹橋賓館大堂，見他們正在辦登記住宿手續。他們辦完手續上樓時，我感到搶劫兩人不安全，便靜坐在大堂內靜候，想等女士走後再下手，未料他們雙雙出門而去。見他倆鑽進出租車消失的背影，我決定再等一會，至下午4時許，還不見對象回來，我開始猶豫了，但想到已等候多時，好不容易覓到獵物，幹脆死等下去，至下午4時45分，李先生單獨一人走進了大堂，我一陣興奮，便尾隨至其住處，我用朝語叫開門後，對方以為是來客請我入座，我乘其不意迅速拔出手槍向他索錢，未料他卻摸出一美元來打發叫化子一般，我頓時怒從中來，用槍柄猛擊其頭部致其昏迷，並用黃色封箱膠帶封其口，綁其手腳，然後翻密碼箱，未料他從昏迷中醒來後，掐斷手上的封帶，衝至客房的大玻璃窗前猛砸玻璃，以引起別人注意求救，我驚慌中失去了理智，當時連開六槍，當場將他打死。
作案後，我雖然滿身血跡，但因我身穿黑色皮夾克，鮮血顏色未能明顯反映出來，故未能引起賓館職員及出租車司機注意。到達火車站附近某賓館後，我用自己的證件登記入住，然後用死者的護照訂購了當晚上海至沈陽的火車軟臥票。
進入客房後，我清洗了身上的血跡，整理了劫物，休息至9時45分許退房離開賓館，乘火車離滬返沈。
許慶國交代完後說，案子快過去兩年了，本以為沒事了，沒有料到還是被你們抓住了。
（李動）
發生在小洋樓裏的離婚風波
兒子成了“保衛”那幢小洋樓的犧牲品
1957年出生的季立剛有著令人羨慕的家世：祖父解放前就在上海買下了一幢三層樓的小洋房，自祖父1950年去香港後，偌大的小洋樓除底樓被叔叔一家占據，其他的九間房都是季立剛父母所有。1977年，祖父在香港去世，季立剛做醫生的父母遵照遺囑去了香港繼承遺產，妹妹這年也去了北外讀書，整個家中隻剩下季立剛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