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當初是不是由於一念之差而結合的我不知道，因為我從小到大沒有和他們生活在一起，他們在京郊豐台的鐵路工作，住在鐵路宿舍，我和奶奶生活在北京城裏，這點地理上的距離加大了我們之間心理上的距離。
在我過去這40多年的生命史上，遠離父母的生活將我塑造成了一個性情散漫的自由主義者。好在那時侯，我學會了一點兒不三不四的雕塑手藝，隔長不短地攬件雕塑的活兒幹幹，掙些個散碎銀子，維持自個兒閑散的生活。
1991年4月7日是個晌晴薄日，上午10點多鍾，我正興高采烈地和一個搭檔做一個表情端莊的人民女教師的雕像，我的呼機響了起來，我滿懷怨氣地撥通了電話，是弟弟焦急的聲音，“爸病了，現在鐵路總醫院，你快過來，打的過來。”
擱下電話，我幾乎是小跑著來到馬路邊兒，等不及那廉價麵的，我打了一輛對我而言太過奢侈的夏利。
來來往往的車在我麵前不斷閃過，我腦子一片空白，都不知道什麼時候來到了鐵路醫院門口的。還沒等我下車，弟已扒在窗口帶著哭腔說：“爸死了”。
這一天是星期天，沒什麼人看病，我們走到一條走廊昏暗的中部，妹妹迎上來，流著眼淚說：“哥，爸死了，讓公共汽車給耽誤了，爸在車上發病了，他們不給拉醫院搶救，給拉總站去了，放鍋爐房好幾個鍾頭……”
我看著躺在擔架床上的父親，半睜著眼，半張著嘴，額頭上沁出淡淡的血痕，我伸出手，把他冰涼的眼合上。妹妹在一邊說：爸是不是還沒死，再搶救一下。我看了一眼坐在旁邊的醫生，他說已經死了，送太平間吧。
一切都已不可挽回。
父親4月7日這天出行，是要到沙河三伯家給奶奶掃墓，順便也和在京的幾個弟弟們聚一聚。他在家是長子，又是孝子，為了這個“孝”字，他夾在我奶奶和我媽兩個臉色同樣陰沉的女人中間，一生過得都不痛快。
我家祖上是旗人，皇上在的時候，靠鐵杆莊稼，有吃有喝，民國以後，日子就漸漸衰敗。據說爺爺幹過倒賣古董的生意，沒掙著錢，又到門頭溝煤礦給人當賬房先生，也沒幹長久；因為患有高血壓，爺爺一生無正當職業。到父親十幾歲的時候，我家已淪落為城市貧民。身為長子的父親在14歲的年頭，到鐵路上當了一名司爐，那時還是日本占領時期，他每天從城裏到豐台機務段去上班。父親在家中是長子長孫，從小倍受寵愛，用奶奶的話講，家境尚好時，父親想要什麼，就買什麼，一不高興就掀桌子；我難以想象，童年時那麼頑劣的父親卻以14歲的少年之身，一下子就挑起了養活父母和4個弟弟的重擔，在那兵荒馬亂的年月，由於父親的工作，我們這個貧苦破落之家才得以維持。
伴隨父親一生的痛苦可能源於他的婚姻。在他結婚之前，奶奶是一家之主，他掙的錢全交給奶奶。結婚之後，他在豐台鐵路宿舍安家，把工資全交給奶奶就不合適了。當年他的財務分配情況，我並不知曉，童年的記憶中，是父親在每月15號發工資這一天，下班後會準時騎車上北京，把該給的錢交給奶奶。父親是素食者，每次回來，奶奶給他做的飯都是白菜雞蛋餡餅，父親吃得很香，但沉默寡言。我帶著一種崇敬的心情在一邊看著他，他幾乎從來不和我說一句話。
在我的記憶中，母親未來北京看過我。她是黑龍江人，刁鑽、自私、言語刻薄，念過中學，後來又在天津鐵道學院進修過一年，在50年代的基層，她也算個“大知識分子”了。
我大約是在上小學四五年級以後，才比較近切地接觸到母親。那是放寒暑假的時候，我回豐台的家住幾天。豐台的家沉悶、陰鬱，和在那的姐姐妹妹見了幾麵，因為平時不在一起生活，彼此生疏，不怎麼說話。記得母親是個衣著考究的人，穿的比孩子講究得多，每天下班以後，她對子女也不怎麼說話，偶而說一兩句話，不知怎麼的，她的臉就會突然耷拉下來，陰沉著，下巴頦抵在胸前，不大的眼睛凶巴巴地看著你。爸是跑車的，上下班沒點兒，回來之後，她也不大和他說話。他自己撅著屁股給自己做飯吃，通常是炸一點花椒油，煮點兒兩樣麵麵條，吃了。
偶而有事，兩個人很低沉地說話，常常是說著說著，父親就很凶地發起火來，粗聲大氣地說一句什麼，母親就不言語了。見過幾回這樣的爭吵，我多少明白了那其中的內容。母親這個人一天到晚想的事情，很多是圍繞著自己的利益，而她在謀劃個人利益的時候，往往要損害到別人的利益；當她將這樣的念頭講給父親聽的時候，忠厚耿直拙於言辭的父親最後往往吼出：不行！我想母親是知道父親是怎樣一個人的，她之所以幾乎每天都要上演這麼一出，是不是想在漫長的生活中用這種法子折磨父親做人的信念，最終改變父親。不過她的這種企圖在他們30多年的夫妻生活當中沒有得逞。麵對這樣每日的言語折磨，拙於言辭的父親日益變得沉默寡言。跟我們這些子女們也幾乎沒有一句話。我們父子一場，我幾乎記不起他跟我說過的一句開頭的話是什麼。
父親一生絕大部分的軌跡是，上班—下班—發工資給奶奶送生活費—吃奶奶給他烙的白菜雞蛋餡餅—騎自行車回豐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