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為了充分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為了獲取更多的利潤，張謇考慮得多麼細致周到。總之，至辛亥革命前夕，張謇已經組成了一個以紗廠為中心的具有相當規模的大生資本集團，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民族資本集團之一，並且不斷地向前擴展。
但主導因素是最重要的，它可以左右並決定其他因素的存在和存在方式。就l898年以後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呈現低潮。
這件事而言，主導因素可以析為以下兩個方麵：其一，中國人民因甲午戰敗的奇恥大辱掀起了設廠救國、實業救國的熱潮：但帝國主義的行動更快，他們利用《馬關條約》獲得的條約根據，加快了在中國設廠的步伐，大資本家、大財團挾重資來到中國，從而對弱小的中國民族資本形成了強大壓力。以棉紡織行業為例，雖然1865年起外商就不斷地要求在中國境內設立棉紡織廠，甚至不惜使用鬼蜮伎倆，偷偷設立，但都好景不長，均因清政府的官方獨占政策而告失敗。甲午戰後就不同了，《馬關條約》簽訂的當年，即l895年，上海一下子就出現了四家外商紗廠，分屬英商、美商和德商。以後日商又在中國境內大量傾銷日紗，給新興的民族棉紡織業帶來了極大壓力。甲午戰後設立的十幾家中國棉紡織廠自1898年起普遍發生虧損，有的難以支持，不得不盤給外商。年內，全國沒有一家新的民族紗廠設立，民族棉紡織走向低潮。清政府政策的不利影響。l895年至l898年曾經有開明的勢力影響過清政府的政策，這就是以光緒帝為的影響。光緒是個青年皇帝，很想有所做為，眼見山生靈塗炭，憂心如焚。於是，他在他的漢文老師、軍戶部尚書翁同，以及周圍一些開明官僚的支持下，采列旨在挽救財政危機、發展實業的政策。他們宣稱，危機的對策是“以籌餉練兵為急務，以恤商惠工為由人的政治態度和頑固官僚，時人的重要成員之一守官僚集團被稱措施恨的咬牙切將光緒囚禁瀛台則中斷了甲午以本源”，並進而采取一係列措施：1895年，飭令各省設立商務局；1896年，飭令盛宣懷籌設中國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並令各省廣勸華商“多設織布、織綢等局，廣為製造”。l898年，這股發展實業的高潮達到頂峰，光緒在康有為、梁啟超等資產階級維新派的推動下，宣布變法，推行了一係列旨在發展“節流”政策。“節流”還是“開源”，這是中國曆代統治者爭論不休的問題，大多時候都是“節流”的觀點占上峰。其實，這是不可避免的，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在人們韻經濟思想和政府經濟政策上的反映。在自然經濟條件下，生產發展緩慢，幾百年甚至幾千年都可能沒有太大改變。所以，封建統治者不大可能通過發展生產來明顯地改善財政收入的狀況，相反，倒是“節流”挖潛的效果更明顯，來的更快一點。但是，在中國已經產生資本主義，生產力日新月異地向前發展的時候，硬要實施以“節流”為主要特征的經濟政策，無疑就是倒行逆施，逆曆史潮流而動了。把持朝政的“後黨”集團隻知大肆搜括地方財政和民脂民膏以充盈中央銀庫，對甲午以來發展實業政策大都廢止，這對工業的發展是危害巨大的。所以，中國工業的發展自1898年以後陷入低潮，封建頑固勢力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
經過幾年的低潮，進入20世紀以後，中國工業的發展漸以達到120萬元左右。
麵粉工業的發展尤為顯著。1905年至l908年四年問新設的廠家數是過去26年問(1878年至1904年)的總和(17家)，資本額都在10萬元以上，高的可以達到40萬元。卷煙廠的新設數也是過去的5倍多(17：3)。
水電業方麵，甲午戰前隻有水電廠4家，其中2家開辦不久即行停業。甲午戰後至1904年陸續設立37家，而自1905年至l908年則設立了20家之多，多數資本額都在百萬元以上，最大的達到300萬元以上。
第一日本和沙東北打了北人民帶來了極大災難，無數無辜百姓慘死炮火之下，工商各業極度蕭條。但是，就全國而言，這場戰爭不能說一點有利因素也沒有。例如，交戰雙方的軍隊都需要大批食糧i麵粉供不應求，中國麵粉工業便大獲其利，異常隆盛，僅1905年一年間，上海、漢口等地便設立了麵粉廠6家，資本l35萬元。但是，這種“戰時景氣”隻是一時繁榮而已，戰事結束，麵粉立即滯銷，商人雖極力設法挽救，並墾請工商部設法扶植，仍無濟於事，許多麵粉廠不得不虧本經營，有的則改為碾米廠。由此可見，日俄戰爭不能成為1905年至l908年中國工業高潮的重要原因，至多有一個促成和引發的作用而已。
第二，中層因素，清政府政策的轉變。1901年，帝國主義列強強迫清政府簽訂屈辱的《辛醜條約》，賠款4億5千萬兩，清政府陷入更為嚴重的財政危機，必須尋求辦法以謀出路。封建頑固勢力在這次事變中徹底瓦解，首要分子均被帝國主義列為戰爭禍首，清政府不得不加以處置，否則難以對洋主製定了一係列獎勵私人投資產業的政策法令，如1903年的獎勵公司章程，l906年的獎給商勳章程，1907年的華商辦理農工商實業爵賞章程等。此外，還包括一係列有利於民族工業發展的法規，如l903年製訂的商律，1906年的破產律，l907年的礦務章程、商標局法規和印花稅則，以及1908年的銀行注冊章程等。這些法規的頒布為民族工業的發展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至少，當地方上有頑固保守官僚阻撓時，工商業主可以據理力爭了，而不至像陳啟源那樣無處說理，隻有逃遁一條路了。
但是，清政府這一係列政策的影響是有限的。雖然工商業的發展獲得了比以前較為寬鬆的環境，可是帝國主義在華企業也寬鬆了，因為清政府的許多政策都是按“華洋一體”的原則頒行的，帝國主義在華企業憑借其雄厚的實力和捷足先登的優勢，反而對民族工業的發展造成更大壓力。此外，清政府在頒布新政策的同時，並沒有廢除許多舊的封建性政策，這些政策的存在對工商各業的發展仍然是極大的束縛。
清政府政策的變化，在客觀上有利於民族工業的出現顯然較之日俄戰爭的影響要更大一些，所以結為中層原因。但是，僅僅把工業高潮的出現歸結策的變化似乎有些牽強，所以，仍需做進一步的探
第三，主要原因，人民群眾革命鬥爭的推動。曆史，還是人民創造曆史，這是幾千年爭論不休的哲學命題。其實，人類曆史的發展早已證明了人民史的主體作用。近代中國工業的發展史更是如此，至1898年工業發展高潮的出現直接源於人民群眾救亡圖存的革命鬥爭一樣，這次高潮的直接推動力量和根本動力還是源於人民群眾的反帝愛國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