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沙俄戰敗。這一結局使睡獅中國猛醒：原來白種人並不那麼全無不是，人種之問原來並無優劣之分，白種人能做到的事黃種人也能做到。就如當時的報紙所言：“從來富於自尊性質之中國人，見日本之獲勝，翻然有所悟。以為黃色人種不可侮，白色人種不足畏。乃國內有識之士，大聲疾呼，而倡利權收回之議。”以至一時問，全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收回利權運動，也就是要收回那些被帝國主義攫奪的鐵路、礦山利權。山西全省士民團結一心，成立了保晉礦務公司，要收回英商福公司攫取的全省礦山開采權；江蘇、浙江兩省聯合起來，要收回被英商霸占的蘇杭甬鐵路修造權，還有安徽、四川l、雲南、山東、吉林、兩湖、廣東等。收回利權運動形成了一個具有全國聲勢的群眾革命運動，給了帝國主義擊。經過努力，一些帝國主義企業被收回，轉變為民加強了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力量。收回利權運動還使步認識到，欲不再丟失利權，就必須自籌資本，開拓杜絕外人之覬覦。於是人們紛紛解囊，爭相認購股業成批出現，民族工業由此獲得了長足進步。美貨是人民群眾反帝愛國鬥爭的又一個重要組成部年，從大洋彼岸傳來了美國虐待旅美華僑的消息，了全國人民的極大義憤，滬j蘇、浙、閩、粵、贛、皖、冀、桂等省市的工商業者、學生和市民紛紛集合，抗議美帝國主義的暴行，宣布長期抵製美貨。美貨進口量驟然下降，從l905年的76916838海關兩，降為44436209海關兩，幾乎下降了一半。南方各省和青島人民還開展了抵製日貨和抵製德貨運動，也使日貨和德貨的進口大為下降。市場上的外國貨少了，國貨自然就好銷了，民族工業的壓力減輕了，當然趁此機會大為發展。
綜合以上不難看出，人民群眾的革命鬥爭明顯地促成了1905年至l908年工業發展高潮的出現。但是，另外兩個因素的影響也不能忽視。在這裏，曆史合力的作用再清楚不過了。
l912—1921年——中國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黃金時期
中國民族工業一誕生就命運多舛，一路坎坷，一直挨到清末，幾十年來難得有幾年舒心日子。可是，自打民國誕生後，似乎是柳暗花明迎來了轉機，十分幸運地渡過了十年相對寬鬆命與生產這個曾經十分迷惑人的話題了。
1．革命與生產——並非不可調和的矛盾
大凡經曆過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四人幫”曾經製造過十分荒唐的口號，叫做“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似乎革命與生產是一對不可調合的矛盾，幹革命的人就不能搞生產，凡是抓生產的都是修正主義。似乎一千了社會主義就可以不必吃飯，隻要像牛一樣食草就可以度日了。“四人幫”還擺出一副唯我獨左、唯我獨革的架勢，誰敢反對，就要打入十八層地獄。其實，“四人幫”的這套理論是十分荒謬和錯誤的，是從根本上違背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早就說過，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就是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人類幾千年的曆史早已證明，任何一場真正意義上的革命都隻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決不會破壞生產。辛亥革命後中國工業的發展了這一點。論者以為中國資本主義的“黃金時期”應當大戰時期，其實呢，這個黃金時期的開端應當提原因就是l911年爆發了辛亥革命，這場革命極產力，兩年後又恰遇千載難逢的一戰黃金時期，順勢而下好幾年。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比較完整意義上的資產階級功，極大地激發了資產階級發展生產的熱情。中像一個不諳世事的幼稚少年，不懂得鏟除封建主義在中國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曆史任務，而是天真地以為，既然清政府已被推翻，革命就成功了，下一步就是發展生產了。
資產階級革命的領袖孫中山認為，推翻帝製，建立民國，三民主義中民族、民主的任務俱已完成，隻剩民生一項尚待努力。他在報上發表文章說：“中國處在大規模的工業發展的前夜，商業也將大規模地發展起來，再過五十年我們將有許多上海。”於是，他在辭去臨時大總統的職務後就東奔西跑，一頭紮進經濟事務中：他在上海設立鐵路公司，與華僑資本家聯合籌組中華銀行，又在各種大公司、大企業中兼任會長、董事長等職，“儼然商界聞人”。領袖之外，資產階級的群體熱情則表現為發展生產的有組織行動。l912年，有好幾個全國性的經濟團體成立，號召人們組織起來，致力於國民經濟的發展。另外，還出現了許多地方性的經濟團體。不少原來在海外大力支持辛亥革命的華僑資本家也積極回國投資，還組織了自己的團體，如設在上海的同仁民生實業會，就是由歸國華僑發起組織的會員大都績。義工發展級的政權立腳未穩，也還需要籠絡一部分政治對手，以穩定局麵。所以，民初的袁氏政權有一些獎勵實業的措施出台。
如：l912年12月，工商部頒布了“暫行工藝品獎勵章程”，規定凡發明或改良製造品，可向工商部申請獎勵，經審查合格後，或給予五年以內的專賣權，或在名譽上給予褒狀。對於工商業者來說，這當然再好不過的了，許多優秀產品因之而產生。l913年l2月，農林、工商兩部合並，改稱農商部，張謇任總長(即部長)。張謇是地地道道的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他利用手中的權力著實大大地忙活了一番。農商部先後頒布了“公司條例”、“商人通例”、“公司保息條例”等重要文件，還設立了勸業委員會，下麵附設工業試驗所、工商訪問所及商品陳列所。這些措施對於促成國貨的生產和銷售，都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另外，許多資產階級的地方政權，特別是南方諸省，也利用政權的力量發布過不少保護工商業的政策和法令，雖然不見得全部實施，但對於調動資產階級的積極性卻是不小的。的旗幟太令人珍愛了，在專製的黑暗統治下生活了國人民對革命後的民主、富裕寄予了太大的希望。一樣，人民的熱情也大為高漲，許多與開工廠、辦人也行動起來了他們以買國貨的實際行動來支持生產。
辛亥革命後，國產品特別是國貨的重頭產品的銷量大為增加，不少革命前已奄奄一息的工廠又。南洋各界僑胞也加入促銷國貨的行列，國貨在南暢銷。“煙草大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創始來回憶說：“辛亥革命後，華僑愛國心大受鼓舞，國貨暢銷，月銷‘飛馬’一千箱左右。1912年獲利四萬餘元，1913年獲利增至十萬元，1914年為十六萬元，業務蒸蒸日上，發展迅速。”由此可見愛用國貨對生產的巨大推動作用。
辛亥革命的光環下，共和國的旗幟旁，聚集了一群熱情奮發的人。當生產力的首要因素——人的積極性被調動起來的時候，生產力哪有不迅猛發展之理？據統計，在政府注冊新設立的工廠1911年僅l6家，l912年猛增至44家，l913年又增至49家，i914年增至51家。許多老廠也在辛亥革命後青春煥發，如張謇創建的大生紗廠，1907年至l911年基本處於停頓狀態，1912年起利潤急劇上升，為進一步擴大生產規模奠定了基礎，l912年l2月集資60萬兩增設大生新廠。再如以“麵粉大王”著稱的榮氏集團，雖然早在辛亥革命前就已創辦茂新麵粉廠和振新紗廠，但生產一直不景氣，連年虧本，1912年起才有了明顯好轉，盈利連年增加，奠定了後來雄冠全國的工業巨頭的基礎。革命確實解放了生產力，革命確實促進了生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