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秦漢蠶桑業重心在黃河流域，山東是全國蠶桑業最發達的地區，號稱“衣履冠帶天下”。荊楚地區和巴蜀地區的蠶桑業也比較發達。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蠶桑生產雖因戰亂受到破壞，但仍保持相當規模和一定優勢，並有所發展，蠶桑生產和絲織技術最發達的地區，有轉移到太行山以東的河北平原的趨勢。在長江下遊也獲得比較迅速的發展，並傳播到新疆、東北、西藏等地。
人類從事捕魚早於農耕，進入農業時代以後，捕魚迄未停止，同時又出現了人工養魚。我國人工養魚起源於商周，當時，在帝王貴族園圃的一些池沼中，已有魚類繁殖，但主要是滿足統治階級遊樂或祭祀的需要，規模不大。春秋戰國時期，隨著蓄水灌溉的人工陂塘的興起，人工養魚突破了貴族園囿的範圍，成為較大規模的生產事業。吳越是當時人工養魚比較發達的地區。但黃河流域不少地方也發展了人工養魚。漢代出現了年產“千石”的大型魚陂，又開始利用稻田養魚(最早出現於四川)。人工養魚的種類，最初主要是鯉魚。我國是世界上最早飼養鯉魚的國家。大約成書於西漢的《陶朱公養魚經》是我國第一部養魚專著，集中談了鯉魚的人工飼養法。這一時期，捕魚工具和方法也有很大進步，飼養魚鷹捕魚比較普遍，海上捕魚業也較發達。
從華夷雜處到農牧分區
戰國以來，我國農業生產結構和地區布局有一個明顯特點，即農耕民族占統治地位的、以種植業為主的地區和遊牧民族占統治地位的、以畜牧業為主的地區同時並存並明顯地分隔開來。這一特點的形成經曆了一個過程。
在原始農業時代，遊牧民族尚未形成，同營農氏族部落錯雜並存的隻有仍以采集和狩獵為生的氏族部落。大致從新石器時代中期起，大多數遺址都呈現了以種植業為主，農(種植業)牧采獵相結合的經濟麵貌。一些成為後世遊牧民族發源地或活動舞台的地區，也不例外。例如西戎族群興起的甘肅青海地區，匈奴起源地之一的漠南河套地區和東胡活動中心的遼河上遊地區，這時都以種植業為主。當中原地區由原始社會向階級社會過渡時，遊牧部落和遊牧民族才在西部、北部和東部某些地區陸續出現。首先強大起來的是被稱為西戎的遊牧半遊牧部落群。他們由甘青地區向中原進逼，迫使周王室從鎬(今陝西西安西南)遷到洛邑(今河南洛陽)，從西周中期到春秋，形成“華夷雜處”，即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錯雜並存的局麵。西戎人是以養羊為生的，當時進入中原的戎狄還不善騎馬，所以他們和華夏各國打仗時都采用步戰。
到了戰國，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進入中原的遊牧人基本上都接受了農耕文明，融合為華夏族的一部分，這與黃河中下遊地區鐵器推廣、更多土地獲得墾辟的過程基本上是同步的。中原地區種植業的主導地位進一步確立了。與此同時，總稱為“胡”的一些遊牧民族卻在北方崛起，他們以善於騎馬著稱。後來，匈奴統一了北方這些遊牧民族，構成威脅中原農業民族政權的強大力量。這樣，農業民族統治區和遊牧民族統治區終於在地區上明顯地分隔開來。秦始皇把匈奴逐出黃河以南鄂爾多斯地區，連接和修築萬裏長城，標誌著這種格局被進一步固定下來。
長城分布在今日地理區劃的複種區的北界附近，這並非偶然的巧合，它表明我國古代兩大經濟區的形成是以自然條件的差異為基礎的。長城以南、甘青以東地區的氣溫和降雨量都比較適合農耕發展的要求，可以實行複種。在這裏，定居農耕民族占統治地位，其生產結構的特點是實行以糧食生產為中心的多種經營。《漢書》的作者班固說：“辟土殖穀為農。”反映了穀物種植在農區農業生產中的中心地位。在長城以北，橫亙著氣候幹燥寒冷、沙漠草原相間分布的蒙新高原，發展農耕的條件比較差，但卻是優良的牧場。在這廣闊的舞台上，一些強大的遊牧半遊牧民族相繼興起。他們擁有數以萬計、十萬計以至百萬計的龐大畜群，在茫茫的草原上逐水草而居，食畜肉、飲氵重(馬奶酒)酪(乳酪)，衣皮革，被氈裘，住穹廬(氈製帳幕)。畜群是他們的主要生活資料，也是他們的生產資料。犭守獵有保衛畜群和演習軍事的作用，又是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補充來源。遊牧民族也並非完全沒有種植業，他們很早就懂得種植黍襟等，不過在其生產結構中所占的比重很小。與遊獵相結合的遊牧幾乎是這些民族惟一的衣食之源。
我國古代的農耕文化和遊牧文化雖然在地區上分隔開來，在經濟上卻是相互依存的。偏重於種植業的農區需要從牧區取得牲畜和畜產品，作為其經濟的補充。種植業基礎薄弱、比較單一的牧區尤其需要輸出其富餘的畜產和輸入其不足的農產品和手工業品。兩大經濟區平常通過官方的和民間的、合法的和非法的貿易進行經濟交往，當正常的貿易受到阻礙時就會訴諸戰爭，戰爭成為經濟交往的特殊方式。秦漢時期，中原王朝與匈奴政權的鬥爭空前激烈，而漢族同北方各民族的經濟文化交流也空前活躍。除了張騫通西域前後引進一係列珍貴的農作物外，北方遊牧民族的牲畜和畜產品源源不斷進入中原，不但直接為中原農耕運輸提供豐富的畜力，而且促進了中原畜種的改良和畜牧技術的進步。例如漢武帝時從西域引進烏孫馬和大宛馬，對中原馬種改良起了很大作用。又如騾、驢、駱駝是北方民族首先飼養的，中原人視之為“奇畜”。大概戰國時傳入中原，西漢初仍較罕見。西漢中期以後，“羸(騾)、驢、駝(即駱駝)，銜尾入塞”(《鹽鐵論》)，逐漸成為中原地區的重要役畜。另一方麵，中原的農產品(糧食等)和手工業品(鐵器和絲織品等)以及生產技術，也隨著貿易和戰爭不斷輸入北方，豐富了該區人民的物質生活，並在遊牧文化中注入農耕文化的因素。兩大經濟區的對峙，還深刻地影響了雙方經濟成分和生產結構的變化。為了抵禦北方遊牧民族強悍的騎兵部隊的侵擾，中原王朝迫切需要直接掌握大量馬匹，建立一支有迅速應變能力的常備軍，這就大大刺激了農區以養馬業為基幹的官營畜牧業的發展。與此同時，民營畜牧業則向著為農業服務的方向發展，日益小型化。遊牧區與農耕區的分立，農區內官營軍用大牧業和民營農用小牧業的分化，構成中國古代農牧關係的兩大特點。為了抵禦北方遊牧人的侵擾，從西漢起實行邊防屯田。漢武帝時在河套至甘肅西部部署了60萬屯田卒。中原王朝的屯田還深入到了西域地區。屯田促進了農耕方式向牧區的推進，並在農牧區之間形成一個半農半牧區。西漢的官營牧場主要就是分布在屬於這一地區的西北邊郡；當時這裏農牧兩旺，是全國最富庶的地區之一。
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長期戰亂，人口南移，遊牧半遊牧民族乘虛大量湧入，一度把部分農田變為牧場和獵場。但這些民族不久就先後接受了漢族的農耕文明。鮮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政權，主動實行漢化，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為了抵禦遊牧的柔然族的南侵，也學漢族的樣子，在今河北赤城至內蒙古五原一線築起了長城，儼然以農耕文化保衛者自居。這也清楚地表明，長城作為農牧分區的標誌，實質不在於區分不同種族，而在於區分不同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