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知青時，我曾經跳到水裏救過一次人。一條過渡的船突然翻了，翻船的原因是七八個坐船的都是隊上的女人——女人坐在船上照例也不肯老實，還是吱吱喳喳瘋瘋顛顛，於是就翻了。岸上的男人慌亂片刻，再就紛紛往水裏跳，在場的六個知青都跳下去了。我潛到水底，看見不遠一個落水的正手腳亂舞，拚命掙紮，把河底的泥沙攪成混黃一團。這就使我無法看清形勢，稀裏糊塗撞在她身上，並且被她一把箍住頸根，動彈不得。我當時嚇壞了，我沒有料到她有那麼大的力氣，急得我在水裏出了一身汗。我從此曉得人在水裏原來也可以出汗，我一世人就是那次在水裏出過一回汗。我隻好把自己蜷起來，努力將腳抵住她的胸脯，然後猛地一蹬。我把她踢開了，自己浮上來，出幾口氣，再潛下去，她已經不怎麼動了。末後拖她上岸，才看清是隊上一個叫銀秀的女孩子，當時大概十六七歲，是地主的女。控掉她肚子裏的水，有驚無險，那次沒有死人。我們六個知青救了六個人，一人救一個。當時幾個人心情就蠻好，覺得我們知青雖然做不好田裏工夫，但關鍵時候還是有用的，並不是隻曉得吃幹飯。也沒有想別的，自己就覺得跟舍已救人好像並不搭界，怎不能眼睜睜望著別人淹死吧。
救完人，回到屋裏正為沒有米發愁，不料那地主帶著銀秀上門來了，說有救命之恩，要她給我磕了個頭，差點又讓我出一身汗。然後送我二十個雞蛋，兩斤麵條。這可是好東西，比磕頭好得多。我們原先沒有想到救人會有這樣的好處，同學幾個連忙計算，假如每救一個人得二十個雞蛋兩斤麵，那我們總共還應該有一百個蛋，十斤麵，簡直是一筆財富。我們甚至對如何享用這筆財富也作了細水長流的安排，然而再也沒有人送蛋送麵，我們的周到的安排落了空。過後想來想去終於明白，這事顯然與地位有關。因為我救的是地主的女，其他同學救的都是貧下中農，這就大不相同，用當時流行的話說，有本質上的區別。就是說，地主的女地位最為低下，大概是可救可不救，你救了，所以他必定要感激，好像撿了意外的便宜；貧下中農是應該救的，必須救的，你隻是做了應該做必須做的事，當然用不著多話。這件事給我們震動很大，從此深刻地曉得，知青的地位雖在地主之上，卻也遠在貧下中農之下。
它還直截了當地說明了人的地位的重要。傳統上中國人一直很看重地位，一個人的地位幾乎決定了他的一切，決定他活得好還是不好。以前一切以階級來劃分，變到現在，人的地位主要看官位的高低，或財產的多寡。而官位與財產又天生有扯不斷的牽連，所以弄得我們常常搞不清電視上一些出頭露麵的人物到底是官還是商。這說明地位是個很實在的東西，實在到你的餐桌上是羅卜白菜還是魚翅海參，自然使得不少人從天到晚為地位到處鑽營。與我一同在師範大學中文係畢業的有兩百個同學，絕大多數分配當老師，但到今天還在教書的剩不下幾個了，大多非官即商，都是所謂成功人仕，躊躇滿誌之態常溢於言表。他們的跳槽，正是奔著地位去的。最有味的是我先前的一位領導，領導當時最喜歡憶苦思甜，動轍要人看他的腳杆子，指著上麵的傷疤控訴地主的狗，對所有出身不好或社會關係複雜的人一概橫眉怒目，他這其實也是奔著地位去的。到改革開放，領導屋裏突然蹦出一大幫香港台灣親戚，一色的資本家，兩岸聯手，把生意做得不亦樂乎——毫不奇怪，他仍然是奔著地位去的。地位可以用金錢來準確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