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有儒家達到了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完美結合。儒家雖然也把曆史的發展看作是某種意義上的墮落，但這種墮落並不是令人絕望的無限的墮落，而不過是從大同到小康的多少有點令人失意的下落而已。儒家雖然把大同作為其“最高綱領”，但小康一直是他們最直接的目標，這表現了其清醒的現實主義態度。在諸子百家中，隻有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對社會問題的根源達到了本根性的認識。孔子明確地意識到，農業的穩定性獲得之後，生產已經不是政治或社會精英的首要關懷，發展生產也不可能是解決社會問題的主要途徑，他因此反對有誌向的年青人學習生產技術，這一點孔子其實是對的，因為小農經濟時代的生產在正常情況下基本上是土地的一個常數。“不患寡而患不均”告訴我們的正是這樣一個道理：穩定之後的生產成果的多寡由於不可能有太大的彈性，所以問題的關鍵不是生產本身而是如何分配這些有限的生產成果。孔子的辦法是“正名”，完全的平等是不可能的，等級的差別在所難免。關於劃分等級的標準，他既訴諸社會曆史，又把它和人的來自生物的自然分工結合起來，“君君臣臣”大致屬於前者，“父父子子”則屬於後者。但“正名”還隻是周初“德治”思想的自然發展和延續，如果孔子的思想到此為止，那麼他就一點也沒有表現出他的思想獨特性而超過周公，“正名”不過是簡單地把“德治”的原來隻適用於上層統治階級的行為規範“禮”下漸到社會的所有人群。
雖然把原來隻屬於上層統治階級的“禮”下漸到所有的平民也可以算是一個了不起的創造，因為“正名”中已經包含了曆史、現實和生物的原則，但孔子思想最偉大的成就和具有永恒魅力的方麵則毫無疑問在於他對於人的尊重、對於善或美好人性的肯定和期盼，以及在此基礎上確立起來的一整套激發和培養善良人性的方法。任何一個社會的秩序都必然是建立在一定的等級劃分基礎之上的，而無論怎樣的等級劃分原則甚至包括生物原則又都必定是外在的、是他律，使一小部分人受益而使一大部分人受損。所以，要長期維護無論哪一種等級劃分原則以達到長治久安，必定還需要其他的手段。墨家主張用全知全能的鬼來監督人間的活動，但專家時代的鬼現在根本沒有人害怕了，鬼已經喪失了往日的威嚴；法家由於完全不相信人，所以主張用殺、用威，但威殺隻能偶然地用之於一時：道家一方麵一廂情願地希望回到傳統時代的小國寡民以減少社會摩擦，另一方麵則主張用權謀來巧妙地消彌社會矛盾。由上可知，他們總的來說都是不相信人、不尊重人、敵視人，因而隻是從他律的角度想辦法，而且道、法兩家的現實性都隻有當他們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如何解決已經出現的矛盾時才表現出來，老子雖然想到用小國寡民的辦法來減少矛盾的發生，但這時他恰恰不是從現實出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