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改革的曆史進程而論，一些固有的政策和領導人的言行也都涉及這些問題，並有例可援，如耀邦同誌在1979年6月對一份報道農村文化的報紙就有如下批語： 隨著農業和農村形勢的不斷好轉，我們需要把全國的小城鎮建設成為政治、經濟、文化的基層中心。建設這種基層中心，不是靠國家投資，而是引導各方麵采取集體所有製形式予以解決。但這要有計劃，有領導。（《胡耀邦思想年譜》，第385頁）同月他又對湘潭地區勞動力過剩的問題發表意見，堅決反對農村發展了，再走那條提高核算單位的老路，再搞那種窮過渡的方式。
1979年12月13日至14日，耀邦同誌主持召開了全國地縣宣傳工作座談會，他在會上說： 清朝末年，我國茶葉產量是五百多萬擔，我們去年才恢複到五百多萬擔；（20世紀）30年代我國年產生絲四百多萬擔，我們現在才三百多萬擔。最近香港有個人同我說，你們把雞、鴨、鵝毛都丟了，很可惜呀。如果平均一隻家禽絨毛算五錢，如果我們全國有二十億隻家禽，就有一億斤羽絨，可以做多少鴨絨被子！這些資源就可以發展為一種新的羽絨行業。若幹年後，江西共青城的鴨鴨羽絨服打入國外市場，現在則被波司登羽絨服取而代之。我記得，“文革”前賀龍同誌寫過一篇論人民軍隊的文章。他寫道，人民軍隊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在資產階級老爺們看來，什麼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什麼說話要和氣，都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情。賀龍同誌認為： 其實這才是人民軍隊的本色，也是人民軍隊戰勝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的力量源泉。耀邦同誌就是從這些似乎是雞毛蒜皮的小事情說起，並將之與我國人民事業的發展掛鉤。在會上他還說道： 我的意見要從明年開始好好考慮建設小城鎮的問題。使我們國家幾千上萬個小城鎮，主要不是靠國家投資，主要靠集體投資的辦法，集體所有製的辦法，把我國幾千上萬個小城鎮建設成為農村裏麵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中心場所。（《胡耀邦思想年譜》，第458頁）耀邦同誌說的用集體所有製的辦法建設小城鎮，是否是空想？20世紀80年代發展起來的浙江蒼南龍崗鎮，蕭山的航民村，東陽的橫店村，北京的竇店村、鄭各莊，江蘇江陰的華西村，山東龍口市的南山村，廣東順德、東莞的小城鎮發展，就是這樣的典型。據我所知，耀邦同誌對北京昌平縣沙河鄉的踩河大隊，山東牟平寧海鎮的西關村，江蘇無錫的華莊鎮、江陰的青陽鎮的建設，也視察參觀過，並留下良好的印象。1986年10月，他在無錫的華莊鎮為該鎮欣然題詞：“向五億產值、一億利稅前進。”當然，這些小城鎮也不是沒有問題的，也需要不斷改進完善，但他們的發展方向是正確的，起碼廣東珠江三角洲的村鎮財政負債問題就極小極小。今年1月19日《人民日報》頭版登載的湖北武漢蔡甸區奓山街和漢南區則是統籌城鄉建設的新典型。
科學社會主義思想的奠基人恩格斯，也寫過若幹篇論住宅問題的文章，他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住宅問題這裏是解決了，在另外一個地方又會出現，今天解決了，明天又會出現。這種說法很有道理，否則美國怎麼會出現房貸危機呢？但這種危機是否是在工人階級絕對貧困化的情況下發生的呢？我認為又太絕對化，但他關於住宅問題的精彩論述我們不應該忘記。他說： 消滅城鄉對立並不是空想……隻有使人口盡可能地平均分布於全國，隻有使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發生密切的內部聯係，並使交通工具隨著由此產生的需要擴充起來——當然是以廢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前提，——才能使農村人口從他們數千年來幾乎一成不變地棲息在裏麵的那種孤立和愚昧的狀態中掙脫出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542—543頁，1972年版）我國城鄉居民的住宅問題，說到底是土地製度的問題，隻有在統籌城鄉一體化的進程中，才能得到根本的解決。中國今後在城鎮化建設的道路上，完全可以把城市利益和農村利益，城市居民的利益和農村居民的利益，全民所有製的國家利益和集體所有製的村鎮利益統籌結合起來。實行城鎮一體化，可以擴大城市居民居住的用地空間，增加土地供應量，降低地價，綜合利用各種資源，統籌規劃居民的生產、生活、休閑、公用設施和公共事業，市場的主體又多了一種農村集體所有製的推動力量，何樂而不為？這才是解決城市居民住宅問題的根本方向！
（原載於《南方周末》2010年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