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1980年2月下旬，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成立中央書記處。華國鋒同誌仍是黨中央主席，耀邦同誌被選為中共中央常委和總書記。這一年新成立的書記處，夜以繼日地做了很多開拓性的工作，如製定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為劉少奇等黨內一批重大冤假錯案平反；決定設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經濟特區；政治局通過了以鄧小平同誌《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的講話精神為指導的政治體製改革綱領；在黨內首先提出到本世紀末工農業產值翻兩番的戰略目標；禁止個人崇拜的宣傳等等。一係列嶄新的政策方針陸續問世，億萬群眾的首創精神和迫切要求得到尊重，全國的經濟政治形勢十分喜人。時年為公元1980年，陰曆的庚申年，故有人稱這一年為“庚申新政”。現在很多人已不知這一稱謂，但在改革開放的曆史上，這一年留下了無法抹去的歲月年輪。
耀邦同誌作為中央書記處集體中的一員，又擔任著這一集體中的班長角色，他這時的思想準備處於一種什麼狀態呢？無需文學的描繪，不用感情的猜想，他對今後工作的努力方向，有話留給家人： 想問題，動手動腦，工作方法我們學主席。工作精神，我們學總理。研究大問題，不搞繁瑣哲學，我們學小平。過一段時期，你們也會諒解我們，就是為什麼有些事我們沒辦好，或者沒有辦，那是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受到曆史的局限。（胡德平《個人日記》，1980年3月9日）耀邦同誌的學習榜樣，也是書記處同誌們的學習榜樣。他不認為職務高了，就會有超人神奇的力量和智慧，他承認每個人都必然會受到曆史的局限。他說，在書記處中，隻有宋任窮、他和胡喬木是八大的中央委員。他這話的意思，可能是說很多過去的中央委員都是黨內出類拔萃、獨當一麵的人才、奇才，但剩得不多了，一些有才幹、能服眾的老同誌，相繼離世，告別了黨的事業，如羅瑞卿。他認為如果羅在世，參加書記處的工作，那麼這一集體可能更有活力。像這些大大小小的問題裝滿他的頭腦，逼迫他思考，他說： 有時，夜晚兩點我醒來，都要抽一支煙，想些問題。（同上）他擔任總書記後，或許就在五中全會期間，曾對中央黨校一位同誌說： 我做過軍隊工作、組織工作、宣傳工作，現在想專心研究一點經濟問題，從縣一級研究起。中國幅員遼闊，經濟條件千差萬別，用解剖一個麻雀，樹立一個典型，像大慶、大寨，全國都來照搬的那個辦法搞現代化建設，看來不行。我想走遍全國所有的縣，進行比較研究。（《胡耀邦思想年譜》第483頁）讓人不解的一點，就是為什麼耀邦同誌立願要走遍全國各縣，是遊山玩水，還是工作上的蜻蜓點水滿天飛？原來他要做全國各地的比較研究。這是毛澤東在延安指導革命的工作方法，從具體到一般，從感性到理性，從特殊性到普遍性，並且不斷反複提高。毛澤東的《實踐論》、《論持久戰》對他的思維方法影響很大。當時，“比較研究”還是一個頗為時髦的詞彙，他把這種方法也吸收過來，為他的工作服務。
當時全國二十九個省市，二千五百個縣，從何處入手呢？沿海不是西部，南方不比三北，各地情況大不一樣。除去沿海特區之外，他從差別最明顯的北京和西藏開始“比較研究”。“文革”期間的1973 年，我曾在西藏待過三個月，翻過喜馬拉雅山，直達麥克馬洪線。因此，1980年耀邦同誌去西藏時，我也要求同行。5月30日在拉薩，他對中央有關部門和西藏的同誌講： 請你們搞個“西藏十年規劃的初步設想”直送我和萬裏同誌。29個省都等中央規劃不行。我們要抓一個首都，抓一個西藏，內地省份抓一個省就可以了。（胡德平《個人日記》）北京，中國的首都，全國人民向往的地方！自從北平一解放，我就在這裏生活，以後去了四川，1953年又回到北京學習、工作、生活。是呀，北京應該怎樣規劃，怎樣建設，在中國以至世界應該是個什麼形象。我一直沒有這個意識，更談不上有何思考。
為對首都北京長遠的建設發展情況有更多的感性認識，耀邦同誌於1980年4月，集中若幹天時間考察了北京，包括： 地鐵設施，平穀的許家務村，密雲水庫，昌平、延慶與河北懷來地區和官廳水庫。一路上他和北京市四位領導、各縣同誌邊看邊議，交換意見。當時重、輕、農的經濟發展模式，以鋼為綱、以糧為綱的計劃指令還嚴重束縛著人們的頭腦。大家看到，實際情況和當時的經濟模式有著巨大的矛盾，對於過去體製的弊病，有了更深刻的了解。這次調研使耀邦同誌受益匪淺。
（原載於《南方周末》2010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