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民可否以“民建公助”、“公私合營”的辦法建造自己的房產呢？北京市當時試著這樣做起來了。最早提出這一問題的是鄧小平同誌。在1980年4月2日，鄧小平同誌同胡耀邦、萬裏、姚依林、鄧力群談經濟的長期規劃問題時說： 要考慮城市建築住宅、分配房屋的一係列政策。城鎮居民個人可以購買房屋，也可以自己蓋……建房還可以鼓勵公私合營或民建公助，也可以私人自己想辦法。如果本市居民要求更新居住條件、建設新房的願望，成為街道、社區的共識，那麼在市區的規劃範圍內“民建公助”、“公私合營”建房豈不更合理，更合算？土地是現有的，資金是民建公助的，房地產商也可投資，稅費收取也不複雜。這在政府和房地產開發商之間博弈的今天，豈不又走出一條新路？對博弈的雙方都有一種降價平衡的力量，而且既節約土地，又便於政府財政和銀行的扶持。通過市場各方麵的積極因素解決城市居民的問題，並不是一個難於上青天的問題。
鄧小平說的“公私合營”建房，能否落實在資金的籌措上呢？20世紀80年代，北京試行了住房公積金製度。不論公務員還是各類企業職工，均按本人工資5%—15%的幅度增加工資，本人同時也要拿出自己工資的5%—15%，兩筆錢合一存入“北京市住房資金管理中心”，作為自己的住房公積金。職工買房時，可用作首付款，錢若不夠可以向公積金貸款，利息比銀行要低，所買的房屋隻要是廉租房、經濟適用房，均可享受若幹的稅費豁免，商品房除外。公積金之貸款餘額還可以用作建設解困房和危改房的周轉資金。北京人當時叫這類房為康居房，實際就是現在的經濟適用房。按照這一思路修建的康居房，當時有東三環的南欣園小區、南三環的馬家堡小區、西四環的玉海園小區，房價每平方米為1 300元。當時北京市設立的住房公積金，現在大概已發展到一筆天文數字，但願它能不改初衷，繼續為廣大城市居民的自住房、改善房作貢獻。
以上北京市的各項措施，都出自為民服務，為民謀利，為民多樣性選擇住房的創新之舉，雖不盡完美，也可能有不周之處，但作為起步階段，都不失為猷謀住宅建設的國計民生之舉。說句尖銳的話，盼望高房價，甚至畸高房價的人，有一些是地方的政府官員，有一些是牟取暴利的房地產開發商，再者就是一些出賣農村集體土地又犧牲集體利益的農村當家人，當然也包括炒房者。為此，從國家的長遠利益、根本利益考慮，我國今後除極為嚴格的國家征收的土地之外，全部的農村規劃的城鎮、城市用地，似應一律維持集體所有製的性質，也就是說，不管今後農村的城市建設用地怎麼發展，農村土地集體所有製的所有者權益應始終不變。
我國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製，雖然明文載於憲法，但一直像婢女一樣，沒有發揮其真正的作用。今天，它發揮偉大作用的時機已經悄悄到來了。耀邦同誌曾有一種思想： 小城鎮的建設，要“引導各個方麵采取集體所有製形式予以解決”。這一觀點可供今天參考。隻有這樣做，才能真正解決我國畸形的高地價、高房價的問題，才能真正體現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計民生造福全民的主旨。
2010年5月16日
（原載於《南方周末》2010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