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方向是用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在耀邦同誌看來，生產和流通領域內的計劃指令、計劃產品、計劃調撥不要了，不等於說經濟社會領域中，政府的指導、調控、信息及規劃的作用、職能也不要了，尤其是像我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資源分布又極不均衡的東方大國，更不可一日或缺。說到規劃，我國各領域的規劃方案還必須帶有統籌兼顧、平衡多元、各得其所的特殊性，最忌千人一麵、千部一腔、趨同從眾的“羊群效應”。20世紀80年代初，中央兩次做出對北京城市建設的批示，講的就是規劃的科學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城市規劃代表著城市的未來，預示著城市的發展方向。
六百年來，明清王朝規劃建設的京城，至今還極大地影響著北京的麵貌，尤其是城內的東城、西城、崇文、宣武四區。明清兩朝和現在，北京都是中國政治、文化、交通的首輔中樞，明清設計的中軸線及方方正正的馬路街道，至今還給北京的交通以很大方便。明清西郊的香山、萬壽山、玉泉山、頤和園、暢春園和釣魚台一帶的海子（注： 即積水湖），仍然還是人們踏青賞秋最愛去的地方。今人對前人若有羞愧之處，則是對曆史上北京水係無知的損害。明清乃至大元，由南北大運河輸送來京的大米、各種商旅特產都可由通州的運河，經通惠河逆行運至京城的南、北祿米倉。北京人今日腳下行走的南北河沿、南北池子、正義路，正是原來京城內河的主要水道。皇家龍船則可由中南海、北海、什刹海，經高粱河、長河、禦河直達玉泉山，甚至香山的普安澱。這一溶溶載舟之水，今已不見，令人遺憾。今天，新修的京密運河仍難解首都之渴。不隻明清王朝對京城的規劃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元朝也同樣功不可沒。北京的水係規劃、建設，首先要歸功於元代大科學家郭守敬。我們應永遠記住他。
城市的功能，即使用價值究竟在哪？我認為不同的城市盡可有不同的功能、不同的使用價值，但城市的規劃與建築一般應恰當體現民族、曆史的文化，具備現代化城市所必需的硬件和軟件。作為首都的北京，更應兼采中外之長。千萬別搞那些中國人、外國人都看不懂，花錢又遭罵的怪異建築。
首都北京的規劃建設一日千裏，凡事有發展就有矛盾，有新發展就有新矛盾，如北京現在的人口問題、住房問題、鄉鎮建設問題等。
首先說人口問題。
1983年7月14日，中央對北京總體規劃方案的批複，第二條就是談控製人口。批複要求北京市： 采取強有力的行政、經濟和立法的措施，嚴格控製城市人口規模……堅決把北京市到2000年的人口規模控製在一千萬人左右。現在北京市常住人口已達一千八百萬之多，瞬間人口，恐怕已近三千萬。人口膨脹引起了諸多難以解決的問題，那麼控製人口的決定到底對不對呢？
有人說現在是改革開放時期，人員流動是好事，不應控製人口流入城市。我認為，一個特大都市哪怕是一個城市，都有一個人口控製問題。控製人口，不等於保留原來的戶籍製度，死守過去的城鄉二元結構的社會體製。這些都是要打破要改革的。就是打破了這些過時的製度體製，人口自由流動了，是否常住人口也要有工作證明、居住條件、收入來源和社會保險繳納的情況等條件，對落戶人口予以控製和製約呢？如果完全不要，是否會事與願違，形成一些我們不願看到的貧民窟現象呢？我們的行政部門、經濟部門和立法部門對此還需多想辦法，考慮得還需更加長遠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