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5月22日，英國侵華軍總司令義律，海軍準將伯麥率侵華英軍戰艦30餘艘、兵4000餘名駛抵澳門，於5月29日封鎖廣州海口珠江口，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
6月4日，英國海軍司令伯麥率侵略軍約3000餘人入侵定海海域，6月5日闖入五奎山。6日定海知縣姚懷祥登艦與英軍交涉。英軍反而要求姚懷祥限日獻城，率部投降，遭到拒絕。7日下午2時，英軍開始攻打定海城。定海總兵張朝發率2000餘人在港口抵抗。水戰失利，張朝發負傷後陣亡，英軍侵占道頭。8日晨英軍攻城，定海知縣姚懷祥退至北門外普慈寺投梵宮池殉職，定海城陷落。
英軍侵占定海城後進行大肆劫掠，定海人民奮起抗擊。1841年2月4日，浙江巡撫伊裏布按十月與義律簽訂的停戰協議釋放了英軍安突德等18名俘虜，英軍全部撤往澳門。
麵臨英軍侵略的嚴重形勢，中國政府在防務方麵開始加強。1841年2月，定海總兵葛雲飛、壽春總兵王錫朋、處州總兵鄭國鴻率兵3000名，進駐定海城，欽差大臣裕謙到任後增兵1800名，大炮50門，彈藥數萬斤，加派守城營1000名，總兵力達到5800名。為了取得更多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英國政府聲言要派遠征軍“重新占領舟山”。
1841年8月30日，葛雲飛正在定海城北住宅內為即將撤離定海的王錫朋、鄭國鴻餞行，突然接到報告說英國侵略軍已經攻占廈門，繼續北犯。王錫朋、鄭國鴻兩總兵當場表示仍然留在定海協助防守，並要求到最危險的土城駐防。葛雲飛對兩位總兵的支持十分感激，他說：“我是守土之官，理應到最危險的地方，我來防守土城。請兩位總兵駐守城內，以為後援。”接著三總兵各整隊伍，準備迎戰，並飛書向鎮海大營報告敵情，要求增撥炮台和大炮，以增強土城的火力，扼守曉峰嶺間道等。欽差大臣裕謙對形勢的嚴重性沒有充分估計，認為定海防衛布置已經很周密了，沒有同意葛雲飛的要求。
9月27日淩晨三四點鍾，英國侵略軍乘天黑竄入小竹山，開炮直逼土城，企圖突破土城的防線。葛雲飛考慮到敵兵如果登陸拚殺，勢必強弱不敵。於是飛書向鎮海大營請求支援。但掌握重兵的浙江提督餘步雲貪生怕死，早已安下擁兵自重的念頭，驕橫無理地對求援者說：“小題何須大作，抑故意張大其辭，為他日論功是不是？你去告訴葛雲飛，必須死守、不要再希望援軍。如若定海失守，惟葛雲飛是問。”
葛雲飛對此深感憤怒，和另外二位總兵定下了“我在城在、城亡我亡”的誓言。在如此危急的情況下，他忍著憤怒鼓舞將士說：“我們定海守軍連打勝仗，殺死敵人無數。算得上忠勇無比，希望大家更加奮勇殺敵。”
將士們聽後鬥誌昂揚，經過六天六夜的激戰，打退英軍進攻十餘次，打壞五奎山上侵略軍帳房五頂，消滅多名英軍。英軍看到形勢嚴峻，把駐紮在鼓浪嶼等地的英軍也調來與定海守軍作戰。此時，英軍艦船增加到二十九艘，兵力在四千以上。三總兵身先士卒，英勇抵抗，最後相繼陣亡，履行了“城亡我亡”的誓言。
定海第二次保衛戰是整個鴉片戰爭中曆時最長、最激烈悲壯的一戰，成為中國近代人民革命鬥爭的光輝起點。竹山是定海保衛戰的主戰場之一，是中國人民抗擊外來侵略的見證。
侵浙日軍投降儀式舊址
概況
侵浙日軍投降儀式舊址位於浙江省杭州市富陽受降鎮受降村宋殿自然村西南部，緊鄰320國道，由受降廳、千人坑和紀念館三部分組成。它們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侵略浙江，最終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的見證，舊址於2005年11月被中宣部公布為第三批全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侵浙日軍投降儀式舊址占地4.3畝，建築麵積總計440多平方米，坐北朝南，泥石木結構，重簷亭式房屋。1995年9月經修複作為浙江人民抗戰紀念館正式對外公展。展廳分“侵華暴行，鐵證如山”、“抗日烽火，燒遍全國”、“換慶勝利，嚴懲戰犯”三個部分，陳列展出了近200幅曆史照片、圖片和當年受降儀式現場的部分實物，用生動直觀的形式展示了日本軍國主義的侵華暴行，浙江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英勇鬥爭，表現了中華民族不屈不撓反抗侵略的鬥爭精神和取得的偉大勝利。
受降廳原是富陽縣長新鄉宋殿村地主宋作梅宅院中的一個廳堂。宅院共有兩進，為磚木結構，占地4.3畝。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同年12月24日富陽縣城淪陷。隨即日軍第22師團35聯隊第3大隊移駐宋殿村，其中一個中隊的隊部就設在宋作梅家裏，之後宋殿又相繼成為日軍江北指揮所。
千人坑在距侵浙日軍投降儀式舊址東南500米的山坳裏，是當年日寇殺害中國人民的刑場和拋屍地點。日軍在宋殿村大肆修築防禦工事，在淪陷區實行法西斯統治，燒殺淫掠，無惡不作。先後擄殺同胞千餘人，或囚木籠水牢，或燙煮活埋，或槍殺刀劈，而後拋屍於宋殿村東南0.5公裏的殿背山山溝裏。因所埋屍體無法計算，後來人們稱此地為“千人坑”。為了向廣大人民群眾及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和國防教育，在千人坑遺址處立碑。“千人坑遺址”5字由原浙江省省長李豐平題寫，反麵為“千人坑遺址碑文”，碑長3.43米，寬1.23米，厚1.15米。
侵浙日軍投降儀式
經過八年艱苦卓絕的浴血奮戰，中國人民終於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為了保證接收工作的有序和穩妥，國民政府對受降做出具體部署，將全國劃分為15個受降區，並明確各受降區的受降主官、投降代表及投降地點。浙江及福建的廈門被劃至第六受降區，由第三戰區接管，杭州市富陽宋殿村被指定為第六受降區的接洽投降地點。
1945年9月4日下午，投降儀式在宋殿村宋作梅的宅院內舉行。當天，“受降廳”內四周掛滿了白布，上首圓桌為受降方席，下首方桌為投降方席。第三戰區參謀長張世希受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兼前進指揮所主任韓德勤的委托主持儀式。國民黨省黨部主任委員羅霞天、“浙江省政府主席行轅”主任賀揚靈等出席。日軍投降代表為133師團參謀長樋澤一治大佐及大尉達國雄、少尉大穀義一、道佛正紅、大下良久、江藤茂榆等。儀式由張世希主持。儀式開始後，張世希令日軍投降代表呈交證明文件和日軍在杭州、廈門等地的兵力、駐地、指揮係統及長官姓名等圖表。日軍投降代表在投降書上簽字，並裝投降書的木盒子雙手捧著呈送受降代表韓德勤。樋澤一治轉交了野地嘉平對顧祝同第2號備忘錄所作的答詞，並向張世希提出了聯係及集中等問題，請求解答。因需要向戰區司令長官請示，張世希宣布次日答複。當天投降儀式進行了約1小時10分鍾。
9月5日上午，韓德勤率張世希、羅霞天、賀揚靈等在投降廳召集日軍投降代表，將顧祝同致野地嘉平的有關日軍集結地點、時間的第4號、第5號備忘錄交給他，令他轉交執行，樋澤一治領受後返回杭州。
因為此地是重大曆史事件的發生地，1950年長新鄉改名為受降鄉，以作紀念。
浙江省博物館
概況
浙江省博物館始建於1929年，原名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是浙江省內最大的集收藏、陳列、研究於一體的綜合性人文科學博物館，2009年5月被中宣部公布為第四批全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浙江省博物館舊館址的一部分為江南著名藏書樓文瀾閣。1993年，浙江省博物館改擴建工程竣工，新館占地30畝，建築麵積7500平方米，博物館裏有十個場館，分別是曆史文物館、青瓷館、書畫館、錢幣館、工藝館、禮品館、呂霞光藝術館、常書鴻美術館、明清家具館、精品館等。
館舍建築以富有江南地域特色的單體建築和連廊組合而成，形成了“園中館，館中園”的獨特格局，樓閣亭榭，以長廊逶迤相連，掩映於湖光山色間，成為杭州一處耀眼的文化新景點。
浙江省博物館館藏文物達十萬餘件，其中一級品158件。藏品有新石器時代河姆渡文化的人工栽培稻和漆碗，良渚文化的綢片和麻布，春秋戰國時期越國的各種青銅兵器、青銅農具、印紋陶和原始瓷，從東漢至明代各個青瓷窯係的一批標本，還有大量的古今書畫，其中有唐代宗教畫彩繪淨土變圖，元代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卷的一半（另外一半現藏台灣）。古書畫多數是明清時期的，近現代名家的作品中，僅山水畫大師黃賓虹的作品就有3700多件。浙江是出現資本主義經濟萌芽較早的地區和太平天國後期的戰略要地，其經濟史料和革命文獻也都有收藏。
浙江省博物館以斑斕多彩的文物展品，多層次、多角度地展示了浙江省七千年古老悠久的曆史。文物長年在曆史文物館、書畫館、青瓷館、工藝館等陳列館展出。同時，精品館不定期地推出從國內外引進各種高品位的專題展覽。
浙江省博物館還有位於棲霞嶺的黃賓虹紀念室、位於龍遊路的沙孟海書法藝術館，形成了豐富多彩的名人館舍係列。1999年底落成的浙江西湖美術館，又為浙江省博物館拓展了新的天地。
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
黃公望是元代畫家，是繪畫史上“元四家”的重要代表，對中國山水畫的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他的作品被明清的山水畫家奉為經典。《富春山居圖》是他晚年的精心佳作，也是他存世作品中最恢弘的巨作。
《富春山居圖》是黃公望為同門師弟鄭樗（字無用）所畫的作品。畫後有黃公望八行款識。從中可知，此畫始作於至正七年（1347年），那時黃公望已經79歲，黃公望畫此卷時，肯定是興致所致時才肯落筆，時作時輟，至82歲題款時已曆近4年，尚未完成。與黃公望頗有交往的無用早就看上了這件未完成的傑作，因怕別人巧取豪奪，便先讓黃公望寫上自己的名字，以贈給自己。
《富春山居圖》在數百年流傳中飽經滄桑。明朝末年，此畫傳到收藏家吳洪裕手中，吳洪裕異常喜愛此畫，以至他在臨終前，竟想效仿唐太宗以《蘭亭序》殉葬的例子，囑托家人將此畫燒掉陪葬。他的侄子吳靜庵偷梁換柱，從火中將畫搶出，但畫已被燒成兩段。順治九年（1652年），新安吳寄穀得到殘畫。他將兩段分別拚接裝裱成新，小段橫長51.4厘米，被稱為《剩山圖》，一直於民間流傳。另一段橫長636.9厘米，保留了原畫主體內容，稱《無用師卷》，在乾隆年間被賣入宮中。
重新裝裱後的《剩山圖》，在清康熙八年（1669年）讓與王廷賓，後來就長期輾轉於諸收藏家之手。1938年，上海汲古閣主人曹友卿攜《剩山圖》請著名畫家、鑒賞家吳湖帆鑒定。吳湖帆斷定殘畫必出自名家之手，於是用家中珍藏的商周青銅器作交換。後來吳湖帆與故宮博物院藏《富春山居圖》影印本比對，發現竟是《富春山居圖》的前段。1956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副主任酈承銓請錢鏡塘、謝稚柳等名家作中介，委派當時在浙江省博物館供職的沙孟海先生從吳湖帆處征集了《剩山圖》。從此《剩山圖》收藏在浙江省博物館並成為浙江省博物館“十大鎮館之寶”之一。
《無用師卷》於順治九年由丹陽張範我收藏，後轉手泰興季寓庸收藏，再後則被畫家兼鑒賞家高士奇於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前後以六百金購得，後又被鬆江王鴻緒以原價買進。雍正六年（1728年），王鴻緒病故，此卷流落揚州，索價高達千金。時有天津鹽商安岐，於雍正十三年（1735年）前後購進。
乾隆十一年，《無用師卷》由清宗室傅恒介紹賣給“內府”入宮，並由此引出一段“富春疑案”。在此之前，清宮曾藏有一幅黃公望的《山居圖》，經比較兩幅是同一幅圖。舊藏有黃公望題贈子明字樣，稱“子明卷”。乾隆皇帝請梁詩正等人鑒定為黃公望真跡，格外珍愛，在畫上加蓋玉璽並題跋50餘次，幾乎將所有的空隙都填滿，如認可《無用師卷》為黃公望原作，皇上很沒麵子，遂將真跡當贗品編冊，《無用師卷》卻因此比較完整地保留了下來。
20世紀30年代，吳湖帆在審查赴英國展出的中國古物時發現《無用師卷》，確認為黃公望真跡，同時認定《子明卷》也具有很高的藝術水準。兩卷在清亡後仍藏於故宮，1949年被帶去台灣，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從此《富春山居圖》兩段圖天各一方，人們沒有機會看到這幅名作的全貌，這是全世界愛好中國藝術的人們的遺憾。2011年6月1日，深受兩岸矚目的“山水合璧——黃公望與富春山居圖特展”在台北故宮博物院舉行。本次展示中，《富春山居圖》前段“剩山圖”與後段“無用師卷”實現了360年來的首次合璧。
大雄寶殿補題款
沙孟海被人們尊為當代書去泰鬥。他早年得吳昌碩指授，無論篆隸楷草，都能表現出北碑的雄強，在書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沙孟海一生親曆了民國以來現代書法的發展。50歲以前，他的書法廣涉篆、隸、真、行、草各體，晚年尤精行書、草書。他的書法氣勢磅礴，雄渾厚重，剛健有力，自成一體。可以說，他的書法藝術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
杭州靈隱寺“大雄寶殿”匾額，是1953年寶刹修葺時，浙江書法界泰鬥張宗祥推舉沙孟海題寫的。然而，1957年，當沙孟海的三弟、時任浙江省省長的沙文漢被打成“右派”後，他作為兄長，題寫的匾額也不能繼續存在了，匾額上的沙文若（沙孟海字文若）三字被抹去。於是，在“整修內部，暫停參觀”之後，遊人麵對的已是一塊沒有題款的“大雄寶殿”匾。如果不是一個突發事件，這種格局也許將永遠存在下去。
1970年，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在周恩來陪同下訪問杭州時，提出要到靈隱寺進香。作為一個虔誠的佛教徒，這個要求本無可厚非，但這對當時處於“文革”狀況下的中國政府卻成為一個大難題。
1966年6月紅衛兵運動發起後，靈隱寺的菩薩也成為攻擊的目標。當時周恩來以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名義指示浙江省委“暫將靈隱寺封閉，留待運動後期處理”。此時，靈隱寺仍在繼續封閉之中。周恩來權衡再三，決定開放靈隱寺，讓西哈努克入廟進香。
西哈努克如願以償。他在進入大殿前盯著“大雄寶殿”四個字，問陪同參觀的中方官員：“這幾個字是誰寫的？為什麼沒有題款？”中國官員非常吃驚，沒想到西哈努克的漢學功底如此深厚。官員看了看周恩來，告訴西哈努克這字是古代傳下來的，作者不詳。西哈努克沒有再問，似乎已經接受了“無名氏作”的觀點。
但周恩來卻無法接受，他知道這塊匾額的書寫者並非古人而是沙孟海，那個為黨提供了許多重要情報的沙文威的大哥沙孟海。周恩來將當時的省革委會負責人找來，說：“沙文漢是沙文漢，沙文若是沙文若嘛！怎麼能夠因為沙文漢是右派，抹去沙文若的名字呢？不能搞株連。黨的政策不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