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初，黃遵憲致信梁啟超說：“此半年中，中國四五十家之報，無一非助公之舌戰，拾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譯之名詞，杜撰之語言，大吏之奏折，試官之題目，亦剿襲而用之。……其所以震驚一世、鼓動群倫者，力可謂雄，效可謂速矣！”黃氏此言雖有明顯偏見，但並非有意地向比自己年輕25歲的梁啟超說阿諛之詞，梁氏思想在當時有巨大影響是不爭的事實。章太炎1906年在東京留學生歡迎大會上，談及自己1902年春在日本見到孫中山，“那時留學諸公，在中山那邊往來，可稱誌同道合的，不過一二個人”。所說“不過一二個人”，當為章氏本人之所見，並非全部；但其時追隨孫中山一心革命的留學生人數還很少，則可肯定。
1903年起，革命潮流迅猛高漲，此由多種國內外因素促成，其中革命派的宣傳工作起了不可否認的巨大作用。鄒容《革命軍》，陳天華《猛回頭》、《警世鍾》，孫中山《敬告同鄉書》等都在這年刊行，這些書、文，以通俗流暢的文筆，慷慨激越的感情，大力宣傳反清革命，能為廣大民眾所懂，所接受，其興起革命潮流之功甚偉。但與此同時，亦應看到那時中國士人自幼至壯，所讀多為四書五經、文言書籍之類，為文喜用典故和旁征博引。梁啟超文章之廣受歡迎，不僅在於其思想內容能為當時多數人所接受，思路清新，還由於他那半文半白的文章中亦多用典故，善於旁征博引，故能雅俗共賞。蔡元培1923年回顧清末嚴複之譯作時說：“他的譯文，又都是很雅馴，給那時候的學者，都很讀得下去。”蔡元培的話說明，“那時候的學者”愛讀古樸典雅的文章。
就這點而言，當時革命派中其他主要宣傳家如鄒容、陳天華、汪精衛、朱執信、胡漢民，甚至孫中山，他們所寫文章雖可一瀉千裏，卻因為國學基礎製約，難以與國學基礎相對較厚實，為文亦喜用典故和善於旁征博引的康、梁相頡頏。章太炎在這方麵卻彌補了革命派的不足，綽綽有餘地可與康、梁抗衡，正如有人評述的：“浩如煙海的曆史典籍成了章太炎旁征博引出入自如的依據”，“他嫻熟之極的舊語言，使人們感到隻有他才是康有為（也是用舊語言譯新文字，即用‘公羊三世’、‘托古改製’，來宣傳資產階級思想）的旗鼓相當、真正夠格的敵手。章太炎成了這一代沒有‘功名’卻有學問、能與上一代飽讀詩書享有功名爵祿的士大夫相頡頏的代表”。拿他的代表作《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來說，雖不及與它同時問世的鄒容《革命軍》，陳天華《猛回頭》、《警世鍾》通俗易懂，適合廣大民眾閱讀或聽講，但它卻更為一般讀書人所喜愛，因它“文意高古而又警辟，故極為當時一般文人所喜讀”。
中國社會久有崇敬“有學問”者的傳統，而文章寫得典雅，善於旁征博引，被看成是有學問的表現，會受到社會的崇敬和信任。章太炎的學生汪東評論乃師說：“太炎的文辭淵雅，立論以經史為根據，這樣使當時的士大夫階級在思想上發生了很大震動。”他舉出一個令人饒有興趣的例子：他祖父是典型的反對革命思想的舊式士大夫，但有一次看了汪東偷偷放在他台子上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後，不但未加斥責，反而破例地笑著說：“這篇文章很有道理！”連他這樣反對革命的士大夫，亦被章太炎文章中的透徹說理、典雅用辭所打動，可見章太炎在辛亥革命準備時期，在革命派動員、吸引眾多士子從保皇改良立場向反清革命立場轉化上，起了他人無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上麵所說1903年起革命潮流迅猛高漲的原因之一是革命派宣傳工作所起的巨大作用，而其中章太炎的作用，就是一塊很有分量的砝碼。
原載《章太炎學術討論論文集》（台灣“中國文化大學”1999年版，第83-10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