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一個新時代的線頭——明朝中期的台灣
說到“大航海時代”，熟悉曆史的人不陌生，但是長期以來，所謂的“大航海時代”，似乎隻是和西方人開辟新航路有關，說起歐洲人的揚帆遠航，大多數的中國人不過抱著看熱鬧的心態。而事實上，這卻是一個影響了中國近五百年國運的大變局。
台灣“被搬家”的時候，是明朝洪武年間，這個年頭距離後來的達伽馬哥倫布們揚帆遠航，還有足足一百年時間，然而對於此時的中國來說，這個時代卻已經山雨欲來風滿樓。台灣，是中國迎接這場風暴的第一扇門。
後來的許多史家，對於明王朝早期對台灣的政策，既充滿了誤解，也充滿了費解。說誤解，是因為後來的很多曆史學家，都把朱元璋的這個政策，簡單的當做了“棄台”，比如日本學者藤田豐八就曾說“朱元璋的這個決定，讓中國與台灣的關係從此割裂”。事實是，雖然“被搬家”，但是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並沒有因此而分割，相反，在明朝的曆史資料記錄中，台灣島的原住民部落，對中央政府的朝貢史不絕書，在明王朝早期的國土劃分中，台灣島始終是大明政權治下的一部分。可是費解的是，作為中世紀世界國土最遼闊，國力最強大的封建帝國，大明王朝為什麼會采取這樣的政策？
在後人眼裏，台灣的“被搬家”，對於整個明朝來說，可謂吃力不討好，兵沒少派，錢沒少花，沿海沒少折騰，麻煩卻越折騰越多，是個十足的笨辦法。但為什麼明王朝這麼“笨”，後代的史家，有說統治者目光短淺的，也有說是當朝的大臣愚蠢的，但往根子上說，原因隻有一個：那時代的中國，是個封建農業製中國。
說到中國古代的“封建農業製”，通俗的說法就是“重農抑商”，這是中國自西漢王朝開始就綿延下來的國策。放到國家政策上，農業是國家的根本，種地就是國家的“手心”，做生意就是國家的“手背”，內陸主要是用來種地的，周邊的海島，大多都是出外做生意的中轉站。既然種地比做生意重要，台灣也就自然變的不重要。事實上不止台灣，在中國曆代封建王朝的版圖中，對內陸的省份，國家可以很快修起衙門，建立政府，但中國沿海的各島嶼，沒人住的，大多都當做兵營，倉庫，中轉站，有人住的，隻要願意歸順，基本也就不怎麼管。台灣，也就這樣成了明朝早期“不怎麼管”的地方。
而放到明王朝早期的曆史上，“重農”政策，可以說被明王朝“重”到底，明王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本身就是農民起家，在建國之後，國家的大政方針，也是建立一個農業大國。朱元璋時代，通過“休養生息”政策，大力恢複內地的農業生產，將台灣漢民“被搬家”，也是為了補充內地勞動力的不足。與此同時，明朝也把“抑商”給“抑”到底，明朝早期對商業有嚴苛的限製，商人的地位極低，甚至不許穿絲綢衣服，對外貿易方麵，明朝延續了元朝末年開始的“海禁”，勒令“片板不得下海”，朱元璋時期撤銷了中國固有的官方貿易機構“市舶司”，到了永樂皇帝朱棣時期雖然恢複，但是對外貿易的特權，卻被牢牢壟斷在國家手裏。在明朝建國的前半段，甚至農村裏農民家地裏種什麼農作物都有嚴格的規定，不同地區的人員流動，都要有政府的介紹信。老百姓的職業，也有嚴格的劃分，當兵的要世代當兵，就是所謂的“兵戶”，做工匠的要世代做工匠，就是所謂的“匠籍”。這時代的中國，其實就是一個等級森嚴的大農莊。身為海島的台灣，就是這個農莊一個不起眼的邊角。
其實這樣的情景，在中國曆代封建王朝裏，都是固定的劇本，任何一個大一統的封建王朝，說到底都是大農莊，區別隻在於農莊內部的鬆緊程度不同。但凡是有點責任心的中國皇帝，考慮最多的，也不過是讓這個農莊風調雨順，人丁興旺，家大業大，做到這個，也就是所謂的“盛世”了。不過這個農莊並不是封閉的，很早就與外麵的世界有了往來，最開始是走陸路，比如從西漢開始，經河西走廊開辟的“絲綢之路”，稍晚一點，又開始坐船，這就是後來被曆史學家津津樂道的“海上絲綢之路”，雖然從三國開始，東南沿海的海外貿易就非常發達，但古代造船技術有限，而古代中國主要的往來對象，還是中亞，中東那些國家，所以在14世紀以前，陸路的“絲綢之路”，比海上的絲綢之路要發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