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中國文壇群星燦爛，有兩顆星最為璀璨：南有魯迅，北有周作人。以他哥倆為代表的京派與海派對峙，各占半壁江山，周作人儼然是北方文壇盟主。筆者考證，1934年周作人發表了《五十自壽詩》，當時的各路名家（如蔡元培、錢玄同、林語堂、沈尹默等）均爭相唱和。魯迅曾評價這一勢態：“周作人自壽詩，誠有諷世之意……君公相和，則多近於肉麻……”但由此可見周作人其時在中國文化界的顯赫地位。不過，真正能和魯迅極盡陽剛之氣的作品相抗衡的也隻有周作人那些苦澀回甘、外柔內剛的小品文。他晚期的作品真正到了爐火純青、蒼老遒勁的地步。西有長庚，東有啟明。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會稽周氏兄弟如兩峰對峙，雙水分流，代表了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新文學的最高成就。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周作人無疑是一個極有才氣的人，語言天賦超人，未正經講過什麼專門語言學校，他卻先後學會了英語、古希臘語、梵文，而日語幾乎和母語一樣熟練，並以上麵幾種語言翻譯了很多作品。在日本時，周氏兄弟的翻譯作品大都是他口述，魯迅筆譯完成的。他自小讀書極多，博聞強記，對科舉一路也算通品，第二次縣考成績把魯迅遠遠拋在後麵。但給人感覺，他與魯迅相比，創造性思維卻要差很多，真知灼見也少，看他的文章旁征博引、引經據典，而他自己的主張要透過字縫去找。這是考試性人才的通病，其實現在也是如此。
魯迅是看重周作人的，在他向外國介紹的當時中國著名作家中，第一個就是周作人。魯迅臨去世時，枕邊還放著周作人的書。
抗日戰爭爆發後，周作人步入歧途，居留淪陷後的北平，出任南京國民政府委員、華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等偽職，從此戴上了文化漢奸的“帽子”。一失足成千古恨，這段經曆成了他一生的汙點。1941年4月，周作人率團赴日本參加會議，“百忙”中特意去參拜靖國神社，為日本侵華戰爭中死去的軍人招魂。4月15日，國內的《庸報》報道了前一天下午周作人等人“參拜護國英靈之靖國神社，東亞永久和平之誌向相同之一行均誓言真心”。拜鬼之後，周作人又兩次赴日軍醫院，“親切慰問”在侵華戰爭中被打傷的日軍官兵，還兩次為他們養傷捐款。他的這些醜行令人匪夷所思，國人也永遠無法原諒他。
抗戰勝利後，群眾對懲處漢奸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當傅斯年初次發表對偽北大教職人員處理辦法的談話後，周作人自視本人為傅斯年的師輩人物，又同屬“新文化運動”陣營中的盟友，遂以前輩的姿態致信傅斯年，信中不但對自己下水甘做日人走狗的曆史罪過無絲毫懺悔之情，反而口氣蠻橫強硬，理直氣壯地令傅把自己作為特殊人物予以照顧，口出狂言連帶警告性地說道：“你今日以我為偽，安知今後不有人以你為偽”等語。傅斯年當即揮毫潑墨，在回複中痛斥道：
“今後即使真有以我為偽的，那也是屬於國內黨派鬥爭的問題，卻決不會說我做漢奸；而你周作人之為大漢奸，卻是已經刻在恥辱柱上，永世無法改變了。”
1945年12月6日，即周作人飲罷最後一杯苦茶，寫畢《石板路》的小品，又“聞巷中驢鳴”的第四天，他就因漢奸罪被國民政府高等法院判刑入獄，這篇短文也就成了他漢奸生涯的一曲絕響。
1949年出獄後，周作人定居北京，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從事日本、希臘文學作品的翻譯和寫作有關回憶魯迅的著述。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澤瀉集》、《談龍集》、《談虎集》、《永日集》、《看雲集》、《夜讀抄》、《苦茶隨筆》、《風雨談》、《瓜豆集》、《秉燭談》、《苦口甘口》、《過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詩集《過去的生命》，小說集《孤兒記》，論文集《藝術與生活》、《中國新文學的源流》，論著《歐洲文學史》，文學史料集《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說裏的人物》、《魯迅的青年時代》，回憶錄《知堂回想錄》，另有多種譯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