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指責張資平被敵人收買之事，是新加坡的《星洲日報·晨星》1940年4月19日刊登了鬱達夫的文章《“文人”》。文中指出：從這一張同仁合寫成的信中看來，我們可以知道，張資平在上海被敵人收買的事情，確是事實了。本來，我們是最不願意聽到認識的舊日友人，有這一種喪盡天良的行為的。譬如周作人的附逆，我們在初期，也每以為是不確，是敵人故意放造的謠言。但日久見人心，實在是中國人千古洗不掉的羞恥事，以春秋的筆法來下評語，他們該比被收買的土匪和政客，都應罪加一等。
1947年5月，張資平因“漢奸罪”被國民黨司法機關逮捕，後經交保獲釋。
1948年3月20日，張資平連去兩封信給胡適，並附上他的辯明書，要求胡適為他辯白，請求胡適將他的《我之辯明》轉送給陳立夫。
胡適並沒有為他申辯，所以1948年4月國民黨上海法院判處張資平有期徒刑一年零三個月。張資平不服，提出上訴。1949年1月，國民黨上海最高法院特種刑事庭裁決：撤銷原判，發還上海高等法院重新審理。
張資平最後雖未被國民黨上海高等法院判為“漢奸罪”，但在上海無業可從，隻好靠翻譯一些東西來維持生活。
1949年10月後，張資平因“漢奸文人”的臭名聲，難於尋覓一份工作。
1953年，他找到當時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潘漢年曾是創造社成員，於是由潘漢年介紹到上海市振民補習學校（現上海市成都二中前身）教書。1955年6月，潘漢年因“反革命事件”，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在審查張資平的“漢奸文人”罪行後，1958年9月，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張資平有期徒刑20年。1959年12月2日，張資平病死在勞改農場。
胡蘭成
胡蘭成，1906年出生於中國浙江省嵊縣鄉下，家貧，少時接受過傳統私塾教育。1927年曾在燕京大學旁聽課程，1937年3月受汪精衛之邀請，任上海《中華日報》總主筆。上海淪陷後，胡蘭成又被調到香港任《南華日報》主筆，1939年12月正式前往南京任汪偽政權宣傳部次長、偽行政院法製局長、《大楚報》主筆，成了可恥的文化漢奸。1943年與張愛玲結識相戀，1944與張愛玲結婚，一紙婚書上寫著：“胡蘭成張愛玲簽訂終身，結為夫婦，願使歲月靜好，現世安穩。”然而，1947年兩人就離婚了。抗戰勝利後，胡蘭成居然靠東躲西藏，逃過了審判，後亡命日本。
胡蘭成作為文化漢奸有多麼無恥，可從其所著的《今生今世》中看得很清楚：
在汪偽政府官場失意後，他直接投向日本人，為日本兵作戰場報告，與日本大將促膝談心，最為喪心病狂的是，在日皇宣布投降後，他居然勸阻日軍投降，並妄想擁兵割據另開新局。
更有甚者，胡著《山河歲月》中，“抗戰歲月”那章一上來就說：抗戰是非常偉大的，它把戰前十年間種種奢侈的小氣的造作都掃蕩了，於是中華民國便非常清真。所以日本侵華導致的慘烈抗戰，其實對“奢侈小氣造作”的中國是好的。
他以流亡學生舉例：中國人是喜歡在日月山川裏行走的，戰時沿途特別好風景，許多沒有到過的地方都去到了。除了工廠內遷與走單幫，學校亦遷到內地，年輕學生連同婉媚的少女渡溪越嶺，長亭短亭的走，好像梁山伯祝英台唱的：“過了一關又一關，前麵來到紫金山。紫金山上般般有，缺少鮮花共牡丹。”但她們的人就是那鮮花與牡丹。她們都是各有好家鄉的，卻能夠不貪戀。
對逃難的夫妻他這樣描寫：“還有攜眷逃難的，及去重慶投效抗戰的，憂患這樣大，心思這樣堅，他們反會沒有悲憤，沒有營謀掛念，天涯道路，隻更愛惜起眼前的人來。”
在胡蘭成看來，這些中國男女老少都該感謝日本侵略，否則年輕人哪有機會郊遊戀愛，夫妻感情也不會分外深重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在這三個文化漢奸中，生活作風最差的當屬胡蘭成。《今生今世》是胡蘭成的自傳體作品，裏麵寫了與胡蘭成有關係的8個女人，除了後來染病的全慧文及被張愛玲取而代之的應英娣（歌女小白楊），其他的6位，書中所占篇幅竟大致相同，平均用力到如此，胡蘭成還是應了他不做選擇的話。這8個女子中，有民間女子5位，分別是發妻玉鳳、女教師全慧文、護士小周、斯家小娘範秀美、日本女子一枝。剩下的3位，一是紅歌女，一是臨水照花的才女張愛玲，還有一位，最後則與胡蘭成在日本生死相守，終老於歲月。這個女子比起張愛玲的不尋常來，竟絲毫也不遜色，她便是原來上海灘黑幫老大吳四寶的壓寨夫人、上海灘的大姐大佘愛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