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他們都作了檢討。後來，在富陽縣委召開的一次會議上，他還就此事向當地幹部作了自我批評。他說：
“調查組有缺點，開始公社給肉吃，沒有斷然拒絕，是我們的缺點。”所謂“敢想敢說”，就是要打破思想框框，在調查組內部不設禁忌，什麼話都可以說，什麼意見都可以提。所謂“不敢做”，是指對外特別是對當地工作，有意見要通過組織向省委領導反映，不準在下邊指手劃腳，隨意指揮，以免幹擾地方工作。
田家英在調查中，十分注意搞好同當地幹部的關係，很尊重他們，又用毛澤東思想和黨的原則引導和教育他們。在一次有縣、社幹部和調查組成員參加的會議上，田說：“調查組的同誌不能驕傲，不能有居高臨下的態度。從上麵來的調查組總是給老百姓做好事，而不是要東西（公糧），所以往往給人家好的印象。公社幹部的日子比我們不好過。挨罵的是你們，好話都是我們說。”這一番話，既教育了調查組的同誌，又深切地體諒當地幹部的難處，增進相互之間的理解和團結。
說實在的，當時下去調查，隻要態度端正，發現問題並不困難，實在是問題成堆，俯拾即是。但要說容易，也並不那麼容易。關鍵在於能不能衝破思想束縛，有沒有提出問題的勇氣。經過反右傾運動，大家的思想被束縛得緊緊的，真是不敢越雷池一步。有一些問題明知不對不敢說，也有一些則是把錯誤的誤認為是正確的。就拿食堂問題來說，調查組的兩個點就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個點上的調查，由於沒有深入下去，仍然受舊框框的束縛，得出的結論是應該如何把食堂辦好；另一個點上的調查，由於真正了解到群眾對食堂強烈不滿情緒，認為食堂難乎為繼，應當解散。田家英參加了那後一個點的調查，讚成他們的意見。但是，善於不善於發現問題是一回事，敢於不敢於向毛澤東反映象食堂這個特別敏感的問題又是一回事。當時，主張維護食堂的人，包括一些高級負責人，包括其他一些調查組，還大有人在；過去有些人因食堂問題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事，人們記憶猶新；中央剛剛發出的“十二條”指示信明文規定，必須“堅持食堂”，等等。所有這些，田家英不是沒有考慮，但最後還是向毛澤東反映了真實情況並陳述了自己的意見。田家英敢於直言的精神，在重要關節上又一次顯示出來。還有一個問題，即造成農業大幅度減產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就我們所調查的地方來說（有相當的代表性），既不是天災，更不是民主革命不徹底、階級敵人複辟，完全是“五風”造成的。田也向毛陳述了這個意見。我參加調查的那個位於杭嘉湖平原魚米之鄉的和合生產隊，水稻畝產通常是600多斤，1960年竟隻有291斤。這個數字深深地觸動了毛澤東，他找來那個縣的縣委書記，深談了一次，並批評了他。
田家英很重視做曆史的調查。他直接指導我的調查工作，讓我和省裏的一位同誌對和合生產隊的生產情況，從土改後到公社化的全般曆史，作了詳細調查。
參加的人不多，請來一位老貧農、一位老雇農、一位老中農和生產隊隊長，共四人。我們促膝交談，有問有答，既是調查會，又是討論會，連續談了五、六天。
這樣，對這個生產隊的曆史及現狀了解得比較透徹，這對於了解土改後中國農村各個曆史發展階段的情況，大有益處。有了曆史的比較，哪些東西是好的應當恢複，哪些東西是不好的應當拋棄，以及現在存在的問題是什麼，就比較看得清楚了。田家英把生產隊的情況，從曆史到現狀（包括規模、體製、生產等），向毛澤東做了彙報。
就在這次彙報中，田家英建議中央搞一個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被采納了。後來。毛澤東在廣州會議上提到這個工作條例的由來時，是這樣說的：“我是聽了誰的話呢？就是聽了田家英的話，他說搞條例比較好。我們在杭州的時候，就找了江華同誌、林乎加同誌、田家英同誌，我們商量了一下，搞這個條例有必要。搞條例不是我創議的，是別人創議的，我抓住這個東西來搞。”
2月6日，毛澤東在聽取田家英等人的彙報時，提出一些重要的意見。現根據我當時傳達的記錄，將要點記載於下：
一、怎樣克服“五風”改變麵貌問題。問題主要是“五風”，瞎指揮。除自留地、蔬菜地外，再留3%
的土地歸小隊（按：即後來的生產隊）機動使用，可以多種多樣。
二、退賠問題。要決心賠，破產賠。誰決定的誰退賠。要使幹部懂得，剝奪農民是不行的。這種作法是反動的，是破壞社會主義而不是建設社會主義。
三、自留地問題。幾放幾收，都有道理。兩個道理歸根是一個道理一一還是給農民自留地。要把反複的原因向農民交待清楚，基層幹部要在反複中取得經驗。作對比，就有了理論上的根據了，再反複，搞下去就是餓、病、逃、荒、死。
四、起草一個工作條例。規定公社三級怎麼做工作。調查時，看看壞的，也看看好的，不然就鑽牛角尖。（田家英著重彙報的是和合生產隊的情況，這是一個工作差的隊。毛澤東是針對這一點講的。
五、規模問題。和合生產隊太大了，是否分成三個，或者把小隊當基本核算單位，生產隊變大隊，明升暗降。小隊變成生產單位和消費單位。幾個小隊懸殊大，拉平分配，破壞積極性。基本原則是增產。
六、食堂問題。按群眾要求辦事，可以多種多樣。
單身漢、勞力強沒有做飯的，要求辦常年食堂，多數人要求辦農忙食堂，少數人要求自己做飯。這個問題要調查研究一下，使食堂符合群眾的需要。30戶中有5戶要求辦常年食堂的，那就要辦。養豬的要求在家裏做飯，是可以的。總之，要符合群眾的要求，否則總是要垮台的。
七、幹部手腳不幹淨的問題。百分之三四十的貪汙麵，百分之七八十的手腳不幹淨。統統撤掉不行。
處理要按群眾意見辦，群眾允許過關的就放過，不允許的就撤職。
以上這些，大體反映了毛澤東當時對人民公社以及農村政策問題的一些基本看法，有些是已經明確了的，有些是正在醞釀之中。後來他又聽了湖南、廣東等調查組的彙報。這就為廣州會議的召開和主持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六十條”）作了準備。
2月21日，田家英和我遵照毛澤東的指示，離開杭州去廣州。23日，三個調查組在廣州會合，準備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起草工作一直是在毛澤東的指導下進行的。2月26日起草委員會召開會議，主要是確定條例的框架和基本內容。出席會議的有；陶鑄、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廖魯吉、趙紫陽、鄧力、許立群、王力、王魯，我也參加了會議。從27日起，進入具體起草階段，主要由廖魯言、田家英、王魯、趙紫陽分別起草。
3月10日，由毛澤東主持的“三南”會議在廣州開幕，參加會議的是中南、華東、西南三個大區的中央局書記和各省市自治區書記，主要討論公社工作條例和農業問題。與此同時，由劉少奇主持的“三北”（指華北、東北、西北三個大區）會議，在北京召開。
3月31日，毛澤東在“三南”會議發表重要講話，主題是反對兩個平均主義，即人與人之間，隊與人之間分配上的平均主義。這是他根據三上調查組的調查得出的一個基本思想，成為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的核心和基石。
反對兩個平均主義，在今天看來，似乎沒有什麼了不起。但是，我們對待任何一個問題都不能離開當時當地的具體條件。這個問題，浙江調查組沒有提出來，湖南調查組沒有提出來，廣東調查組沒有提出來，其他眾多的調查組都沒有提出來，盡管各個調查組都各自提出了一些好的、有價值的意見和建議。而這個思想是由毛澤東根據大量調查材料概括出來的。它使人們思想豁然開朗，不能不對他的高度概括能力和善於抓住問題本質的洞察能力表示欽佩。當然，他提出反對兩個平均主義，既受當時客觀曆史條件的限製，也受他自己主觀認識的限製，所以還是不徹底的。但無論如何這是一個重要的進步，它是黨在一段時間內解決農村問題的指導思想。
3月14日，“三北”、“三南”兩個會議合並召開，在廣州繼續進行。3月15日，工作條例經過修改，寫出第二稿。第二天，送給毛澤東。當天下午3時，毛澤東召集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廖魯言談條例問題，決定將條例發給會議討論。會議共討論了兩天，有一個爭論的問題，就是關於是否以生產小隊（即後來的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會議沒有作出結論。
3月15日，劉少奇在中南、華北小組會上有一段插話。他說：（一）對“五保戶”實行部分供給製，實際上是社會保險，農民是讚成的。但其餘的統統要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多勞多吃。活勞動轉化為死勞動，勞動力就是錢，就是物資。所謂經工作越作越細，就是要節約勞動時間，提高勞動效率，所以加班加點一定要給錢。（二）搞家庭副業、自留地，這是經濟民主。劉少奇這段話很重要，蘊含著深刻的思想。這表明當時劉少奇已經對平均主義的供給製持否定態度。
3月19日，開始修改工作條例第二稿，吸收每一個大區一至三人參加，華北是陶魯笳，西北是白治民，東北是馮紀新，中南是王延春、趙紫陽，華東是林乎加、薛駒、魏文伯，西南是黃流。胡喬木向起草組傳達了毛澤東當天中午的談話。根據我當時的記錄引證如下：
這個條例怎麼樣？沒有危險嗎？農業問題抓得晚了一些。這次一定決心解決問題。第二次鄭州會議，問題解決得不徹底，隻開了三天會，而且是一批一批地開，開會的方法也有問題。廬上會議本應繼續解決鄭州會議沒有解決的問題，中間來了一個插曲，反右，其實應該反“左”。1960年上海會議對農村問題也提了一下，但主要討論國際問題。北戴河會議也主要是解決國際問題。“十二條”起了很大作用，但隻是解決了“調”的問題，沒有解決“平”的問題。12月中央工作會議，隻零碎地解決了一些問題。農村問題，1959年即已發生，廬山會議反右，使問題加重，1960年更嚴重。餓死人，到1960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
3月22日，中央工作會議通過《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同日，黨中央發出《關於討論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給全黨同誌的信》，要求各地對條例進行認真討論，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切實解決人民公社中的問題。
3月23日，中央工作會議最後的一天，通過《中共中央關於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這封信是胡喬木代中央起草的。信很長，別的內容人們大概都忘了，但有一句話比較不容易忘記：“在調查的時候，不要怕聽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見，更不要怕實踐檢驗推翻了已經作出的判斷和決定。”通過這封指示信的時候，毛澤東把田家英請到主席台上，坐在他的旁邊，田家英一麵讀，毛澤東一麵解釋。最後，毛澤東專門對《調查工作》（即《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作了說明、講解和發揮。當天晚上，毛找田談話，指示把調查工作延長到5月，再到江蘇去調查20幾天，搞三個點。後來，我們沒有去江蘇，而是繼續在浙江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