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會議是一次重要的會議，用毛澤東的話來評價，這是公社化以來中央同誌第一次坐下來一起討論和徹底解決農業問題。廣州會議的主要成果就是製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條”。
“六十條”集中了廣大群眾和幹部的意見和要求。但是，它是不是正確？是不是符合實際？行得通行不通？還有一些什麼問題需要解決？這就需要再拿到群眾中去征求意見，放到實踐中去檢驗一番。這就是毛澤東曆來倡導的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
廣州會議一結束，田家英和我就於3月26日回到杭州，主要任務是搞“六十條”的試點和討論工作。
田在向調查組布置這一任務時，強調要“繼續打開腦筋”。他說：“對這個文件，一方麵要有充足的評價，另一方麵也不要盲從，因為還有一些問題，例如手工業、商業等都還沒有完全解決。在條例的試點和討論中，仍然要敢於和善於提出問題，敢於發現問題。”由於這一段不單是調查，還帶有工作的性質，有時還需要決定一些問題，因此，田家英特別囑咐大家：“這一階段更要嚴肅紀律，特別是搞試點的。現在是要拍板。是不是真正群眾的意見要弄清楚，不要為假象所迷惑。特別是對大的問題，更要慎重，不要急，要對群眾負責。‘臨事麵懼，好謀而成。’任何個人不得隨意決定問題，凡是大事，要一再商量，有些事我們還要同省委商量。我們調查組受到省委的重視，越是這樣，我們越是要兢兢業業。”
我們的試點工作，一直進行到4月中旬。在這期間，一個調查小組通過一個偶然的機會，發現富陽縣有一個生產大隊，在一些嚴重違法亂紀分子的把持下，生產遭到嚴重破壞，人民生活極端困難，發生了非正常死亡的現象。田家英得知後，立即於4月9日同我一道趕到那裏。他聽了調查組的彙報，第二天召開全管理區幹部大會。田家英作了長篇講話，對違法亂紀分子進行了聲色俱厲的批評和斥責，對其他幹部進行了入情入理的說服教育。全場秩序井然，大家被他的感人、有力的講演所吸引。他揭露了這裏一些慘不忍睹的事情，當他說到“共產黨員看到這種情況，是很痛心的”時候，哽住了，長時間說不出話來，難過得流了淚。最後，他宣講了“六十條”對這裏如何討論和試行“六十條”提出具體意見。田家英這次的到來和講話，成為這個生產大隊的轉折點。在縣委的領導下，加上調查組的協助，這個大隊很快恢複了生機。不到兩年，豐收歡快的景象又重新展現在這塊美麗富饒的江南土地上。1980年3月29日晨，當這個大隊的幹部和群眾從廣播裏聽到中央為在“文革”中含冤去世的田家英平反昭雪的消息，許多人十分悲痛，含淚奔走相告。這個大隊立即給董邊寫來慰問信，並要田家英的照片，永作留念。
田家英對人民，特別是對廣大的貧苦農民有一種特殊的感情。他愛人民，為人民的利益而奮鬥，以人民的根本利益為最高利益。他在浙江調查和“六十條”試點工作，始終貫徹這個思想，堅持以毛澤東的群眾路線理論教育和武裝幹部。他說：“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中特別提到要關心群眾生活，要有群眾觀點。群眾觀點，首先是全心全意關心群眾的生活。要真正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為群眾謀利益同上級負責是一致的。符合群眾利益的事就做，否則就要抗。所謂抗並不是無組織無紀律，要經過一定的手續。下級服從上級，少數服從多數，必須堅持這個原則。則是違反群眾利益的，破壞生產的（按：這裏指瞎指揮），都要反對。如果對上麵錯誤的東西不提意見，盲目執行，自己就要負責。”又說：由於為人民服務的觀念不強，使我們的工作缺乏堅定性，這是一條重要的教訓。必須真正做到對黨負責和對人民負責的一致性。有一個幹部說：‘我們過去怕整風，怕批評，怕丟麵子，就是不怕老百姓沒有飯。’工作上出現錯誤和缺點，對有些人來說對人民負責不夠。要有不怕丟烏紗帽的精神。有些同誌明明看到群眾沒有飯吃，不敢反映，怕丟烏紗帽。有人不敢抗歪風，主要是群眾觀點薄弱。
上級的指示要執行，但是如果有錯誤，就應當反映，提意見。無非是妻離子散，打成右派，兒子不叫父親，死於非命，怕什麼！要堅持真理。何況我們黨不是不聽意見的。在講到動機與效果的關係時，田家英說：
“人民的利益是衡量動機好壞的標準。凡是違反人民利益的馬上製止。這幾年的一些工作，是蠻幹，是傻幹。效果不好，要馬上改。”
田家英講這些話離現在快30年了，這些話都是針對當時情況講的，但今天讀來仍然擲地有聲。他講話的神態和音容笑貌，還活生生留在我的記憶裏。
就在浙江嘉善搞“六十條”試點的時候，一天晚飯後，我們一起散步，田家英向我背誦了鄭板橋的一首詩，詩曰：“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這是鄭板橋在山東濰縣作知縣的時候，在送給巡撫包括的一幅畫竹上題寫的四句詩。他深為感慨地說：一個封建時代的縣官尚且如此關心老百姓的疾苦，何況我們是共產黨員呢！的確，作為共產黨員的田家英，繼承了中國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的優良傳統，並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基礎上加以發展。
田家英出身貧寒，自幼受到社會的和家庭的不公道待遇。因家庭不供給上學，13歲就輟學，在他哥哥開的一個中藥鋪裏當學徒。他過著低下的生活，又目睹舊社會的黑暗，深切體察到平民百姓的苦難，極易接受革命思想。抗日戰爭爆發，在民族危亡的時刻，滿腔愛國熱隋的田家英離開家鄉成都，奔赴革命聖地延安去找共產黨，當時才是一個16歲的少年。他參加革命以後，自覺地走上毛澤東指引的知識分子與工農大眾相結合的道路。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教育下，使自己樸素的階級感情上升到理陸階段，思想升華到相當的高度。他的群眾觀點是堅定的、牢固的、始終如一的。1947年他到晉西靜樂縣張家莊搞土改，親自經曆了這場偉大的反封建的土地改革運動，同當地貧苦農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常常給我講那段曆史。他說，他住在一戶貧民家裏，那位老大娘對他特別好。那時很困難，老百姓沒有糧食吃。可是每天晚上回來，在他枕頭下麵總是放著一個小口袋，裏麵裝著一點炒黃豆。那個山莊有狼，夜晚出沒在山野裏，見到了那位老大娘和老雇農。我們進村以後，村民聽說田家英來了，都來看他，“老田”、“老田”地稱呼著，叫得特別親熱。我們走的那一天，村裏的群眾站在黃土崗上，一直看著我們遠遠地離去。
浙江調查和“六十條”試點工作，4月中旬告一段落。調查組全體成員搬到杭州劉莊，同毛澤東住在一起。
4月23日，毛澤東找田家英談話，研究下一步的調查工作，既談到全黨範圍的，也談到浙江調查組的。
4月25日，他寫信給當時在杭州的鄧小平，提出5月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繼續廣州會議尚未完成的工作：
修改人民公社“六十條”和繼續整頓“五風”，並要求到會同誌利用這一段時間，對農村中的若幹關鍵問題（注釋：毛澤東提出的這些問題是：食堂問題，供給製問題，自留山問題，山林分級管理問題，耕牛、農具（歸）大隊所有好還是（歸）隊所有好的問題，一、二類縣、社、隊全麵整風和堅決退賠問題，反對恩賜觀點、堅決走群眾問題，向群眾請教、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問題，恢複手工業問題，恢複供銷社問題。）
進行重點調查。請鄧小平找田家英一起起草中央通知。當天下午，田把寫好的通知送鄧審定。晚上，田參加了毛澤東召集的會議，會議開到次日淩晨2時。
在這次會上，決定浙江調查組繼續就上述問題進行調查。第二天，調查組分赴三個地點，又投入了新的緊張的工作。我們這次調查，是黨中央布置各地作重點調查的一個組成部分。所有這些調查，為5月北京會議作了準備。田家英領導浙江調查，從1961年1月23日開始工作，到5月3日結束，中間參加廣州會議，參加起草“六十條”和“六十條”試點工作，整整100天。在這100天裏，不論在工作思想上，內容都是十分豐富的，田家英過得緊張而又愉快。他向毛澤東提出許多重要意見，幫助毛做了許多工作，受到毛的稱讚。他言傳身教，循循善誘，帶出一支好的調查工作隊伍。他以身作則，平易近人，積極宣傳毛澤東思想，為群眾解決實際問題，在當地幹部和群眾中廣為傳揚。他在一些場合中，對如何搞社會主義這一問題，提出一些頗有見地的思想，在今天看來仍然有一定的意義。在整個調查和試點工作中，充分顯示出田家英是一位有個性、有特色、有思想、有才能的領導者和組織者。
1961年5月21日到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會議。會議根據中央和各地區、各部門的調查，對《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進行修改，製定了工作條例的“修正草案”。修改部分主要是取消了原草案中關於食堂和供給製的規定。會議還討論了商業工作和城市手工業工作。
會議期間，田家英根據毛澤東提出的四個問題（調查研究、群眾路線、退賠、甄別平反）。其中特別規定，以後在不脫產幹部和群眾中，不再開展反右傾反“左”傾的鬥爭，也不許戴政治帽子。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規定。
鑒於幾年來的政治運動中，動不動反右傾，隨意地給人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帽子，傷了許多人，其中也有不脫產幹部和一般群眾。這是一個嚴重教訓。反傾向鬥爭，不論是右傾還是“左”順，本來是共產黨解決黨內問題使用的概念，即使在黨內也不能隨意使用，何況對不脫產幹部和一般群眾呢。
毛澤東在會議上作了自我批評，對黨所犯的錯誤承擔了主要責任。他說：“違反客觀事物的規律，要受懲罰，要檢討。”五月會議以後，全國經濟形勢繼續好轉，黨內民主生活進一步恢複正常。
“六十條”是毛澤東提出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結出的第一個碩果。這個文件對於扭轉農業局勢以至整個國民經濟的困難局麵，起了重大作用。在它的帶動下，全國各條戰線相繼製定工作條例，形成一整套比較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具體政策。“六十條”集中了全黨的智慧，體現了毛澤東當時的農業政策思想，其中也包含著田家英的一份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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