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慘敗，清廷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在京應試的各省舉人以康有為為首聯名上書朝廷，要求拒簽和約，變法圖強。雖然他們的目的沒有實現，卻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甲午中日戰爭以後，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的侵略加緊了，妄圖進一步瓜分中國。嚴重的民族危機，促使中國人民覺醒。一部分具有愛國思想的知識分子，幻想在清朝皇帝的統治下，模仿資本主義國家的製度，改革政治，實行變法，以求中國富強。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是這些知識分子的代表。
1895年，康有為和梁啟超聯合在北京參加考試的知識分子1300多人，上書清朝光緒帝，請求拒絕與日本和議，變法圖強。這一次聯名上書的行動，就是曆史上著名的“公車上書”，雖然對清政府沒有太大觸動，卻轟動了全國。
康有為在“公車上書”後的幾年，一直在為變法做著準備，他在北京出版《中外紀聞》，組織強學會。嚴複在天津主編《國聞報》宣傳維新變法。譚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南學會，創辦《湘報》。全國議論時政，宣揚變法的風氣已經逐漸形成。
1897年11月，德國強占膠州灣，全國人民群情激憤。12月，康有為看時機成熟，第五次上書光緒帝，痛切陳述當時中國的形勢，指出了列強瓜分中國的企圖，要求任用維新人士參預政權，並由皇帝出麵，倡導變法。不久，光緒帝召見康有為，同他談了兩個小時。康有為進一步向光緒帝陳述了變法思想，指出：在外國的欺侮和分割下，中國已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不改變舊法，就不能自強。“變則能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
光緒帝深為感動，表示不做“亡國之君”，決心變法。1898年春，光緒帝鼓起勇氣，向慈禧太後要權，並對首席軍機大臣奕說：“太後若仍不給事權，我願退讓此位，不甘作亡國之君。”經奕再三勸說，慈禧太後終於同意，“由他去辦（變法），等辦不出模樣來再說”。這樣，才有這麼一場戊戌變法。
雖然光緒帝所表現出來的是一個自上而下的改革態勢，但變法內容其實並沒有觸及到封建統治的根本。康有為的政治主張中“設立國會”“製定憲法”等主張根本沒有被光緒皇帝放在心中，皇帝關心的隻是要通過這一次變法，擺脫慈禧太後對他的控製，壓製朝中和自己作對的大臣，改變多年來被列強欺負的局麵。
所以從1898年6月到9月，光緒帝按維新派意圖，發布了幾十道變法命令，但內容隻是包括：設立農工商、路礦總局，提倡開辦實業，修築鐵路，開采礦藏，組織商會，改革財政；政治上廣開言路，允許士民上書言事；裁汰綠營，編練新軍；廢八股，興西學，創辦京師大學堂，設譯書局，派留學生，獎勵科學著作和發明等這些文化、經濟、軍事上的措施。因為變法的這一年是舊曆戊戌年，因此這次變法叫做“戊戌變法”。
但是，清政府的大權把持在以慈禧太後為首的頑固派手裏，光緒帝沒有實權。變法運動觸動了頑固派的利益，引起了他們的仇視。九月，慈禧太後發動了政變，把光緒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自己“臨朝聽政”。她還下令拘捕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康有為、梁啟超被迫逃亡到香港和日本。譚嗣同不肯逃走，他說：“各國變法，都是經過流血才成功的，中國還沒有這樣的人，讓我來做第一個吧！”他寫出了“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的豪邁詩句，表現了臨危不懼的無畏精神。九月底，譚嗣同等六人（史稱“戊戌六君子”）被殺害，戊戌變法失敗了。這次變法，從1898年6月11日開始，至9月21日結束，共103天，因此曆史上又叫做“百日維新”。
盡管“戊戌變法”隻維持了103天，它卻是中國近代史上重要的政治變革和思想啟蒙運動，對中國近現代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麵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