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是否定的。
眾所周知，隋文帝在位期間，雖然在疆域上實現了天下一統，但是北方與南方事實上仍然是貌合神離。畢竟南北兩地已經分裂隔絕了三百多年，這種裂痕不可避免地表現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風尚、民間習俗等各個方麵，嚴重削弱了一個統一國家所應具有的凝聚力和穩定性。而京師長安則地處帝國的西北一隅， “關河懸遠，兵不赴急”，一旦山東(崤山以東)或江南地區發生叛亂，等到中央得到消息做出反應時，不但已經貽誤了戰機，而且地方上很可能已經遭到破壞。
所以，為了加強中央政府對四方疆域尤其是江南地區的控製，為了南北兩地能夠消除曆史隔閡，完成從形式到精神的真正統一，在地處南北結合部的洛陽營建一座新都，把帝國的權力中樞從西北一隅遷移到中原地區，就是勢在必行之舉，是隋帝國的長治久安之計。一旦遷都洛陽，則“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陸通，貢賦等”，不但在政治上意義重大，而且對促進南北地區的經濟和文化交融也有深遠的作用和影響。
所以楊廣才會在營建東京的詔書中稱：“我有隋之始，便欲創茲懷、洛，日複一日，越暨於今。念茲在茲，興言感哽!朕肅膺寶曆、纂臨萬邦，遵而不失，心奉先誌!”(《隋書·煬帝紀》)這段話的意思是： “有隋一朝自肇始之日起，便欲以河、洛地區為創業之地，日複一目，直至於今。由於長久思慮掛念此事，所以一講起來就令人激動哽咽!朕敬承大寶、君臨萬邦，一意遵行而不忘卻，一心奉行先帝之誌!”
說遷都洛陽是楊堅的遺誌顯然是不足為憑的，但是我們最起碼可以從楊廣的自我表白中看出一點，那就是——營建東京、遷都洛陽是他長久以來深思熟慮的一個政治構想和戰略決策，絕非聽信術士胡言亂語的結果，也斷不是一時心血來潮的產物。
而“開鑿大運河”與“遷都洛陽”一樣，也是楊廣包羅宏富的戰略構想中至關重要的一個有機部分。
繼大業元年開鑿“通濟渠”後，楊廣又於大業四年(公元608年)下令開鑿“永濟渠”。這第二期工程同樣征發了河北諸郡的一百多萬民工，先疏浚沁水下遊，使之與黃河貫通，再利用一些天然河道北上直貫涿郡(今北京)，全長一千公裏。
大業六年(公元610年)，大運河的第三期工程“江南河”又破土動工。以京口(今江蘇鎮江)為起點，引長江水經太湖流域，直達餘杭(今浙江杭州)，入錢塘江，全長四百多公裏。
至此，這條世所罕見、全長兩千五百多公裏的大運河終於完整地出現在帝國臣民和無數後人麵前。
對楊廣來講，這是一項空前絕後的創舉。
對曆史來講，這是一件震古鑠今的傑作。
對數百萬承擔開鑿工作的民工而言，這是一條榨幹他們血汗，甚至剝奪了他們生命的血淚河，是一根吸盡大江南北民脂民膏的吸血管。
對隋帝國而言，這是一條貫穿南北的經濟大動脈，一條彌合曆史裂痕的文化紐帶，一條造福後人利益萬世的黃金水道。
對今天的我們來說，這既是讓人驚歎的曆史奇跡、是一筆豐厚的文化遺產，也是隋煬帝逆天虐民、施行暴政的一個有力證據和直觀說明…… 大運河似乎什麼都是。 可它似乎什麼也不是。 如果我們堅決要追問：大運河到底是什麼?楊廣開辟大運河到底是功是過?那麼首先我們不得不承認，大運河確實是關乎當時社稷民生的一項重大的基礎設施建設。 “通濟渠”、 “永濟渠”、 “江南河”，加上隋文帝時期開辟的“廣通渠”，地跨南北、橫貫東西，溝通了渭水、黃河、淮河、長江四大流域的航運。其全線開通之後， “商旅往還，船乘不絕”(《舊唐書·李勣傳》)，極大地便利了民眾往來、商業流通和國家漕運，推動了南方地區的城市開發，繁榮了社會經濟，同時促進了南北兩地的文化融合。唐人皮曰休在《汴河銘》中說：“北通涿郡之漁商、南運江都之轉輸，其為利也博哉!”
然而，毋庸諱言，這一切都是建立在百萬民工的累累白骨之上的。大運河的三期工程，包括營建東京的工程，所征調的數百萬民工全部是無償勞動，男丁不夠就征發婦女充役。體能的嚴重透支，夥食和工作條件的惡劣，醫療和勞保措施的缺位，這一切共同導致了大量民工的死亡。據《資治通鑒·隋紀四》稱：“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十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相望於道。”《隋書·食貨誌》稱：“僵仆而斃者十四五”。
一群又一群汗盡血幹的民工就這麼倒在了自己挖掘的溝渠內。
日後，當楊廣乘坐大型豪華龍舟從這些民工的白骨上駛過的時候，他除了被自己的雄才大略和豐功偉績所陶醉之外，除了聽見樂曲般的潺潺水聲從自己的耳中曼妙地流過之外，他是否還能聽見那些痛苦無告的靈魂所發出的卑微啜泣?
他肯定是聽不見的。
因為他是至高無上的帝王。
即便聽見了，楊廣也會置若罔聞。
因為如同螻蟻一般的萬千子民無法理解楊廣身上所肩負的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