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法治
漢武帝在尊儒術的前提下又重法治，這是個公認的事實。有的認為武帝是外儒內法，有的說是儒法兼用。有的學者還說武帝時期：“申商韓非之言，倒成了政治的指導思想”。提法雖然不同，但武帝重法治這一點卻是人們所公認的。
值得注意的是，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與改革思想是結合在一起的。先秦法家以法治國是為了推動改革，保證改革的順利進行。漢武帝也是如此。《史記·平準書》載武帝說：“朕聞五帝之教不相複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這句話與《史記·商君列傳》載商鞅所說的“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的改革思想如出一轍。正因為漢武帝要改革、要前進，就需要通過法治清除前進道路上的障礙。此外，“法治”作為一種治國的重要方法，想要把國家治理好是不能不用的。這是武帝重法治的重要原因。
（一）、漢武帝對法家法治思想的繼承：周代重禮製、德製，對舊貴族的利益與特權是很維護的。《禮記?曲禮上》說：“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所以，禮規定人與人之間的行為準則。所以，對大夫以上用禮，對庶民則用刑，等級製度嚴格。春秋戰國隨著法家的出現，提出了法治思想。先秦法家思想的一個根本特點，就是《史記·太史公自序》所說的，用法“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這就是韓非子所說的“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非子?有度》），執法時要求“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韓非子?問辯》）。這樣的以法治國，就要求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韓非也稱這種學說為刑名之術。他認為，，具體的法律條文叫名，依據法令條文進行賞罰叫刑。名是刑的根據，刑應合乎名。這就叫“刑名之術”。由於中國的法治思想是先秦法家提出的，所以漢武帝的法治思想就是對先秦法家思想的繼承與發展。
從西漢的曆史發展來看，重法治也是有傳統的。《史記·儒林列傳》說，漢文帝“本好刑名之言”。所以，漢文帝一方麵以無為而治的黃老思想為指導。一方麵又嚴肅執法。如：有一次有人驚了文帝的駕輿，文帝要處以重刑。廷尉張釋之說：“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驚駕之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
文帝深思良久後說：“廷尉當是也！”這裏所說的“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就是說法是天下共同遵守的規則，所以，皇帝也應當遵守。
漢武帝繼承了先秦與漢初法家執法公平“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的思想，而且很突出，能貫徹到自己的實踐中去。武帝的妹妹隆慮公主之子昭平君，又是武帝女兒夷安公主的丈夫，犯法當死，隆慮公主臨死前，以金千斤、錢千萬為其贖罪。按漢朝的法律是可以以錢贖罪的，所以武帝批準了。隆慮公主死後，昭平君又犯法當死，因為是公主的兒子，廷尉不敢做主處決他，又請武帝判決其罪。《漢書》卷65《東方朔傳》載：武帝“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因弟（妹）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麵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仇，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武帝可以說，在處理這一問題時，是考慮到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的。
武帝執法嚴明，如對方士欒大就是如此。欒大在樂成侯丁義的推薦下來到了武帝的身邊，靠詐騙博得了武帝的信任。武帝賞給了他大量財富，並封其為五利將軍、天道將軍、樂通侯等官爵，騙得了六顆金印。武帝還把自己的女兒、衛皇後生的長女嫁給了他。但後來武帝發現了他的詐騙活動，堅決處死了他，並對推薦他的丁義也判處棄市。王船山就此事評價說：“樂成侯丁義薦欒大，大詐窮而義棄市。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小懲而大誡，小人之福也。懲一人而天下誡，國家之福也。……義既誅，大臣弗敢薦方士者，畏誅而不敢嚐試也。義誅，而方士公孫卿之寵不複如以前的方士文成、五利之顯赫。其後求仙之誌已息矣，無有從諛（奉承）之人也。故刑賞明而巧言諛媚之人收斂。武帝淫侈無度而終不亡賴此也夫！”王船山稱讚漢武帝的執法嚴明起到了除奸、防奸的作用，並進一步說武帝沒有亡國就是靠他的執法嚴明。這是王船山先生對武帝執法嚴明的評價。
從上述情況看，武帝無疑得到了先秦法家法治思想的真傳，並結合漢代具體情況，創造性地發展了法家執法嚴明的思想。而這正是武帝事業取得成功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條件。
（二）、武帝增訂的法律文深嚴酷、條文繁多：漢武帝重法治是根據客觀形勢的需要而決定的。武帝即位不久就外事四夷、內事興作，尤其是對匈奴的戰爭勢必激化各方麵的矛盾，為穩定社會秩序，就必須增訂法律，嚴明賞罰，以推動事業前進。《漢書·刑法誌》說：“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征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奸軌不勝”。在這種情況下，元光五年（前130）七月，漢武帝就任命張湯、趙禹定律令。這次條定的律令有以下兩個特點：
其一、文深、嚴酷與官吏執法中的問題：《漢書·刑法誌》說“張湯與趙禹共定律令，務在文深”。《漢書·刑法誌》說：“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奸猾巧法轉相比況，……或同罪而論異。奸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於死比。”從這一記載中可以看出張湯等定律令時所謂律令文深、嚴酷與官吏執法中的種種不公正問題。需要加以解釋：
先是“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各官府有關負責的官吏為“監臨部主”。師古曰：“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為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並連坐也”。
其次是“緩深故之罪”，注引孟康曰：“孝武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寬緩”。注引孟康的話是說；雖然武帝想急於判罪人刑罰，但受“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寬緩”的影響，也就是從寬處理了受害的罪人。
再次是“急縱出之誅”，注引師古曰：“吏釋罪人疑以為縱出，則急誅之。”就是說，官吏釋放罪人，懷疑是縱出，就急誅有關官吏。
後來，法律條文繁多，人們無法看完，而“奸猾巧法，轉相比況”，也就是說執法時官吏中的“奸猾”之徒巧妙地解釋法律，轉相比較，或同罪而異論，相讓罪人活就比附讓活的法律，想讓罪人死就采用死的法律加以解釋。因此，奸吏常通過作不同解釋而接受財物賄賂，就象作交易一樣。這類等等腐敗現象不斷地發生，難於防止。
其二、法令條文數量繁多與種類：《漢書·刑法誌》說漢武帝時法網皆密、法令繁多，並指出：“法令凡三百九十五章；大辟四百零九條，一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比一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幾閣，典者不能遍睹。”不僅法令數量大，而且分為律、令、科、比四種形式。其中律、令是兩種最基本的形式。各種法律形式的條文都增加了很多。今把各種形式法律條文介紹如下：
律：律是皇帝令製定的一種穩定的基本的法律形式，是判定犯罪性質、名稱、輕重的準繩。劉邦在公元前206年入鹹陽時與民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其後，由於“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奸”，相國蕭何又依據“秦法，作律九章”。此後，叔孫通作關於朝儀的《傍章律》十八篇。《漢書·禮儀誌》說“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故稱傍章。上述法律，共30篇。漢武帝時，據《晉書·刑法誌》載張湯作宮廷警衛的“《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作“《朝律》六篇”，4共計33篇。上述高帝、武帝共作律63篇，武帝時製定33篇，約占總數的百分之52、4。上引《漢書·刑法誌》說“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乃為律、令總數，統稱漢律，後亡佚。後世所說的漢律，就是上述這些篇章。
令：令就是皇帝的詔令。《漢書·宣帝紀》注引文穎說“天子詔所增損，不在律上者，為令”。令的數目繁多，涉及社會的各個方麵，所以後來按發布先後編為《令甲》、《令乙》、《令丙》。《晉書·刑法誌》說“漢時決事，集為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科：按犯罪性質分類進行處罰的條律稱科或科條。《釋名?釋典藝》雲：“科，課也，課其不如法者，罪責之也。”《後漢書?陳寵傳》載“漢興以來，……科條無限。”《後漢書?梁統傳》載“武帝軍役數興，豪傑犯禁，奸吏弄法，故重首逆之科”。上引《漢書·刑法誌》載死罪之中有“有大辟四百九條”，就是說死罪之中的大辟一項就有科條409條。
比：是以判過的案件作為判案的標準，遇到新案件與其比較進行判案，所以稱為決事比。上引《漢書·刑法誌》說，漢武帝時“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一事”。
法律條文增加的太多了，所以出現了“文書盈於幾個，典者不能遍睹。”而且，執法也很嚴酷。與西漢初期“刑罰用稀”、“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相比，形成了尖銳的反差。這是時間不同、國家麵臨的任務不同、解決矛盾的方法不同，所造成的。
（三）、重法與尊儒結合及霸王道雜之：漢武帝的重法治有兩個問題值得注意，其一是重法治與尊儒術相結合，而其具體表現就是以《春秋》決獄；其二是“霸王道雜之”，也就是把法治與德治的治國方法二者結合在一起。現在就此問題列述如下：
其一、以“《春秋》決獄”：這是漢武帝時期法律形式的一個新發展。所謂“《春秋》決獄”就是把儒家五經之一的《春秋》作為判案的法典用。《春秋》一書維護君臣、父子、夫婦的綱常倫理，這種思想對維護專製主義中央集權十分有利。武帝尊儒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正君臣關係。他大搞《春秋》決獄，令董仲舒的弟子“呂步舒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董仲舒退休以後，“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折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董仲舒搞的是以春秋決獄的條文、根據。
《春秋》決獄不僅在鎮壓諸侯王的叛亂中起了作用，並以此嚴格規範臣下的行為。這是漢武帝開創的先例，對後世有深刻的影響。如《漢書·匡衡傳》載漢成帝時丞相樂安侯匡衡非法擴大封邑四百頃，多收租穀千餘石，以“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為據，判處匡衡“專地盜土”之罪，“免為庶人”。這種風氣發展到東漢，馬融、鄭玄等以儒學回答法律問題的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言數益繁，覽者益難。天子於是下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
以《春秋》決獄，說明已把儒家經典當法典用，說明儒法兩家已經合流。
其二、武帝時“赦天下”、“赦徒”與特別赦免某一地區、某一事件中罪人的次數頻繁。武帝時斷獄數比過去大為增加。據《漢書·刑法誌》載，西漢時斷獄最少的文帝，年“斷獄四百”。武帝時斷獄次數大增，年“天下斷獄萬數”，或“斷獄歲以萬千數”。雖然如此，但武帝時“赦天下”、“赦徒”、赦某一事件、某特定地區罪人方麵，並不比其他皇帝為少。
據《漢書》各帝紀所載，惠帝在位七年，大赦一次、別赦一次，共兩次。平均3、5年一次。
文帝當政25年，大赦4次、赦徒一次、別赦一次，共6次。平均4、1年一次。景帝在位16年，大赦5次、赦徒一次、別赦一次，共計8次。平均2年一次。武帝在位55年，大赦18次、赦徒1次、別赦5次。共計24次，平均2、4年一次。赦免罪人、刑徒一般發生在新皇帝即位、有重大禮儀活動、祥瑞出現、皇帝駕臨某一地區時所采取的措施。這樣作是為與民更始，也就是給罪人、刑徒以重新做人的機會。這是皇帝關心民眾疾苦，施恩德於民的重要措施。這對尊儒術的漢武帝來說，自然是他以德化民的重要表現。
漢武帝處理案件時注意縮小打擊麵與恩威並舉。如元光六年（前129）衛青率眾將出擊匈奴，李廣、公孫敖“失師而還”。回師後，李廣、公孫敖下廷尉，依法定罪；對士卒則統統赦免。武帝在詔令中說：“將軍已下廷尉，使理正之（依法定罪）。而又加法於士卒，二者並行，非仁聖之心。朕閔眾庶陷害，……其赦雁門，代郡軍士不循法者。”這樣一下就赦免了眾多士卒的罪。對領兵將領也設法寬免：如有的被判處死刑後，又讓其贖為庶民，到以後需要時，又讓其為將軍，立功贖過。對民眾犯罪也是如此，如元狩六年（前177）因盜鑄錢依法當處死刑的人太多，所以武帝“赦吏民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這些事實說明，武帝在重法治，依法治國的同時，又貫徹著儒家以“德治”化民的精神。
總之，武帝以《春秋》決獄，一方麵嚴厲執法，以法治國；一方麵又不斷赦免罪人、刑徒。這種儒、法結合與王道、霸道兼用的治國方法，是漢武帝對儒、法兩家學說創造性的運用與發展。對以後中國的曆史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三、悉延（引）百端之學
“悉延（引）百端之學”，是漢武帝推行學術思想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西漢初“悉延（引）百端之學”已是一種客觀存在。西漢初下令廢除了秦的焚書坑儒及其有關的暴政苛法。漢惠帝時接受曹參的建議以黃老術為指導，實行無為而治。在思想文化方麵，被焚燒藏匿的書籍漸漸恢複，並允許各學派學者講學。文帝時各學派的博士多達七十人。在這種情況下，朝中官員大多數都學其他學派的學說。如文帝時，賈誼就是位既學儒術，又學其他學派的學說；晁錯則是位先學法家，後隨伏生學《尚書》的官吏。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說，他的父親司馬談“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曾“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注引徐廣曰：黃子就是《儒林傳》所說的黃生，“好黃老之術”。黃生曾在景帝麵前與齊詩博士轅固生辯論湯武受命的問題。這位黃生應是秦或文帝時的治黃老學說的博士。後因武帝罷黜百家，儒學外其他學派學者的博士稱號就被取消了。雖然如此，但在當時大多數朝廷官吏，包括學儒術的官吏，也學其他學派的學說。在此的情況下，如果因學其他學派學說就不能當官，那麼朝廷將無可用之官。在此情況下，武帝隻能推行“悉延（引）百端之學”的政策。其他學派的學者，隻要有才能也被任用當官。客觀事實就是如此，並有大量的事實可以證明。今把其他學派被任用為官的人，分類說明如下：
（一），任用黃老學派學者當官：黃老之術原為漢初的指導思想，武帝即位這一學說的地位大大下降。但仍然任用學黃老術者當官，發揮其作用。汲黯就是一例。汲黯是學黃老之術起家的，景帝時曾為太子洗馬，武帝時先後任滎陽令、中大夫、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黯多病，臥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為主爵督尉，列為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有次，武帝讓他去河內視察火災，去後發現“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所以未經請示，就持節發河內倉庫糧食賑濟貧民。回去見武帝後，說了此事，請求治罪，武帝認為他賢能，釋免了他。漢武帝對他“無為”而治與正直的性格都很讚賞，稱讚他是“社稷之臣”。鄭當時也是位治黃老學的，景帝時為太子舍人，武帝即位先後為濟南太守、江都王相、至九卿為右內史、大司農。“當時好黃老言”。楚元王後人劉德“修黃老術，有智略”，“常持《老子》知足之計”，武帝曾在甘泉宮召見他，因其年輕，稱其為“千裏駒”。
司馬談、司馬遷父子是尊黃老的，先後被武帝任命為太史令，司馬遷還被任命為中書令。二人是當時的大思想家、大史學家，司馬遷說其父為解惑在《論六家要旨》中指出：
“夫陰陽（宇宙存在兩種互相矛盾的事物）、四時（春夏秋冬四季）、八位（八卦的八種方位）、二十四節（一年有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