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話是對陰陽家學說的評價與他們自己對這一問題的認識。陰陽家學說認為：自然界是天神主導的。所以自然界的陰陽、四時、八位、二十四節氣，各有其教令，如果順從就會昌盛，如果逆行就會死亡。司馬談父子認為：“未必然也”，即未必是如此。這樣看問題就會使人受拘束而又恐懼。接著，陳述他們自己的觀點說：自然界的“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就是“天道之大經”，即“天”是（自然界）的大秩序。如果不順從天（自然界）就沒有了綱紀（規矩），所以說：按照一年四季氣候變化的規律辦事，是不可不如此的。即“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所以，在司馬談看來天就是自然的天。
從司馬遷寫的這段話，雖然講的很平和。但他否定了陰陽家學說把陰陽、四時、二十四節氣等說成有天神主宰、有教令，不服從就要死亡的觀點。並認為天就是自然界，隻要按照“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自然氣候季節變化的規律辦事就可以了。司馬遷在這裏堅持的就是一種唯物論的觀點，就是一種實事求是的觀點。在當時陰陽家、方士、董仲舒等人堅持天就是最高的神，並以此騙人的情況下，司馬遷能堅持這種唯物論的觀點是難能可貴的。至於司馬遷所寫的《史記》則記載了三千多年中國的曆史，已經成了中國千古不朽的史學名著。司馬遷事業的成功，不僅是他個人與時代的成功，也是漢武帝“悉延（引）百端之學”用人路線與政策的成功。
（二），重用法家學者，以法治國：商鞅變法時，秦國以法家思想為指導，以法治國。漢初以黃老思想為指導，也以法治國。漢武帝尊儒術，也同樣以法治國。不僅如此，而且任用學法家學說的學者治國。《漢書·韓安國傳》載：韓安國字長儒，“嚐受韓子、雜說。鄒田生所。”師古曰“田生，鄒縣人。”可知韓安國曾在鄒縣田生教書的地方學過韓非與雜家的學說。武帝即位後，先後任命他為北地都尉、大司農、禦史大夫、代丞相等職。馬邑之謀時，武帝令他率三十萬大軍伏擊匈奴。再如，張歐“孝文帝時以刑名侍太子”，景帝時位列九卿，武帝元朔年間曾“代韓安國為禦史大夫”。
張湯自幼學習法學決獄的文書律令。武帝時張湯與趙禹“共定諸律令”。並且，武帝時張湯“決大獄”，治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事件，“皆窮根本”。任禦史大夫後，又承武帝旨“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鋤豪強並兼之家”，在這一過程中能以巧妙的言辭文飾法律，嚴懲違禁者。張湯以法治國的才幹深受武帝的賞識，所以常奏事至日晚，使武帝忘食，並讓丞相成為無用的擺設，於是出現了“天下事皆決湯”的局麵。張湯生病時，武帝親到其家探視，可見武帝對他倚重之深。
桑弘羊是武帝任用的理財專家。他是商人出身，曾任“治粟都尉、領大農”、後為禦史大夫大。約在元封元年左右，漢政府發生財政危機，此時桑弘羊推出鹽鐵官營、均輸、平準等財政措施，解決了當時的財政問題。不僅當時軍費的巨大的財政開支“皆仰大農”，就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巡海上，旁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所以，桑弘羊對成就武帝的事業在財政上立有大功。
武帝所用的法治人選中，也有品德不好，甚而壞人。如杜周就是一例。杜周，南陽人，曆任廷尉史、廷尉、執金吾、禦史大夫等。但他善於觀察天子的意圖，人們入獄不入獄，都按天子意圖辦。有人說他“君為天下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在這種情況下，按天子意圖入獄的二千石以上官吏的人數也越來越多，如果不服，就“以掠笞定之”。據記載後來“詔獄逮至六七萬人”。這樣，杜周討好武帝升了大官，而受冤屈者卻以千、以萬計。
總之，武帝在以儒術為指導後，對學法家學說的人還是信任、重用的。這些人中，如張湯、桑弘羊等人，為成就武帝的事業確實作出了重要貢獻。而用杜周則屬用人不當。
（三），從縱橫家學者中選拔官吏：主父偃是一位從縱橫學派中選拔出來的官吏。《漢書·主父偃傳》載主父偃“齊國臨淄人也，學長短從（縱）橫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漢書·藝文誌》所載的縱橫家書目中有“主父偃二十八篇”。這說明主父偃是縱橫術的學者，並有專門著作問世。元光元年（前134）主父偃上書武帝，早上上書，晚上就被召見，所言九事，其中八事被著為律令。並在一年之中，四次升官，至中大夫，最後為齊王相。主父偃在建議中提出築朔方城，好處是“內省轉輸戌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武帝“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其時，作禦史大夫的公孫弘“數諫，以為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後經辯論，公孫弘才認錯。事實證明，元朔二年（前127）武帝徙十餘萬人築朔方城，此後開始向西北朔方移民開發西北。朔方城的修築可阻止匈奴的南犯，又是反擊匈奴的前方基地，對穩定西北局勢有重要作用。
徐樂也是一位以縱橫術起家，並有著述的學者。《漢書·藝文誌》著錄的縱橫學派書目中有《許樂》一篇。許樂在給武帝上書中，把陳涉起義稱為土崩，把吳楚七國之亂稱為瓦解。並說：“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以此提醒武帝，在年成不好，民多窮困時，要注意穩定形勢。元光元年與主父偃一同上書的有徐樂、嚴安，武帝召見他們時說：“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也！”這說明武帝對縱橫家一類人才的器重。
其四，對雜家、術數家的任用：東方朔就是位雜家，他說自己“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又說他“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亦誦二十二萬言”。他曾上書武帝陳述農戰強國之計，其言專用“商鞅、韓非之語”。王鳴盛說東方朔戒子“亦宗黃老”。漢武帝在宮中曾令諸術數家“射覆”。所謂“射覆”是把物件預為隱藏、讓人猜度的一種遊戲。東方朔曾學《易》，要求猜度，結果屢猜屢中，使左右大驚。這說明東方朔還是一位善卜筮、占候（以天象變化預測吉凶）、起課（用天幹地支推算吉凶）的術數家。東方朔從年青時起到武帝身邊，先後為常侍郎、太中大夫、曾多次向武帝進言。淮南王劉安也是位雜家，據《漢書》卷44《淮南王傳》載淮南王“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書》八卷，言神仙黃（黃金）白（白銀）之術，亦二十餘萬言。”劉安入朝曾把所作《內篇》（內書）獻給武帝，武帝“愛秘之”。從上述兩個事例中，可以看出，武帝對雜家、方術之士也是任用的。
此外，漢朝對兵家是很重視的。據《漢書·藝文誌》載，漢初讓“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武帝又讓“軍政楊仆”取其“遺逸”，“紀奏兵錄”。霍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嚐欲教孫吳兵法”。《漢書·藝文誌》
兵書技巧類所著書目中有《李將軍（李廣）射法三篇》。這些事實說明漢朝統治者對兵家學說是非常重視的。
總之，武帝通過“悉延百端之學”，吸收了其他學派大量人才為國家官吏，為武帝成就其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這都說明了這一政策的正確，決不是可有可無的。
四、武帝在思想文化上的失誤
漢武帝悉延百端之學，包括任用方士與“巫蠱”這種原始社會就產生的文化現象。這兩種現象對當時國家的政治活動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如果拿捏不好，就會出現失誤。今分別對武帝在這二者方麵的失誤論述如下：
（一），方士之害：方士與陰陽學派關係密切。《漢書·藝文誌》談到陰陽家時說：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堯舜時管天地四時）之官，敬順昊（指天的元氣博大貌）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拘束、畏忌）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敬鬼神。”
這段話指出陰陽家的源流本出於管天地四時的官，後來因“牽於禁忌”等等原因逐漸發展為“舍人事而敬鬼神”陰陽家的學說。
《史記·封禪書》載陰陽家學說的出現及其發展傳播時說：戰國齊威王、宣王時鄒衍“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由於鄒衍以此學說“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所以曆秦、漢初、武帝時期作為陰陽家的方士一直在活耀著。秦始皇時方士欺騙、咒罵始皇帝是焚書坑儒爆發的導火線，漢文帝時方士新垣平又因用妖妄事進行欺騙被文帝處死。到漢武帝時方士為升官發財又不斷對武帝進行欺騙。有關事實《史記·封禪書》與《漢書·郊祀誌》均有記載。今擇其要者，論述如下：
李少君求長生不老：李少君因懂得祭祀灶神等長生不老的方術而見武帝，武帝很尊重他。李少君對武帝說：“祠灶（祭祀灶神）可獲奇物，有此奇物可使丹沙化為黃金，再用這種黃金製成飲食器具可以延年益壽，益壽就可以見到蓬萊仙人，見到仙人與之進行封禪大典會長生不死，黃帝就是這樣成仙的。臣曾遊海上，見到仙人安期生，安期生吃的棗像瓜一樣大。安期生是神仙，生活在蓬萊仙島，與他投合，他才與人見麵，不投合則隱而不見。”武帝受了李少君的欺騙，所以親自祭祀灶神，派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等神仙，並從事化丹沙為黃金的點石成金術。沒多久，李少君死了。武帝認為他沒有死，成了仙。並派人繼續研究他的遺方、訪求安期生無結果。但此後燕、齊方士就紛紛到朝廷來談神仙一類事情。
齊人方士少翁能通鬼神：元狩四年（前119）少翁以能通鬼神方術見武帝。武帝寵幸的王夫人早死，少翁說能用其方術讓其在夜晚從帷幕中看見王夫人與灶鬼。於是武帝拜其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相待。少翁對武帝說：“主上想通神，宮室被服就要像神，否則神就不能來。”於是武帝又蓋起了甘泉宮，中有台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祭祀用具俱全，希望迎來天神。然而，過了一年多，少翁用的方法都無效，神仙沒有降臨。這時少翁用帛書喂牛。又對武帝說，牛腹中有奇異。殺牛，取出帛書，帛書寫的極荒誕奇怪。武帝認出了寫字人的筆跡，追問其真情，原來帛書是少翁讓牛吃到肚子裏去的，於是誅殺了文翁。並隱秘其事，以免為人所笑。
方士欒大求神仙：欒大是膠東王府主管方藥的官吏。膠東康王劉寄是武帝的弟弟，元狩二年（121）死去。王妃想媚於武帝，就讓其弟樂成侯丁義上書，求見武帝談成仙之方。元鼎四年殺少翁之後，武帝可惜他長生不老、成仙的方子沒有全獻出來。所以，見了欒大很高興。欒大是文翁的師兄弟，大個子，美貌，敢說大話，在武帝麵前胡吹，說：臣的老師說“黃金可以用奇藥煉成，河水決堤可以堵塞，長生不死之藥可以求得，仙人可以找到。”欒大向武帝要地位說：“臣的老師無求於人，而是人有求於他。陛下要請他來，就要提高使者的地位，使其尊貴，讓其有親屬，以客禮相待，不能卑視他，讓其佩印信，才能使其向神人說話。神人來或不來，就要看陛下是否讓使者尊貴，然後才能請到神人。”
欒大見武帝後，數月之間，佩帶了六顆大印。《史記·封禪書》注引《索隱》說六顆大印為：“五利將軍、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為四”，“更加樂通侯及天道將軍印為六”。因為封了樂通侯，所以食邑兩千戶，賜給列侯住宅和僮奴千人、帷幄器物充實其家。並把衛皇後生的長公主嫁給欒大為妻，贈給萬金。武帝姑母、將相高官也都贈獻禮物。武帝讓他當天道將軍，是為讓他給天子接天神。所以，欒大常在夜間祭祀，想讓天神降臨，然而神沒有來，卻來了許多鬼。所幸欒大能驅使鬼。後來，欒大就東行入海，去求他的老師去了。元鼎五年（112）秋天，欒大又到泰山去祭祀，武帝派人去察驗，什麼也沒有見到。欒大又說見到了他的老師，其秘方用盡了，沒有應驗。武帝終於發現他是個大騙子，就誅殺了他與推薦他的樂成侯丁義。
欒大死後，武帝又在方士公孫卿等人的引導下繼續其求仙活動。元封二年（前109）春，方士公孫卿說：“在東萊山看到仙人，似乎是說‘想見天子’”。於是武帝趕到東萊，住了幾天，沒見仙人，卻見了大人的腳印。總之，武帝聽方士的話求神仙，沒一次成功。武帝臨死的前二年（前89）三月，大鴻臚田千秋上奏說：“方士言神仙者甚眾，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武帝接受其意見，“悉罷諸方士”。後又對其群臣說：“向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這是武帝求仙，所得出的最後結論。
（二），巫蠱之禍：巫蠱之禍是武帝晚年發生的爭奪武帝繼承人、爭奪政權的鬥爭。這一鬥爭給漢朝造成了嚴重危害，被稱為巫蠱之禍。巫蠱是原始社會就出現的，它利用迷信，製作像真人的木偶人埋在地下，請巫師用巫術進行詛咒，據說這樣就能把人害死。武帝晚年的巫蠱之禍，就是有人誣告衛皇後所生太子劉據、公主、衛皇後家族、親戚用巫蠱詛咒武帝而造成的。
誣蔑衛皇後姐夫丞相公孫賀家用巫蠱詛咒漢武帝：公孫賀夫人乃衛皇後之姊，其子公孫敬聲為太仆，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下獄。當時朝廷追捕京師大俠朱安世不能得，賀自請捕朱安世為子敬聲贖罪，後果然捕朱下獄。朱得知公孫賀捕自己為其子贖罪後，就從獄中上書，狀告公孫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使人詛咒漢武帝，並在武帝去甘泉宮的馳道上埋上木偶人，用惡言詛咒。此案下有關官府案驗，公孫賀父子死獄中，族誅全家，陽石、諸邑兩公主與衛青之子長平侯衛伉皆被誅。
誣蔑太子劉據也用巫蠱詛咒漢武帝：武帝老年多病懷疑有人搞巫蠱要陷害他。這時趙人江充逃至長安告其妹夫趙國太子丹等人，武帝召見他時見其容貌甚壯，就說“燕趙多奇士”，逐漸重用了他，後升任水衡都尉，江充奏言說，武帝的疾病是由於巫蠱作祟的結果。
因此，就讓江充當使者“治巫蠱”。《漢書·江充傳》載江充率胡巫掘地求木偶人，又讓巫汙染地上而後收捕驗治，“用鐵鉗灼”，強迫其服罪。在嚴刑考問下，“民轉相誣以巫蠱”，官吏就奏其“大逆不道”。因此，坐法“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江充到此還不至步，其目的還未達到。“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奸”。所以，江充的目的是要借巫蠱打倒太子。此時，江充又對武帝說：“宮中有蠱氣，先治後宮稀幸夫人，依次及皇後。遂掘蠱於太子宮，得桐木人。”注引師古曰：“此桐木人據《三輔舊事》雲是江充“使胡巫作而埋之”。並以此作為太子巫蠱詛咒武帝的證據。
太子少傅石德對太子說：“今巫與使者掘地得證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係獄，窮治其奸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後及家吏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耶？”因此，“太子懼不能自明”，於是在征和二年（前91）七月遂收捕江充，遂“自臨斬之。！”由於武帝當時隻能聽到太子謀反，所以令左丞相劉屈髦領兵鎮壓。而太子則告百官江充反，也統兵反抗。雙方在長安“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3後太子兵敗自殺。在此過程中，武帝先是站在鎮壓太子的一邊，誅殺支持太子的官吏。後武帝悔悟，認為太子受了冤屈，所以反過來又誅殺鎮壓太子的宦官、官吏。至於江充由於其罪惡太嚴重，雖被太子處死，武帝又加以族誅。在這次巫蠱之禍中，國家受了極其嚴重的損失。
劉屈髦、李廣利用巫蠱詛咒漢武帝：劉屈髦乃武帝同父異母兄中山靖王劉勝之子，征和二年（前91）春，丞相公孫賀巫蠱案發生後，武帝下詔，“以涿郡太守屈髦為左丞相”，李廣利的女兒是劉屈髦的兒媳婦。二人關係密且。李廣利又是武帝寵幸的李夫人之兄，李夫人生昌邑王。李廣利伐大宛，以取貳師城有功，故號“貳師將軍”，封海西侯，食邑八千戶，是當時最高的軍事將領。征和三年李廣利領七萬大軍出擊匈奴時，劉前往送行，臨別時，“廣利曰：‘願軍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屈髦許諾。”劉的妻子竟然使巫詛咒武帝：“有惡言，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被揭發後，罪至大逆不道。劉及其妻被斬殺。貳師妻子被收捕。“貳師聞之”，遂率七萬大軍降匈奴，後被匈奴處死。
總之，漢武帝尊儒術、重法治、悉延百端之學的思想、文化政策是正確的。但在執行過程中也有錯誤。一個是信方士，求長生不老，成神仙。一度使齊、燕地區的民眾，上書獻方求神仙者上萬人。花費了許多的錢財，耽誤了許多人的時間，最後追求到的是無。這是武帝信仰陰陽家求神鬼在思想文化上犯的第一個錯誤。犯的第二個錯誤是迷信巫蠱，讓江充治巫蠱、而江充誣太子宮搞巫蠱等等，給國家造成重大損失。然其根源卻是武帝迷信巫蠱導致的惡果。如果武帝不信而又禁止巫蠱，怎麼能有巫蠱之禍呢？漢代在武帝之前，皇帝沒有人犯這樣的錯誤，隻有武帝犯了這樣的錯誤，因此武帝應承擔這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