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在這份奏折中所談的設想，是在省城長沙成立一個大團。他心中設想的大團，就是一個軍的兵力。他要把各地已經辦好的鄉勇部隊集結到長沙，由他統一指揮，根據需要到各處作戰。這實際上就是一支新的野戰部隊。為了隱藏真實的目的，他為這個想法找了一個恰當的理由。他說省城長沙兵力單薄，行伍空虛，不足以擔任城防。有了這個鄉勇大團，進行紮實的訓練，既可以用來剿捕土匪，也對省城防禦不無裨益。
曾國藩還從財政入手，闡述了在省城辦大團的好處。皇上號召團練鄉民，確實是當務之急。但團練的難處，不在於操習武藝，而在於難以募集資金。
朝廷財政緊張，是眾所周知的事實。自道光二十年以來，清廷為鴉片戰爭陸續支付賠款二千一百萬兩紋銀。道光二十三年，戶部銀庫監守自盜，虧失九百萬兩，清廉的駱秉章也因此受到連累。全國稅款欠繳幾近五千萬兩。連年水旱災害造成歉收，賑貸費用接近兩千萬兩。中央財政捉襟見肘。
曾國藩說，國庫空虛，朝廷無法像嘉慶年間那樣資助團練，而民間捐款，指望雖大，卻是畫餅望梅，當不得真。他提出把各地團練集中起來，編組更有戰鬥力的新式軍隊，可以為朝廷節省軍費。把壯健樸實的鄉民招募到長沙，訓練一個人，就收一個人的成效。這種做法比各地一哄而起操辦團練，也能減少許多團練經費。
官軍進剿太平軍以來，時間已有兩年多，消耗的軍餉不可謂不多，調集的軍隊不可謂不眾，但是將士們遇敵即逃，很少迎鬥。官軍隻是從遠處開火，不敢短兵相接。原因在於士兵沒有經過訓練，既缺乏膽量，又沒有武藝在身。他要改弦更張，注重練兵，吸取明朝戚繼光和近人傅鼐的經驗，練兵隻求其精，不求其多。不指望馬上見效，隻指望能夠接濟前方作戰的兵力。
曾國藩使用這樣一番說辭，從本質上改變了團練的性質。按照清朝的慣例，團練隻是在各州各縣就地興辦，省城和重鎮的防務還是由綠營擔任。曾國藩提出在省會長沙辦團，大大提高了團練的地位，增強了團練的職能。
曾國藩為了表明自己不願違背人倫，在奏折中寫了一個附片，說他在京供職十四年，今年回家，祖父祖母的墳墓上已經長滿了野草，母親的葬禮也沒有辦完，不忍心突然離家擔任公務，請求等到戰事順利之後，團防之事辦得有了頭緒之時，仍然回籍守製，以遂烏私。
事實上，曾國藩也知道，官軍的戰事不可能很快逆轉，他回家繼續守製的可能性不大。隻要皇上允許，他可以在團練一事上大有作為。
鹹豐正處在病急亂投醫的時候，不管曾國藩是不是違背了祖宗留下的團練原則，也不管曾國藩是否有心當一位軍事首領，隻要能夠有助於打敗洪秀全，他都會同意。所以這份奏折奉到朱批：“知道了，悉心辦理，以資防剿。”
曾國藩關於團練的新思維和新實踐，使他成為鹹豐時代最成功的團練大臣。鹹豐任命的第一位團練大臣是前任刑部尚書陳孚恩，第二位就是曾國藩。此後三個月裏，鹹豐一口氣任命了四十九位團練大臣。這些人當中，隻有曾國藩真正把團練辦成了氣候，這是因為他勇於改革舊的團練體製，讓鄉勇走出了家鄉，集結起來，組成了強大的野戰部隊。
曾國藩有了現成的部隊
在曾國藩奉旨出任湖南團練大臣的同時，張亮基命令湘鄉知縣朱孫貽推舉可以擔任將領的人才，朱孫貽提名王珍。張亮基命令王珍、羅澤南和羅信南分別率領團練的鄉勇到長沙設防。王珍率領三百人進入長沙；羅澤南和羅信南率領七百人開入省會。
從湘鄉出山的團練大臣，以及來自湘鄉的團練鄉勇，在鹹豐二年的最後一個月聚首於長沙。王珍將所部稱為“湘勇”。湖南已有楚勇、南勇、寶勇、瀏勇等勇隊，王珍采用“湘勇”的番號，是為了區別於其他的勇軍。
第一批來到長沙的湘鄉勇，包括了羅澤南的中裏湘鄉勇和王珍的下裏湘鄉勇，但不包括李續賓的上裏湘鄉勇。一千人分為三營，王珍指揮左營，羅澤南指揮中營，羅信南指揮右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