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加重治安處罰，引用嶽飛“不要錢、不怕死”的口號，作為自己的座右銘，一時得到好評。他善於用誠意感召人心，每當有鄉下的學者來訪，他都是和言細語，謙恭有禮。他會耐心地聽完對方陳述意見，如果提議可行，他就斟酌照辦；如果提議是他不能采納的，他也不會橫加指責。對於草根來訪者，他也以禮相待。於是人人都想得到提拔，都願為他效力。他權衡各人的才智和特長，酌情使用，無論是聰明伶俐的才俊，還是忠厚謹慎的老實人，都能得到合適的位置，可謂人盡其才。
通過第一輪考察，曾國藩為自己羅致了幾個可靠的幫手。他重用四十七歲的新田人張榮祖。此人是一名在籍的七品知縣，曾國藩讓他參與辦案。曾國藩又將道員張其仁任命為總巡，任命夏廷樾和裕麟為團練委員，稱為“幹練”，有事參與謀議。
陰曆除夕，鹹豐下旨，命令張亮基、潘鐸和曾國藩共同負責在湖南招募兵勇。大年初三，鹹豐再次頒旨，說自己在皇宮內日夜思考除莠安良的事情。他說，匪徒多的地方，也是良民居多，作為封疆大臣，隻有鏟除惡心，才能使人民不受傷害，讓地方得到安寧。瀏陽和攸縣等地的匪徒，必須總督和巡撫認真查辦，並與曾國藩一道，參照地方形勢統籌辦理，才能最終剿滅。
曾國藩接到諭旨，立即向湖南各個州縣發出號令，要求對土匪和逃勇格殺勿論。他自己在長沙招募勇丁，揭開了嚴厲打擊會黨和其他造反武裝的序幕。
曾國藩辦案果斷，刑罰從重。凡是破壞社會安定的疑犯，解到之後，罪行一經查實，隻有三種處理辦法：罪行嚴重的立即斬首，罪行較輕的用棍棒擊斃，罪行更輕的也要挨上千百鞭笞。
由此可見，曾國藩在湖南能夠有所作為，首先是因為他采取的嚴厲措施，與皇帝的意思非常吻合，能夠挾天子之威而雷厲風行；其次是得到了巡撫和布政使的全力支持，能夠放開手腳大幹。他借助審案局辦案，把勢力範圍擴展到了全省。
曾國藩正在狠抓治安，湖南高層人事突然發生變化。鹹豐三年（1853）正月七日，張亮基在長沙奉到諭旨，代理兩廣總督，湖南巡撫由潘鐸代理。張亮基必須去武昌就任。他接到升官的聖旨以後，立刻想到了左膀右臂，令人把左宗棠找來。
“季高，請坐。”
“中丞有何吩咐？”
“剛剛奉到聖諭，令我署理湖廣總督。”
“恭喜製台大人！”
“喜從何來？如今全國軍政，就數湖北最為棘手，事情難辦啊，除非——”
“大人何時起程？我也收拾回家。”
“季高，你聽我說呀。長沙怎麼守住的？晏仲武是誰打敗的？征義堂是誰收拾的？全靠先生的謀劃在內，岷樵的作戰在外！二位還得助我一臂之力，否則這個總督如何當？”
經過一番動員，張亮基如願以償，左宗棠同意跟他前往武昌。在江忠源的問題上，他也搶了先手。他想把江忠源帶走，曾國藩卻想留下江忠源。可是張亮基已搶先奏調，曾國藩無法如願。江忠源不想有負於曾老師，隻帶走四百名楚勇，留下江忠濟與李輔朝率領其餘一千名楚勇，交給曾國藩調遣。
正月十一日，張亮基、江忠源、左宗棠離開長沙，前往湖北。臨行前，張亮基對江忠源說：“印渠是個當官的料子，讓他留在瀏陽辦案，審訊處置俘虜吧。”
劉長佑奉令留在瀏陽辦理善後，對征義堂投降的部眾采取寬大政策，凡是願意悔改者一律釋放，保全了許多俘虜的性命。事情辦完以後，瀏陽紳民焚香送行，許多人感激流淚。
劉長佑離開瀏陽，打算前往武昌。這一次，曾國藩先行一步。他未能留住江忠源，已是非常遺憾；他想把劉長佑留在湖南，來不及征求劉長佑的意見，發了一紙軍令，叫劉長佑來長沙報到。劉長佑接到公文，覺得曾大人事先不跟自己私下通氣，對他未予應有的尊重，頗為不快。
劉長佑抵達長沙，到湖南審案局遞進名帖。曾國藩迎了出來，笑道：“印渠來得正好。我用軍令召你前來，你有些不解吧？湖南正在多事之秋，張公要調你去，我是擔心你走掉，所以把你強留下來。”
劉長佑說：“曾大人客氣了。長佑才疏學淺，恐怕幫不上什麼忙，不如就此回鄉，還望曾大人成全。”
曾國藩說：“印渠何出此言？眼下省城正缺得力的人手，怎好讓幹才回鄉賦閑？你我先去見一見潘中丞，再做決定，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