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朝察覺了這種弊端，兩百多年堅持不加農業稅。然而，每當戰火燃起，百姓仍然不免經年累歲的徭役，把國庫的錢全部拿出來，也不能滿足所需的開支，謀臣們束手無策。
“粵逆起事，朝廷籌餉派兵，耗費幾千萬兩銀子，財源已經枯竭，所撥的錢財，隻是公文上的數字，長久無法落實。大家都靠捐輸，可是如今捐輸也不靈了，隻有靠厘金了。捐輸和厘金兩種辦法，都起源於戰國和秦漢時代。但比較起來，捐輸是個笨拙的法子，朝廷賣官鬻爵，流弊很大，敗壞了風氣。何況與捐輸比較起來，用商業稅來供給軍餉，是一種比較穩定的來源。商人做生意，手頭比農民寬裕多了，讓他們交一點稅收，也算是官軍收的保護費，不會傷他們的元氣。
“窮苦百姓做小本生意可以免稅。商人繳納了厘金以後，會把稅收轉嫁到消費者頭上，提高商品的售價，他們損失也不大。古往今來，商家賣貨總有兩種價格，交稅的價格較高，不交稅的價格較低，稅收總會轉嫁給買家。”
錢江這一番說詞，有理有據，說得雷以心服口服。他的部隊缺餉最為嚴重，戶部撥給他的款項太少，請求增撥無門，他不能眼看著軍士們餓死，情急之下，決定馬上實施錢江所獻的厘金法。他下令設立厘捐局，針對百貨抽取稅收，奏明專供本軍之用。他首先在部隊駐地仙女廟等鎮的水陸要道勸捐助餉，對行商和坐賈，根據他們的營業額征稅，規定每百文捐納一文或二、三文，每擔米捐錢五十文，每擔豆子捐錢三十文，每擔雞鴨捐錢八十文。幾個月下來，雷以所部比江北大營所得的軍餉更為優厚，半年時間“彙捐至兩萬貫”。雷以有了錢，錢江又為江北大營募勇三千人。於是江北大營糧台殷實，兵力大增。各省相繼仿效這一課捐辦法。
雷以雖然推行了取得養兵之財的好法子，卻未能培養出一支能打仗的軍隊。但是他的辦法啟發了正在崛起的湘軍大佬。湘軍的崛起雖然未能得益於厘金的征收，但不久之後，曾國藩靠著這個辦法，把湘軍帶出了最艱苦的歲月。
胡林翼當上湖北巡撫之後，精思熟慮，效法劉晏“專用士人理財”一語，製定章程，為厘金稅收製定了詳明周到的製度，立刻帶來了財政的富強，湖北全局賴以振興。東南各省，繼起日盛，大抵上都是采用相同的辦法，百姓也能夠接受。胡林翼證實了錢江的分析，他說，設立厘金，隻向商人收取，不向農民要錢，比增加田賦好多了。
總之，在鹹豐同治年間幾無間斷的內戰中，厘金為官軍提供源源不竭的餉源，使官軍最終得以肅清全國的敵對勢力。隨著厘金在全國逐步推廣，官軍將帥不斷提高收稅比率，所設的稅卡越來越多，抽取的稅金越來越重，每年的收入超過人口稅的數倍。戰爭平息後，厘金成了慣例。此後幾十年，全國的商賈都為這種稅收感到頭痛。
因此，錢江倡議的厘金開征以後，對清代的社會經濟發生了很大影響。除田賦（農業稅）以外，厘金與海關稅、鹽稅等其他各稅一起，成為官府的大宗稅收。由於經常隨地設卡征課，隨意定物征課，稅額可觀，稅收旺盛，所以太平天國戰事結束，這個稅種仍然無法廢除，直至1931年，民國政府才裁撤厘金，改征統稅和營業稅。
另一方麵，厘金之法長久執行，被那些等待補缺的官吏看做發財的機會，設立的厘局日益增多，立法日益嚴密，一所厘局就有幾十名胥吏和仆役，大者官侵，小者吏蝕，甚至對大米和布匹都開始收稅，稅收章程訂得過於苛刻，執行的官員也有許多壞人。但這些顯然都不是錢江獻計開征厘金的初衷，而是官場腐敗帶來的負麵效應。
雷以采用厘金法以後，收入大增，於公於私都嚐到了甜頭，又派錢江與五名幕客親赴下河地區，督勸捐納，誰不服從，就用武力威脅，時人畏之，目為五虎。
錢江倡收厘金以後，名聲更大。他自恃功高，往往出言不遜，常與雷以爭執，由此種下禍根。他把一個姓沈的親戚推薦到雷以的幕下，沈某多次因文字出了毛病，遭到錢江的責備。沈某懷恨在心，向雷以暗進讒言，說錢江有心奪取部隊的指揮權。雷以左右的小人也在火上加油。另一幕客張從九挑唆慫恿，說錢江有謀反之心。雷以信以為真，便設下埋伏，邀錢江來議事，交談中稍不相合，便喚出伏兵，將錢江亂刀砍死。然後雷以上奏朝廷，說錢江謀反。這也是沈某的主意。
錢江揮金如土，雖然隻是一介布衣，卻名動海內，但處事馬虎。歐陽兆熊在公開的場合曾多次批評錢江無才，隻是氣蓋一世而已。錢江死後，人們都指責雷以太狠心，歐陽兆熊則說：雷以對錢江已經仁至義盡了。以錢江的粗心和怪誕，不出一個月，不是被長毛抓去，必定為屬下所殺，一生已經走到頭了。現在雖然冤死，而天下惜之，此其為德乎為怨乎？不少人讚同歐陽兆熊的意見。
沈某後來也走上了沒落之路，臨終時自己把舌頭咬成幾十段，人們傳說是錢江在陰間報複他。據說後來朝廷為錢江平反，說是遭雷以錯殺，並用黃金鑄一金頭下葬，據傳共有七十二座墳墓，三十六座在杭州臨安，另三十六座在雉城。這些都是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