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4月份的一天，位於洞庭湖濱的湖南省沅江市的農民李天富從村幹部手裏接過185.8元的“糧食直補金”，這位五十多歲的漢子激動得眼淚都流了出來：“我種了幾十年糧食，國家給農民補貼這可是頭一次。我今年得多種糧食、種好糧食，以此來報答國家。”
李天富或許還不知道，他領到糧食直補資金，不隻是意味著國家鼓勵農民多種糧食、種好糧食，更大的意義在於拉開了我國糧食流通體製新一輪改革的序幕。
發端於1953年的中國糧食流通體製，雖然經過無數次的改革，無數次的調整，但仍然沒有改變“背著生產者、抱著消費者、拉著經營者”的僵化形式，既不利於發展糧食生產，也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
考察中國的糧食狀況，我們便不難發現，改革開放以來的20多年裏，中國的糧食生產與糧食市場，一直處於一種周期性波動的狀態，並且是一種聯動波動的形式。具體地說，就是糧食一豐收，往往引起糧食市場的供過於求，糧價下跌，農民出現“賣糧難”；“賣糧難”必然挫傷農民的種糧積極性，結果隨後便出現糧食減產，這時，糧食市場又供小於求，糧價波動，市民又出現“買糧難”；“買糧難”自然引起一片恐慌，於是又迅速采取刺激糧食生產的政策，糧食再次豐收，隨後又再次“賣糧難”……如此周而複始，以至這20多年時，中國政府不是為“賣難”苦惱，就是為“買難”操心。這種現象到上世紀90年代愈演愈烈。1990年糧食增產，出現“賣糧難”，持續到1993年上半年，各級政府還在為“賣糧難”傷腦筋，到下半年風雲突變，出現“買糧難”，經過中央采取一係列調控措施，到1995年上半年，糧食市場漸趨穩定，糧價回落。但人們剛鬆了一口氣，1996年秋收以後又出現供大於求的局麵，我們又陷入了“賣糧難”的窘境。
對於這種不是“賣難”就是“買難”的怪圈，我們過去習慣於從生產上找原因，把這種市場波動簡單地歸結為糧食生產的豐歉變化。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我們的各級政府就像水缸裏按葫蘆，哪隻起來了按哪隻。“賣糧難”來了，糧食生產放鬆一下，以減產來求得平衡；“買糧難”出現了，則又“以糧為綱”，動員農民多種與多交“愛國糧”……
從前麵的分析裏，我們已經對中國的糧食狀況有了一個大致的了解，那就是中國目前人均近400公斤的糧食占有量，剛好達到解決中國人吃飯問題的水平，也就是說，既不會有太多的糧食過剩，也不會有明顯的糧食不足。那麼，我們為什麼會出現這種不是“多了”就是“少了”，不是“賣難”就是“買難”的尷尬局麵呢？
應當說，受氣候、災害等多種因素的影響，糧食生產的波動是正常的，但糧食生產的波動是否會導致市場的波動，進而市場的波動是否會加劇生產的波動，則關鍵是要看有沒有行之有效的市場製度，有沒有完善的糧食流通體製。在計劃經濟體製裏，我國糧食一直處於短缺狀態，自然沒有“多了”的煩惱；加上強製性地統購統銷政策，因而也不會有“賣難”、“買難”的“為難”。但在市場經濟體製裏，沒有完善的流通體製，就難有穩定的糧食市場；而沒有穩定的糧食市場，也就難有穩定的糧食生產。這恰恰是被我們長期忽視的一個方麵。過去，我們一提糧食問題，首先想到的就是糧食生產問題，沒有想到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方麵，那就是糧食流通，它不僅決定了糧食消費是否平衡，糧食市場是否穩定，而且還直接影響著糧食生產的發展。
從加強糧食生產、保護農民利益、穩定糧食市場的角度，我們必須進行糧食流通體製改革，而從糧食經營的方麵，我們也不能不進行糧食流通體製改革。事實上，從1953年中國確立統購統銷的糧食流通體製以來，我們已進行過多次的改革。1985年，取消糧食統購，改為合同定購；1987年實行“活一塊、死一塊”的“雙軌製”；1990年實行“穩購、壓銷、提價、包幹”的政策；1991年放開糧食統銷價格；1992年有些地方實行了糧食收購、價格和市場的“三放開”；1995年實行“米袋子”省長負責製和“兩線運行”政策；1996年實行保護價收購政策；1998年實行“四分開一完善”的改革政策……除1998年外，其他許多次改革都是在原有基礎上的小修小補，小改小革，由於沒有觸及原有體製政企不分、責權不明、流通不暢、體製不順等深層次的矛盾和弊端，因而作用不大，效果也不明顯。有的改革由於沒有相應的配套措施，今天改過來，明天又不得不改回去；有的改革由於既要保留計劃經濟的基礎，又要體現一點市場經濟的特色，反而造成許多漏洞……
反複多次出現的糧食風波，使中國的政府和中國的民眾都感覺到，中國的糧食流通體製已明顯滯後於中國整體的經濟體製改革，成為影響中國糧食生產發展與中國糧食市場穩定的一大障礙因素。如果我們不盡快改革與完善糧食流通體製，那麼，中國的糧食出問題，則不僅可能出在糧食生產上，也可能出在糧食流通上。中國的流通體製改革不僅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而且是到了必須全麵改、徹底改、係統改的時候。經過1998年以來6年時間的準備與探索，2004年，以全麵放開糧食收購市場為核心的新一輪糧改正式啟動了！
一、計劃模式下的糧食流通
“逼”出來的統購統銷
現在的人對糧食統購統銷製度，似乎頗不理解，說起其弊端來，甲乙丙丁一長串。實際上，這是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
1949年全國解放，蔣介石倉皇而逃，留下一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當時，共和國麵臨的第一大難題，並且也是威脅共和國政權的第一大危機，便是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在國民黨統治的摧殘下，中國的國民經濟全麵崩潰，尤其是糧食生產急劇滑坡，總產僅11318萬噸，比1936年減少約25%。全國共有災民4000多萬人，其中瀕臨餓死者約700萬人。
與此同時，糧食的需要量迅速增加。一方麵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需要由國家供應糧食的軍政人員數量越來越多；另一方麵，一些原來靠吃部分進口糧食的大城市，由於海口被敵人封鎖，進口糧源斷絕，也全部需要由國內供應，使糧食的供求矛盾更加尖銳。
當時糧食市場上多種經濟成分並存，並實行自由貿易，資本主義糧食商業占很大優勢。國營糧食商業還來不及普遍建立，網點和人員都很少，能夠在市場上收購的糧食數量不多，國家掌握的糧源主要靠從農村征收公糧。而由於新政權剛剛建立，土匪、國民黨特務活動猖獗，他們公開或暗中進行破壞，阻撓公糧的征收。據不完全統計，1949年，全國為征收公糧而犧牲的幹部在3000人以上。
在國家財政經濟困難，糧食和其他物資供應緊張的情況下，資產階級投機勢力乘機興風作浪，囤積居奇，哄抬物價。從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不到一年的時間裏，掀起過4次大的物價波動，往往是糧價帶頭，牽動其他物價全麵上漲，使整個市場處於劇烈的動蕩之中。
當時國民黨特務叫囂：隻要控製了“兩白（米、棉）一黑（煤炭）”，就能置新中國於死地。能不能把糧食局勢迅速穩定下來，不僅關係到全國人民的生活，關係到生產的恢複和發展，而且關係到人民政權的鞏固。1949年年底，新生的人民政府與城市資本家展開了一場沒有硝煙的市場領導權爭奪戰。
1949年1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下達了當時的政務院副總理、中財委主任陳雲起草的《關於對全國物價猛漲應當采取的方針的指示》，提出12項措施，要求各地貿易公司“從各方調集主要物資於主要地點，並力爭於11月25日（至遲30日）完成，預定11月底12月初於全國各主要城市一齊拋售”。根據陳雲同誌的部署，從11月20日起，由國家掌握的貿易公司逐步提高牌價，到24日與黑市價格相平，然後，從25日開始一齊拋售，拋售時的價格按市價逐日下降。到26日，物價開始回落，而且一瀉再瀉，投機資本家在這樣的打擊之下，手足無措，叫苦不迭。這次行動共進行了半個月，到12月10日，全國物價趨於穩定，社會主義國營經濟開始掌握了領導市場的主動權。
1950年新年春節期間又發生了第四次物價波動，但國家早已有所預料，並作了充足的物資準備，因而很快就穩定了市場。到1950年3月，國家對製止糧價波動采取了更加有力的措施，至此，這次波動也就成為抗日戰爭以後，持續十幾年的糧食市場劇烈動蕩的尾聲。
在打擊投機的同時，中央人民政府進一步采取了統一全國財政經濟工作的措施。其基本內容是統一國家財政收支，統一全國物資調度，統一全國現金管理。具體在糧食方麵，則是加強公糧的統一管理和調度，統一全國的糧食貿易工作，以及組織全國範圍內的糧食統一調撥。這是當時打擊投機資本家、保持新生政權穩定的唯一辦法。在糧食等主要物資極度短缺的情況下，不集中物資、不統一貿易，就無法保持市場物價的穩定，也就無法避免大麵積的糧荒出現。
要穩定市場，必須首先控製市場，而關鍵是要確立國營商業在市場上的領導地位。1950年3月1日，中國糧食公司成立，隨後，省、市、縣等地方各級糧食公司也相繼成立並開始運轉。與此同時，中央財政部決定建立統一的垂直領導的國家糧庫，統一管理和調度公糧。1950年3月，按中央部署，各地相繼成立了各大行政區、省及省以下的地區、縣等各級糧食局和中央公糧庫。1950年10月1日，中國糧食管理總局在財政部原糧食處的基礎上正式成立。當時明確，糧食管理總局的任務主要是進行公糧接收、保管、供應、調劑和兌換，與中國糧食公司共同完成糧食的收購與供應工作。
到1952年8月為止，糧食部門這兩大係統緊密配合，前者運用經濟手段，由貿易部門在自由市場上運用價值規律在全國收購糧食；後者采用行政手段，由財政係統按照農業稅的規定，向全國農業征收公糧，二者協同作戰，共同完成了保障糧食供應、穩定糧食局勢的任務。但其中不免也存在一些問題，如機構設置重疊，環節手續繁複等，於是，中央為了統一領導、統一計劃、統一調度，以加強對全國糧食的掌握和運用，9月1日，中央決定將中國糧食公司和糧食管理總局合並，在此基礎上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糧食部。當時確定的方針是“行政管理與企業化經營的結合，在組織上是行政機構管理企業機構”。這在當時糧食供求緊張而糧食市場又相當混亂的情況下，為保證國家掌握糧源、控製市場是非常必要的。但如此一來，也造成糧食部門政企不分、職責不明的弊端，並一直延續到現在。
掌握市場，穩定物價（主要的是糧價），是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後在經濟戰線上進行的第一戰。這次戰役的勝利，成為共和國穩定的基礎。
第一次戰役的勝利，使中國長期動蕩不安的糧食局勢穩定下來了，但共和國領導人的心裏，卻仍穩定不下來。因為糧食產需矛盾和供求矛盾仍相當嚴峻，當時僅僅還隻能達到基本上不餓死人的地步。糧食短缺依然成為影響共和國穩定與發展的首要問題。
解放後，我國的糧食產量，以每年1000多萬噸的速度遞增，增長幅度不謂不大，但消費需求量增長更多更快。從1953年開始，國家開始進行大規模的工業化建設，國民經濟全麵發展，致使城鎮人口急劇增加，1953年達到7826萬人，比1949年增加2016萬人。與此同時，廣大農民過去長期處於饑餓半饑餓狀態，糧食生產發展後，農民首先要增加自己的消費量，改善自己的生活。據統計，1949年全國農民的人均糧食消費量為185公斤，1952年增加到222公斤，每人平均增加37公斤，全國5億農村人口，增加糧食消費量近2000多萬噸。
短暫緩和了的中國糧食產需矛盾，現在又開始尖銳起來。社會上一些糧食投機商趁機又興風作浪，搶購糧食，與國營糧食部門爭奪市場。由於不法私商的擾亂，使得國家糧食收購計劃完不成，而銷售計劃又在大大突破，由國家供應的糧食銷售量比上年猛增31%，糧食形勢再度緊張起來。從1952年下半年起，全國許多地區出現搶購糧食的現象，到1953年繼續發展，河南南陽市各供應點經常聚集上千人排隊爭購，江蘇如東縣的白蒲鎮發生萬人請願，要求賣掉棉花、生豬而購買糧食。糧價又迅速上漲，大部分地區的市價高於牌價10%～20%，有的地區高出30%。一些地區開始出現糧食脫銷，而一些私營糧商趁機以攙假、短秤、以次充好、抬高糧價等惡劣手段坑騙群眾。市場劇烈波動，群眾又開始恐慌和緊張。
穩定糧食市場，已刻不容緩。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了《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的決議》，接著11月13日由政務院發布《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的命令》，全國除西藏和台灣外，其他各省、直轄市、自治區一律從12月初開始實施。
這就是統購統銷的由來。概括起來說，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包括計劃收購政策、計劃供應政策以及國家嚴格控製糧食市場的政策和中央對糧食實行統一管理的政策。中共中央在《決議》中指出：“上述四項政策，是相互關聯的，缺一不可的。隻實行計劃收購，不實行計劃供應，就不能控製市場的銷量；隻實行計劃供應，不實行計劃收購，就無法取得足夠的商品糧食。而如果不由國家嚴格控製糧食市場，和中央統一的管理，就不可能限製投機商人以更多的搗亂，結果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亦將無法實現。”
從此以後，中國的農民按分配任務向國家上交“公糧”，城市居民則捧著購糧本，每月到糧店購買分配的糧食。國家掌握了充足的糧源，既能保證城鎮人口的供應，又能統籌調劑缺糧地區、災區以及經濟作物產區的糧食需要，基本上實現了“在社會主義社會人人有飯吃”的目標。因此，客觀地看，在當時糧食供需矛盾日趨尖銳的情況下，在城市資本家和不法商販壟斷控製糧食經營的情況下，實行統購統銷政策，是穩定糧食市場、保證糧食供應的較好措施。雖然它存在著許多弊端與不足，但這是當時別無選擇的選擇，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並且事實證明，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在當時對穩定我國的糧食局勢起了不可磨滅的作用。我們不能用現在的觀點去評判當時的曆史，也不能用後來的發展去指責當時的決策。
繼糧食統購統銷政策之後，1953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又作出《關於在全國實施計劃收購油料的決定》；1954年9月9日，政務院第224次會議又通過了《關於實行棉布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命令》、《關於實行棉花計劃收購的命令》。至此，糧食、棉、油等主要農產品全部實行了統購統銷政策。
穀賤傷農業
顯然，統購統銷，關鍵是統購，並且是低價統購，是國家為了掌握糧源，通過行政手段用較低的價格向農民征購糧食。這在建國初期糧食極度緊缺的情況下不失為一種應急的辦法，也是一些國家在工業化建設初期不得已走過的路。問題是，我們一下子搞了30多年，壓抑了農業，壓傷了農民。
建國初期，我們幾乎是在一片空白的基礎上開始工業體係的建設，而當時中國人連吃飯問題都沒有解決。“一要吃飯，二要建設”，成為中國政府麵臨的兩大任務。國家必須掌握足夠的糧源，以保證全國人民的吃飯問題和工業化建設的需要，而在當時的條件下，國家根本沒有足夠的財力通過市場等價交換取得糧食，不得不用政府行政配置的手段，低價從農民手中取得糧食。
中國的農民是最通情達理的，政府這種無可奈何的選擇，得到了廣大農民的支持。當時，農民把上交征購糧當作一項政治任務來完成，每到收獲之後，總是要把最好的糧食上交國家。即使受災減產，農民寧願自己勒緊褲帶子，卻總要先保證“愛國糧”的上交。由於工業化建設的迅速發展，城市人口大量增加，糧食的社會需求量越來越大，遠遠超過糧食的生產量，在這種情況下，廣大農民幾乎是自己餓肚子來保城裏人吃飯。我們不妨看看1960年的糧食消費狀況，淮河以南地區平均每人全年口糧為180公斤原糧，淮河以北地區平均每人全年口糧150公斤原糧，受災地區則在150公斤以下。我們即使按180公斤原糧計算，折合成成品糧僅126公斤，每個月10.5公斤，而城市居民最低檔次的標準也是每人每月12.5公斤，一般工作人員都在14公斤以上。作為直接生產糧食的農民，其體力消耗是一般城市居民的幾倍，但他們的糧食消費卻低於城市居民的最低檔次。這就是說，我們的農民寧願自己挨餓，也要盡量保證城市居民吃飽肚子。省口待客，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在當代中國農民的身上體現得如此淋漓盡致。
但是，“左”傾的錯誤，反而把農民的偉大和善良當成利用的籌碼。
實行人民公社體製後，許多地方利用人民公社高度集權的性質，不切實際地唱高歌，大肆強征過頭糧，試圖以緩解糧食供求緊張局勢，結果造成廣大農村缺糧少糧，有的地方甚至超越極限，把農民的口糧都征走了。1975年，貴州省完成糧食征購任務550萬公斤後，農業人口平均口糧隻有128公斤，剛到年底，就不得不返銷500萬公斤糧食，占了征購任務的91%。
中國的糧食統購統銷，一直是以糧食短缺作為基礎的。國家為了保證糧食的市場供應和調劑全國地區間的平衡，不得不用行政手段向農民取得糧食。除了數量是硬任務外，價格更是長期處於低水平。
1953年，糧食統購統銷價格出台之初，國家製定的統購價格，大體維持在當時的城市出售價格的基礎上，也就是基本上是自由市場價格。國家不賺不賠，農民容易接受。1952年，每50公斤糧食平均價為6.04元，1953年為6.76元，基本上是市場等價交換。
但以後幾年，經濟發展了，物價指數普遍提高，糧價卻一直處於偏低的狀態，到1957年每50公斤反而跌了3分，為6.73元。1958年至1965年，國家先後4次提高了糧食統購價格，共提高35%，1965年達到9.24元。此時，購銷價格基本持平。為了鼓勵農民生產和交售糧食的積極性，解決糧食生產效益偏低的狀況，國家又實行了加價獎勵的辦法，對人均上交超過50公斤以上的部分加價10%～12%。與此同時，對社隊交售的糧食獎售工業品。凡生產大隊向國家每出售750公斤糧食，獎售棉布15尺、紙煙3條、膠鞋1雙，有的地方則實行獎勵棉絮、糖的措施，以後又實行過用化肥、木材、棉布換購糧食。但這幾項鼓勵措施，在“左”傾思潮衝擊下，分別在1968年和1970年取消。
1966年糧食平均價又作了一次調整，每50公斤提高到10.82元。但從此以後，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12年的時間，除個別品種（蕎麥、紅小豆、綠豆）外，稻、小麥、玉米等主要品種居然未提一分錢的價格。
糧食價格已嚴重偏離了其商品價值。到1976年，每50公斤糧食的平均統購價僅10.75元。農民滿滿的一擔糧食，竟不能換一張十元的人民幣。而根據對全國1296個生產隊的6種主要糧食生產成本進行調查，平均每50公斤已達到11.6元，而賣給國家僅10.75元，農民反要倒貼0.85元。
“一畝麥子一瓶酒，百斤稻穀換不來一雙鞋。”麵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撒下辛勞的汗水，收獲的卻是貧窮之花。到1978年，竟有35.37%的農民一年的收入不到100元，還有231個縣人均年收入低於50元，許多地方的農民勞作一天，竟隻值8分錢。大部分農民處在貧困、饑餓的狀態。1978年底統計，全國31.5%的農戶是超支戶，共欠超支款74.7億元，平均每戶超支139元。每個農業人口的商品購買力，1957年是36.94元，1977年仍隻有58.57元，剛夠稱點鹽、打點煤油。
中國的農民每年向國家上交了五六千萬噸統購糧，養活一億多城市居民，但他們自己卻還要餓肚子，還要忍受貧困的煎熬，這不能不令我們心酸。我們說，糧食統購統銷，在建國初期為穩定糧食市場、保證糧食供應發揮了較大的作用。而以後的幾十年，雖然保持了糧食市場的基本穩定，但卻是以犧牲農業、犧牲農民作為沉重的代價。糧食價格的嚴重偏低，致使解放30多年後，廣大農民連自己的溫飽問題都沒有解決。因此，我們說，從國家掌握糧源、控製市場的角度上，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思路是正確的，但在具體操作上，長期實行低價收購農民的糧食，低價供應城市居民的方法，卻是不符合價值規律與市場機製的。
“穀賤傷農”，農產品的低價政策，極大地抑製了農民生產積極性的發揮，廣大農民除種夠自己的口糧和必須上繳的“皇糧”之外，一般不願再增加糧食生產。這也是計劃經濟體製下，中國的各級政府雖然下大力氣發展糧食生產，但糧食產量卻一直處於徘徊狀態的一個重要原因。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這種情形才稍有改變。國家不僅出台了一係列促進發展農業生產的政策，而且大幅度地提高了糧食收購價格，以此保護農民的利益。
1979年後，我國對糧食統購價格偏低的不合理狀況才有所重視。當年，糧食統購價格提高20%，達到12.86元，超購加價幅度，由原來按統購價加30%，改為按新統購價加50%。此次加價，全國農民大約增加收入40億元，但分攤到每個農民頭上，僅增加收入5元，可以想見，這還是多麼的微不足道。1985年，糧食取消統購改合同定購，采取“倒三七”比例計價，即30%按統購價，70%按超購價，綜合起來，每50公斤中等秈稻穀的比例收購價為15.59元。
與1978年相比，糧食提價比例不謂不大，但無須證明，這15.59元的價格，仍是如何的低廉。一條煙、一瓶酒、一尺布、一雙鞋……什麼東西都比糧食值錢。
1992年，國家出台每50公斤早稻穀22元的保護價，不過，據測算，這個價格仍低於當時的糧食生產成本。此後，1994年，國家對糧食定購價格再次進行了提價。每50公斤糧食48元，比上年提高39%，是解放後提價幅度最大的一年。1996年，國務院宣布，從1996年新糧上市起，小麥、稻穀、玉米、大豆定購價上調，平均每公斤提高0.3元，同時允許地方再上浮10%。這樣大體上最高提價幅度每公斤達到0.44元。但事實上，這個價格仍然偏低，農用生產資料價格居高不下，農民經濟負擔較重。1994年物價上漲21.7%，1995年上漲14.8%，而其中農業生產資料費用上漲達32.2%，主要是化肥價格上漲，遠遠超過了物價平均上漲幅度。
1998年，國務院規定糧食收購價格由各省按上一年的水平自行確定，因此各地的糧食價格不一，大體上與1997年持平，部分地方略有下降。從全國總的情況來看，一般稻穀定購價為每50公斤50～60元，小麥65～75元，玉米60～70元，保護價比定購價低10～15左右。但是，由於1998年以來連續幾年糧食豐收，許多地方又開始輕視糧食生產，取消糧食保護價格和敞開收購糧食的政策，致使糧食價格大幅度下跌，極大地挫傷了農民的種糧積極性，最終引發了2003年的糧食大減產和糧食大漲價。
“賣難”傷人心
1979年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製後，農業生產力得到一次全麵的解放，加上糧食收購價提高，激發了廣大農民的種糧積極性，糧食生產迅速發展，糧食總產量每年以2000萬噸的速度遞增，到1984年達到40731萬噸。5年時間，增加了1億多噸。這是中國糧食生產史上最輝煌的一頁。
俗話說：“手中有糧，心裏不慌”，但中國的農民卻手中無糧心裏慌，手中有糧心裏照樣慌。
這便是中國農業生產的又一大悲劇。
在糧食緊張的艱難歲月裏，廣大農民以一種樸素的愛國之心，自己勒緊褲帶子，把有限的糧食交給了國家，保證了城市居民的供應，保證了國家建設的需要。現在，他們糧食豐收了，全國人民都吃飽肚子了，按說，這是天大的好事，這是夢寐以求的目標。但是，這天大的好事，卻隻有吃糧的人高興，種糧的人反而又發愁起來了——“賣糧難”，一個新名詞誕生了。
1984年仲秋，湖南省某縣一糧站大院裏，裝滿糧食的板車、手拖、籮筐擠得水泄不通，幾百名汗流滿麵的農民在圍著幾名糧站工作人員團團轉，但工作人員不為所動，堅持每戶隻能按計劃分配數收購，多的一粒不要。
新疆某邊境小縣，主要街區有1/4被滿載糧袋的馬、牛、驢車和手扶拖拉機占據，順著車流的走向，千米外的糧站大院裏，人車蜿蜒，曲曲折折，塞滿糧站的大院子。有人已接連排了十幾個小時的隊，有的已被驗質員打回重新翻曬了三四次，再曬就要曬熟了，但仍不合格……
“天府之國”的四川某縣農民憤怒了：以前糧食緊張時，我們把自己的口糧都交給了你們，現在糧食多了，你們就“甩派頭”了，你們還要不要我們種糧食？情緒衝動的農民砸了糧站。
孩子等錢上學，子女等錢結婚，房屋等錢翻蓋，更急人的是，冬季生產等錢買種子，來年生產要錢冬儲化肥，我們能怪農民衝動嗎？
歉也憂，豐也憂，農民好傷心。花了成本種了糧食，現在卻隻能放在家裏爛，這田還有種頭？
不是農民的報複，而是必然的結果。第二年全國糧食播種麵積由16.9億畝大幅度跌到警戒線以下，僅16.3億畝，成為建國以來最少的一年，糧食大減產，減產總量2820萬噸，減產幅度也居建國後的第一位，超過令人心悸的1960年。糧食一下子又緊張起來，“賣糧難”還甚囂塵上，“買糧難”便接踵而至。
許多人這才惶惶然，這才想起農民老伯伯。於是，組織工作組下鄉，派幹部駐村，挨家挨戶搞動員、做工作：種愛國田無尚光榮，交愛國糧為國分憂……
通情達理的農民又一次幫助政府渡過了糧食難關。
第二年，糧食播種麵積恢複到16.6億畝，糧食總產量達39151萬噸，1989年再次躍上4億噸台階。
肚子飽了，臉就變了。
當農民懷著豐收的喜悅，肩挑車拉，將黃燦燦的糧食送到糧站時，他們才發現站門緊閉，“暫不收糧”的牌子讓他們從頭涼到腳。
“賣糧難”幽靈，又一次籠罩了中國的農民。
這是比1984年範圍更廣、壓力更大的一次賣糧難。全國幾乎大部分產糧地區的農民，都無一例外地受到賣糧難的打擊。據吉林、安徽、湖南等9個產糧大省估計，約有480萬噸糧食不能入庫，黑龍江、湖北、河北等省農民有670萬噸糧食急需尋求出路。村間小道上，鄉鎮大路旁，到處是車拉畜載的糧食，有的農民為賣出幾百公斤糧食竟拉著架子車走遍了方圓幾十裏的所有糧站，但都被擋回。江西某地一農婦為賣掉一袋糧給兒子看病，竟跪在地上哀求糧站工作人員。
4億噸的糧食總產量，對於當時已有11.4億人口的中國來說，並不多，最多隻能算是解決溫飽的水平，為什麼會出現如此大麵積的糧食“過剩”現象呢？顯而易見，這便是我國流通體製的弊端。體製不順，流通不暢，國家缺乏調控能力，以至糧食多一點就“賣糧難”，糧食少一點就“買糧難”，於是，糧食生產便在“多了多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多了多了”之間扭秧歌。
弊端在體製，災難卻落在農民身上。這一年，不僅全國產糧區農民70%的餘糧沒有賣出，國家應當收購的合同定購糧，全國也有數百億斤未能兌現，有的勉強由糧食部門收下了，卻無錢可付，給農民的僅是一張不知何時能兌現的白條子。
糧食部門無力收購，一些糧食商販便趁機壓價收購，每50公斤糧食僅值32～34元。根據貨幣貶值率換算，一公斤糧食僅相當於十年前價值的1/3或1/2。
1990年，中國農業史上的一個大豐收年，但由於賣糧難，農民人均純收入扣除物價因素，不僅沒有增加，而且在不少省區還下降了。中國農村的豐收，其結果卻是一場空。四川省農民有近50億公斤糧食賣不出，少收入40億～50億元資金。黑龍江省農民也有十幾億公斤糧食未賣出，少收入十幾億元。即使收購了的，許多也僅隻是白條一張，買不得鹽，打不得醋。
在此情況下，一些地方領導飄飄然、昏昏然了，他們被糧食“過剩”的假象蒙蔽了，認為中國的糧食問題不是少了，而是多了，應該調整種植結構，什麼賺錢種什麼，於是大力縮減糧食種植麵積；應該讓農民自己消化多餘的糧食，於是糧站掛出了“暫停收購”的牌子……
他們全然沒有想到，賣糧難暴露的不是糧食過剩，而是流通體製不順，因而對這次賣糧難沒有引起足夠的認識，致使這次賣糧難愈演愈烈，一直持續了3年多，有40個月之久。結果，就在農民灰心喪氣、全社會都認為糧食過剩之際，全國爆發了1994年的糧食漲價風潮。隨著國家采取一係列調控措施，糧價才基本穩定，但隨後賣糧難又在一些地方開始出現，糧價又開始走入一個低迷的狀態。從1995年底開始下滑，上半年平均糧價尚有每公斤1.6元，年底便降至1.4元。1996年，在國家宣布提高定購糧價格後，市場糧價下滑速度並沒有完全遏製，部分地方甚至更加加快，僅優質大米降價就達15.7%。1998年的糧改啟動後，實行按保護價敞開收購糧食的政策，但沒有維持多久，許多地方便退出了保護價，敞開收購也成了一句空話，致使1999年以後糧食價格大幅度大跌，農民種糧不僅沒有效益，反而出現虧損。穀賤傷農業，賣難傷人心！農民再老實，也不會長期做虧本的買賣。其結果便是我們有目共睹的事實：到2003年糧食播種麵積下降到建國後的最低水平，糧食產量下跌到1990年的水平，人均糧食占有量下降到改革開放前的水平……
不是多了就是少了，不是少了就是多了，糧食流通體製再不改革，我們將永遠在這個怪圈裏打轉轉！
二、糧食流通改革循序漸進
1985年：統購改定購
陳雲在統購統銷實行後第二年的第一屆全國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計劃供應隻能是一種暫時的措施，隻要工業和農業生產增加了，消費品生產增加到可以充分供應市場需要的程度，定量分配的辦法就應該取消。”
但以後的曆史發展，使我們走上了一條純而又純的計劃經濟道路，糧食統購統銷這一臨時政策不僅長期延續下來了，而且還擴充到了包括棉花、油脂、雞蛋甚至大白菜在內的許許多多農產品上。
以1978年12月18日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中國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而改革的先導，便是農業。
1979年，中國開始對實行了26年的糧食流通體製進行改革和調整。除了提高糧食統購價格，調減糧食征購基數以增加糧農收入外，最重要的改革便是改變糧食部門獨家經營的單一流通格局，恢複糧食集市貿易，允許農民完成征購、超購任務後的餘糧上市貿易，議購議銷。1979年3月，國務院發文指出：社隊集體的農副產品，屬於國家統購的糧油在完成征購（包括加價收購）任務後，可以在農村集市出售。1983年1月，中共中央在《關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幹問題的通知》中指出：對於農民完成統購統銷任務後的農產品（包括糧食）和非統購派購產品，應當允許多渠道流通。這是糧食流通體製改革的第一次大的轉變。
在政策的鼓勵下，傳統的糧食交易、集散的“米市”開始恢複發展，一個以國家為主、集體和個體共同參與的糧食流通經營格局逐漸形成。到1984年底，全國農貿市場已發展到5.65萬個，集市貿易的糧食成交量由1978年的25億公斤增加到1984年的84億公斤，增長了2.34倍。全國有20多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先後建立了糧食議購議銷專業公司，1979年到1984年，6年時間共議購糧食558.6億公斤，1984年全國糧食議購數量由1978年的32.5億公斤增長到175億公斤，占當年征購數量的34%，糧食議銷數量達267億公斤，占總銷量的34%。滿足了農民出售餘糧的需要，平抑了集市糧價，補充了平價糧庫存。
這一次改革是在不改變統購統銷體製的前提下進行的，隻能算是一次局部的調整，直到1985年，我國這才全麵放棄實行了32年的統派購製度，中國糧改由此正式拉開帷幕。
這一年的1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一號文件《關於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規定，從1985年度開始，取消糧食統購，改為合同定購。由地方政府組織糧食部門，根據國家下達的合同定購計劃，同國營農場、農業集體生產單位和農戶協商，簽訂糧食定購合同，正常年景，必須完成，遇到重災，可以適當減免。超過合同定購的部分，自由購銷。
根據製定時的設想，合同定購，既是經濟合同，又是國家任務，試圖以此打破計劃收購的僵化體製，逐漸向糧食商品化靠攏。國家為此還逐年減少了計劃定購，擴大了議價購銷比重。國家計劃內收購由1984年的1023.5億公斤到1989年調減500億公斤；而議價收購則由93億公斤上升到515.4億公斤。此即“死一塊，活一塊”的糧食購銷“雙軌製”。其方針是“逐步縮小合同定購，擴大市場收購”，基本立足點是穩住一塊（合同定購），搞活一塊（市場議購）。這一階段糧食流通體製的基本特征：購銷價格“雙軌製”，經營渠道多樣化。
1985年5月，國務院批轉了財政部《關於農業稅改為按糧食“倒三七”比例折征代金問題的請示》。其主要精神：一是把現行的農業稅從過去的以征收糧食為主改為折征代金，二是折征代金統一按照糧食“倒三七”比例計算。
這一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建立在1984年農產品大豐收、各地相繼出現“賣糧難”的基礎之上的，但在實施的第一個年頭，就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難。1985年，農業出現了改革以來的第一次滑坡現象，糧食播種麵積減少幅度過大，糧食產量下降，糧食供應立刻趨於緊張，市場價格大大高於合同價，農民不再願意把糧食賣給國家。在這種形勢下，一方麵在當年收購糧食等主要農產品時就采取了一係列強硬措施，把合同當成指令性計劃，有些地區在具體執行時甚至宣布“合同就是計劃”。另一方麵，由於滑坡現象，政府深深感到“無農不穩”。於是，1985年11月，國務院發出了《關於切實抓好糧食工作的通知》，強調要認真貫徹執行“決不放鬆糧食生產，積極發展多種經營”的方針，凡是適宜種植糧食的地方，一定要把糧食種好；國家確定的糧食定購計劃，各級人民政府要逐級下達，通過向農民簽訂合同落實下去；合理安排糧食統銷，嚴格控製平價糧開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