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廣場熱烈慶祝建國35周年盛大遊行中，當一列農民遊行隊伍高抬“中央一號文件好”七個金色大字的巨幅標語牌走過檢閱台時，廣場上頓時歡呼起來，人們齊聲高喊：中央一號文件好！
時隔20年後的2004年2月8日，當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親自簽署的2004年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幹政策的意見》正式公布時，長城內外、大江南北的廣大農民再一次從心底裏高呼：中央一號文件好！
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專門發一個關於農民增加收入的文件，這是建國55年以來的第一次，它表明了中共中央、國務院對農業的重視，對農民的關懷。
這是惠及9億農民的一件大事，預示著新一輪農村生產力大解放、大發展高潮的到來。
始於1978年的我國農村改革，如今又翻開了嶄新的一頁。
中國有9億農業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1/7，占中國總人口的7/10。從這個角度看，中國，與其說是一個農業大國，不如說是一個農民大國。因此，農民問題始終是中國的根本問題。共和國的一代又一代領導人，無一不是把解決農民的致富問題當作首要的工作來抓。1949年的土地革命，使農民擺脫了壓迫；1979年的農村改革，使農民擺脫了貧困。但是，由於幾千年的等級觀念和地位意識，並沒有消除對農民的輕視，沒有填平城鄉之間的溝溝壑壑。在多種因素的影響下，目前中國農民還很窮，中國的農業還相當薄弱。
中國要全麵建設小康社會，難點在哪裏？——農村！
中國要實現人人吃得飽、吃得好的目標，依靠誰？——農民！
增加農民收入，成為一代又一代共和國領導人魂牽夢繞的情結。毛澤東曾經一再強調：中國的根本問題是農民問題。鄧小平則告誡我們：農民不穩定，整個政治局勢就不穩定，農民不擺脫貧困，就是我國絕大多數人沒有擺脫貧困。他指出：“工業的發展，商業和其他的經濟活動，不能建立在80%的人口貧困的基礎上。”2002年3月15日，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鎔基在記者招待會上表示：自己最感頭痛的是增加農民的收入。溫家寶總理最近在北京向中央有關部門作了一次經濟形勢報告，其中自問自答的一個問題便是：你問我最難的是什麼？仍然是“三農”問題。它不僅關係到增加農民收入，擴大市場需求，而且關係到保障供給，穩定社會。《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說，當前農業和農村發展中麵臨許多新的矛盾和問題，最突出的是農民增收困難；“農民增收難的問題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為此，在2004年新春之後，中共中央、國務院把2004年的“一號文件”再次針對農民，並提出把解決好“三農”問題和促進農民增加收入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其曆史和現實意義自然舉世矚目。
任何一個國家，農業不穩，則經濟大亂。這是曆史已經反複證明了的事實。共和國的領導人不得不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數億農民用自己的脊梁撐起了共和國的大廈，而誰來支撐他們那羸弱而不堪重負的身軀呢？
——2004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向全世界宣布：共和國給農民撐腰！
中國的農民舒心地笑了：如今種田有指望了！
一、農民不富，中國不富
一擔穀一包煙，一畝田一瓶酒
在湖南，流行這樣兩句順口溜：“混得差，‘精白沙’；混得強，‘芙蓉王’”，意思是說，混得差的人，一般是抽“精白沙”香煙，而混得好一點的人，大多是抽“芙蓉王”香煙。
“精白沙”是8元錢一包，“芙蓉王”是25元一包。現在在湖南，隻要是有個像樣的工作，或者是做點過得去的生意，大多數屬於“混得強”之列，也因此大多數抽“芙蓉王”香煙。而如果你所在的單位還好一點，所做的生意還大一點，便要抽“極品芙蓉王”，硬包裝的35元一包，軟包裝的60元一包。
對於癮君子們來說，他們或許不會知道，他們吞雲吐霧燒掉的一包“極品芙蓉王”或者兩包普通“芙蓉王”，竟是農民交給糧站的一擔沉甸甸的糧食。
任何有過農村生活經曆的人大概都有印象，生產一擔糧食，農民風裏來，雨裏去，要流多少汗，要施多少肥，要用多少工！而一畝田又能生產多少擔糧食呢？就是一千斤糧食又如何？也隻不過是一瓶“五糧液”的價錢而已。
這便是在2003年糧食漲價之前存在的一個不可理喻的現實：一擔穀僅能換一包煙，一畝田僅能得一瓶酒，而如果算上種子、肥料、人工與稅費，一擔穀能賺個城裏人的一杯茶錢就相當不錯了，碰上天公不作美，受點什麼災，就要倒賠錢。
這不是誇張，而是事實。2000年，江西、湖南等糧食產區，早秈稻市場收購價格就跌到了一百斤28～30元的地步，大部分地區、大部分時間，糧食平均價格每百斤都隻有40～50元。如此低廉的價格，農民種田種糧又何來收入？
“我們人均8分田，1畝地1年下來收入300塊錢，一家4口人，怎麼夠用？隻能靠外邊做工賺點錢。”湖南寧鄉縣偕樂橋鄉箭塘村的農戶蔣經生在接受《青年參考》記者采訪時，隨口說出了城裏人很難想得到的事實。
安徽省的一位農民詳細算了一筆收支賬，他說他們這裏主要種植水稻，每年種一季晚稻。每畝田的農業稅是81元，水費68元，興修水利費用4元，防汛4元，抗旱10元，農藥化肥要100元，沒有耕牛租用人家的耕牛每畝要70元，這些費用就需要約350元左右，還沒有算上種子、人工。常年每畝可產稻穀八九百斤，如果減產，每畝的產量隻有600斤左右，稻穀的價格隻有45元百斤，一畝田產的稻子價格還抵不上成本。“想在種植水稻上能有什麼收獲幾乎是不可能的”。
全國勞模蘇北糧食狀元楊定海，承包了1700畝地，沒有想到年底一算賬，種一畝地還要倒貼80元，一年種田就虧了13萬元。他說：“前幾年從改革中得到的實惠，這幾年已貼得精光。”
據有關部門調查，在江西農村，種植糧食（水稻或玉米、紅薯）、經濟作物（花生、油菜等）或蔬菜，風調雨順的情況下，一畝地全年最高純收入也隻有300～700元。
這是一個沉重的現實：在糧食主產區，農產品價格持續低迷，農民種糧無利可圖，已接近入不敷出的邊緣。1997年，農民人均來自農業的純收入為1268元，但自1998年到2003年，農民來自農業的純收入已連續7年低於這一水平。
在發展農業生產、保障糧食供給方麵，中國農民功勳卓著，令人敬佩。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總產值以年均5.9%的速度增長，而同期世界農業增長的平均速度是18%，加拿大是1.9%，美國為0.7%，日本是負增長。在世界主要農產品增長總產量中，中國占一半左右。近12年裏世界糧食每增加100斤，中國就占48.6斤；世界棉花總產量每增加100斤，中國就占69.8斤。中國已成為世界農產品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量。1978年前，中國農產品在世界上占第一位的僅有煙葉一項，而現在，糧食、棉花、肉類、禽蛋、水產品、水果和油料均躍居世界首位。世界肉類增長的80%、蛋類增長的90%以上都來自於中國；在世界水產品總產量中，有1/4以上是由中國農民生產的！
廣大農民以自己的勤勞與智慧，填飽了中國人的肚子，讓我們中國人不再為吃飯操心，不再為餓肚子擔憂，但是，他們的收入卻增長緩慢，他們的生活卻依然困難。
統計表明，過去幾年裏，由於不少農產品供過於求，價格下跌，導致農民來自農業的收入額減少，使以農為主的純農戶的收入增長困難。1997年，農民人均來自農業的純收入為1268元，但自1998年到2003年，農民來自農業的純收入已連續7年低於這一水平。這7年裏，農民來自農業的人均收入不僅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100元左右。約占60%的主要靠農業收入的純農民的收入都在農民人均收入以下，其中相當一部分農民的收入並沒有提高，有的是下降的。
純農戶主要分布在糧食主產區，因此近幾年糧食主產區種糧農民的收入增長相當困難，特別是中部地區8個糧食主產省（冀、吉、黑、皖、贛、豫、鄂、湘）農民人均收入已持續5年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年均隻增長2.73%。在有些年份，糧食主產區農民的人均純收入甚至是負增長。由此也導致農民人均純收入地區間差別擴大。以2002年為例，農民人均純收入超過3000元的有上海6212元、北京5880元、天津5315元、浙江4940元、江蘇3996元、廣東3912元、福建3530元。不足2000元的有寧夏1917元、新疆1861元、青海1710元、陝西1600元、雲南1600元、西藏1570元。
導致純農戶收入增長緩慢的主要原因，是主要農產品尤其是糧食價格長期的低迷。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後，中國市場經濟逐步形成，國家逐漸放開了包括糧、棉在內的大部分農產品的購銷經營權，市場在農業生產中的調節作用日益增強。但隨著農產品產量的全麵增長，農產品已由賣方市場轉到買方市場。幾乎所有農產品都呈現供過於求的狀況，農產品的價格也在1993至1995年達到頂峰之後持續下跌，而生產資料價格卻無限製的上漲，農民收入因此呈現低增長、零增長或負增長狀態。有統計表明，1996年以來，我國農業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逐年減少，1996～1999年各年農業收入環比增量分別為73元、-28元和-53元，1998年和1999年是負增長，拉了當期農民收入增長的後腿。另有學者估計，全國有59%的農民屬於純農戶，這部分家庭來自非農業的收入不到10%，農業收入的下降，導致純農戶的收入出現負增長。這意味著，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全國大概有4億～5億的農民卻沒有相應地增加收入，原因很簡單：他們種糧食。
據有關部門調查，在所有的農產品中，糧食是比價最低的一種。每畝地的淨產值，糧食是159元，蘋果是1169元，柑橘是1313元，棉花是339元。
福建省一位農民算了一筆賬，以糧價最高的1996年和跌得厲害的2001、2002年相比，種糧農民人均每年減少500元。這500元錢對城裏人來說也許不算什麼，但對於收入低下的農民來說就是太重要了。它關係到孩子有沒有錢上學，關係到得了病之後有沒有錢住院，關係到來年有沒有錢投入生產……
農民收入問題直接關係著農產品的生產。農民來自農業的收入減少，必然影響到農民尤其是種糧農民的積極性。事實也恰恰如此。2000年以來的4年間，我國的糧食生產一直持續下滑，播種麵積不斷下降，結果導致全國性的糧食漲價風波。
安徽省滁州市定遠縣委政研室曾采取分區域集中連片典型調查的方法，對該縣劉鋪、池河、桑澗、高塘、張橋、連江、站崗、蔣集、卜店等九個鄉鎮的拋荒現象進行了調查，調查發現9個鄉鎮中有棄耕現象的村達107個，占95.2%，平均每鄉棄耕3872畝土地，最高的達9520畝，有些鄉村甚至全部拋荒。
種田效益低是導致農村棄耕的主要原因。連江縣紅旗村一戶農民，栽種一畝水稻需要種子13元，肥料40元，水費12元，農藥10元，畝稅費130元，合計生產成本205元，實際出售現金320元，僅獲利115元，除去人工費所剩無幾。池河農科村種1畝地，收支相抵，不但不贏利，還虧100多塊。水利條件差的地方在幹旱年份就隻有投入難有收成，致使農民不得不放棄耕地另尋門路。
湖北省京山縣錢場鎮橋河村6組農民裴良庚，是一位遠近聞名的種糧大戶。1988年，老裴最多時種有154畝田。1989年，他被授予“全國售糧模範”稱號，在北京受到中央領導的接見。但隨著種糧成本的升高，“種糧越來越不劃算了”。老裴前幾年就將承包的田地都退了，如含隻剩下自家的12畝責任田。
黑龍江省的小麥在上個世紀末期退出了保護價收購。據黑龍江省農委統計，1999年至2002年間，省內農民種植小麥的畝均效益分別是-12.45、-40.30、-50、44.95元。由於無效益而言，全省小麥的種植麵積逐年減少，產量也隨之逐年減少。農民種地不賺錢，甚至有的地方出現了種糧倒虧本的現象，這顯然是極不正常的，是不符合價格規律的。這不僅影響農民的收入提高，不利於農民的生活改善，而且嚴重挫傷農民的種糧積極性，製約糧食的生產與發展。2003年開始引發的全國糧食價格上漲風潮，實際上是市場對這種不正常現象的一種調節與糾錯行為，帶有價格合理回歸的意味。政府顯然認同了這種價格的回歸。2004年中央“一號文件”，也將著力點放在了增加糧食主產區農民收入上。文件的第一部分就強調要“集中力量支持糧食主產區發展糧食產業，促進種糧農民增加收入”。
農民收入低，總理最頭疼
2002年3月15日，在全國人大新聞發布會上，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鎔基表示：自己最感頭疼的是增加農民的收入。
溫家寶擔任總理後，感到最難的仍然是“三農”問題。它不僅關係到增加農民收入，擴大市場需求，而且關係到保障供給，穩定社會。
兩屆總理都為增加農民收入而感到頭疼，感到為難，這一方麵體現了共和國領導人對農民的關切之情，同時也反映了農民收入增長困難確實到了非常嚴峻的地步。
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國民經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人民收入普遍大幅度增加。但是，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是，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與城鎮居民相比，更是差距較大。
據國家統計局公布，2003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2622元，比上年增加146元，扣除價格因素後的實際增幅為4.3%，增幅比上年下降0.5個百分點。雖然導致這一情況的主要原因是“非典”疫情的影響使二季度農民收入出現了負增長。但總的來看，自1997年以來，農民收入的增長幅度已經明顯下降，出現了徘徊甚至回落的局麵。這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農民收入持續低速增長。與改革前相比，我國農民的收入確實有了很大的增長。1978年時，全國農民的人均純收入隻有133.57元，而2003年這一指標已經增長到2622元，25年間增長了19.63倍。農民收入的增長，對農民生活實現小康目標、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的快速增長以及整個國民經濟都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相對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農民收入增長的速度卻相當緩慢，增長的幅度也並不理想。
1979年至1984年，這是農民收入高速增長的時期。得益於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製，極大地解放了農業生產力，調動了農民生產積極性，促進了農業和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農民人均收入也得到了大幅度的增加，由1979年的160元提高到了1984年的355元，扣除物價因素，年平均增長15.1%。
1985年至1988年，種植業出現了徘徊，鄉鎮企業卻迅猛發展，農民收入繼續平穩增長，扣除物價因素，農民人均收入由1984年的355元提高到1988年的545元，平均增長5%。
1989年至1991年，是全國農業增產而農業增收慢的時期。由於出現“賣糧難”、“賣棉難”，農民人均所得雖然由1989年的602元提高到1991年的702元，但3年中農民人均收入平均增長僅0.7%，有的年份還是負增長，如1989年為-1.6%，1990年略有回升，增長1.8%，1991年增長2%。
1993年至1996年，這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最快的時期，農村經濟快速增長，農民收入反彈回升。農民人均收入由921元增長到2090元，扣除物價因素，實際增長30%，年均5.4%。其中1993年為3.2%，1994年為5%，1995年為5.3%，1996年達到9%，
1997年至2003年，由於農產品價格持續低迷，農民收入增長又出現了明顯的減緩勢頭。1997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速度驟減為4.6%，比1996年下降了4.4個百分點，1998年繼續下降到4.3%，1999年更是進一步下降到3.8%，2000年下降到2.1%。2001年，因糧價上升，增長速度回升到4.2%，2002年增長4.8%，2003年增長4.3%。從1997年到2003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幅連續7年沒有超過5%，最高的年份增長4.8%，最低的隻增長2.1%，年均增長4%，僅相當於同期城鎮居民收入年均增長幅度的一半。
二是與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繼續擴大。雖然幾屆政府在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差別方麵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仍未扭轉城鄉差距、地區差距繼續擴大的趨勢。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導致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在經曆了一段時期的逐步縮小後，重新又呈擴大趨勢。1980年農村人均純收入191元，1995年達到1578元，平均增長速度為15.1%，而同期城鎮居民家庭人均生產費收入由439元，上升到3893元，年均增長速度為15.7%。特別是“七五”和“八五”期間，農民的生活水平上升速度與城市居民之間的差距拉得更大，1986～1990年與1991～1995年，農民居民人均生活費收入平均增長速度分別為3.7%和4.5%，同期城鎮居民則為5.9%和7.7%。從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收入的絕對值上看，1991年農村居民為701元，而城鎮居民為1570，相差869元；1993年農村居民是921元，而城鎮居民為2337元，相差1416元；1997年農村居民是2090元，而城鎮居民是5160元，相差達3070元；1998年農村居民是2150兀，城鎮居民是5454元，相差達3304元，2003年農村居民是2622元，而城鎮居民是8500元，相差5878元。城鄉居民的人均收入之比，1978年為2.57：1；1980年縮小到2.3：1；1984年進一步縮小到1.86：1；而到1997年，擴大為2.46：1，到1998年則擴大到2.53：1，接近改革開放前的水平；2001年進一步擴大到2.91：1，2002年達到3.11：1，2003年創記錄的3.24：1。1997年到2002年，農民人均年收入隻增長了380多元，而城鎮居民收入卻增長了2500多元，增加額尚不足城鎮居民的1/6。
不僅城鄉居民的人均收入相差越來越大，而且，農村的消費水平低於其純收入水平，城鎮居民的消費水平高於其生活費收入水平，這意味著在市場經濟體製下，城鎮居民享受到的由國家支付的消費額仍然高於農民，也就是說，城鎮居民仍然享受著比農村居民優惠得多的國家扶持政策與消費補貼。因此，如果考慮城鄉居民的隱性收入與隱性福利，城鄉居民收入差別遠遠不止賬麵上的水平。2002年10月，國家統計局副局長邱曉華便坦然指出，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大大高於賬麵上的三比一。這個差距應該為五比一，甚至達到六比一。邱曉華解釋說，2001年中國城市居民收入為6860元人民幣，農民收入為2366元，表麵差距是三比一。但實際上，農民收入中實物性收入占了40%。扣除40%的實物性收入，用於購買商品、服務的貨幣隻有1800多元，平均每月150元左右。這150元中，還有20%（即30元）用於第二年擴大生產的開支，如買種子、農藥、化肥、柴油等。
邱曉華指出，2001年中國一個農民每月真正能用做商品性消費的貨幣收入隻有120元，而城市居民的貨幣收入平均每月接近600元，城鄉差距為五比一左右；而城市居民收入中還有一部分並沒有納入統計範圍，如各種各樣的隱性福利、住房、教育、衛生，甚至是用電都比農民有更多的優惠。若將城市居民的一些隱性福利、優惠折算成收入，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可能達到六比一。
基尼係數，是一個描述集中度的指標，更經常的是用來描述收入分配的差距。據估計，1980年，中國大陸包括農村居民在內的基尼係數為0.3左右，整體差距不大。到1988年，抽樣調查顯示，城鄉合計的基尼係數已上升至0.382，1994年為0.434，超過了0.4的國際警戒線，1998年上升至0.456。現在一直維持在這個超警戒線的水平。
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直接製約著農村的購買力，抑製了國內市場的擴大和內需的啟動，二、三產業的發展也受到嚴重限製。現實表明，農民收入問題不僅關係到農民生活的改善、農民對農業的投入，還關係著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全局，關係著2020年我們是否能實現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
9億農民不富，整個中國也就富不起來。因此，全麵建設小康社會，重點和難點都在農村，都在增加農民收入方麵。全麵實現小康有一個重要指標，就是到2020年全國GDP在2000年的基礎上再翻兩番，這樣年平均增長速度需達到7.3%，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此時農民的人均純收入要達到8000元。以2001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2366元為基數計算，年遞增速度需達到6.6%以上。
顯然，農民人均純收入年遞增6.6%以上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從1989年到2002年的13年，人們公認這是我國綜合國力大幅度躍升、人民得到實惠最多的時期。扣除價格因素，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7.15%，而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僅4.3%。尤其是從1997年到2003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幅已連續7年沒有超過5%。如此看來，二十年內奔小康，農民的人均純收入增長速度需達到前十幾年的1.5倍，就是說，在奔小康路上，農民需要三步並作兩步走！
中央認為，農民收入長期上不去，不僅影響農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響糧食生產和農產品供給；不僅製約農村經濟發展，而且製約整個國民經濟增長；不僅事關農村社會進步，而且事關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不僅是重大的經濟問題，而且是重大的政治問題。不解決好這些問題，不僅農業和農村不能達到既定的發展目標，而且整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也會受到影響。因此，黨中央下決心，要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著力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
中央一號文件引領農民致富
對中國億萬農民而言，“一號文件”的特殊意義始於1982年。1982年1月1日，中央發出第一個“一號文件”，肯定了“包產到戶、包幹到戶”製，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開辟了農村經濟體製改革的新局麵。中國農村從此進入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時期。
此後，中央又連續發了4個“一號文件”，全都針對農民，充分顯示當時中央對農民的重視，極其有效地激發了億萬農民長期被壓抑的積極性，開創了我國農村發展和改革的新局麵。至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糧食生產能力達到了5億噸的水平，創造了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新紀錄。因此，在廣大農村幹部群眾心目中，這5個一號文件成為象征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的專用名詞。
18年後，黨中央、國務院把促進農民增收、解決“三農”問題再一次作為2004年中央一號文件下發，更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曆史意義。
新華社專門發表文章，介紹了中央一號文件起草的經過。
曆經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農業發展和改革進入了一個全新階段。這是我國農業結構加快調整的時期，是農村改革不斷深化的時期，是農產品供給最充裕的時期，同時也是農民增收最困難的時期。
1997年以來，在我國農產品供求從長期短缺轉變為總量大體平衡、豐年有餘的曆史性跨越的同時，農民收入平均每年的增長率不到4%，僅為城鎮居民收入增長幅度的一半，造成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
“農民不富，中國不富”。麵對農民收入連年增長緩慢的嚴峻形勢，麵對“種糧越來越不劃算”的現實，黨中央、國務院對“三農”問題，特別是農民增收問題，給予了高度的關注。
黨的十六大指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是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
黨的十六大後，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多次召開會議專題研究農業和農村工作，強調要更多地關注農村，關心農民，支持農業，把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
從“基礎地位”到“首要位置”，再到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這些表述的變化，充分反映了黨中央對解決“三農”問題的高度重視。
中央一係列的決策部署是最好的印證：
一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組成不久就召開政治局會議專題研究“三農”問題；——2003年一年內中央兩次下發了做好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文件；——2003年一年內黨中央、國務院兩次召開中央農村工作會議。
在2004年中央一號文件起草過程中，中央領導同誌多次奔赴全國各地農村，就進一步解決“三農”問題、增加農民收入等進行調研。資料顯示，胡錦濤2002年11月就任總書記以來，先後深入各地考察工作15次，其中有關“三農”問題的考察有11次，約占到所有考察工作的73%。溫家寶總理就任總理後的一年時間裏，17次考察各地工作，其中有關“三農”問題的考察，同樣占據相當比重。而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們的調查研究工作中，三農問題也是重要內容之一。
2003年10月1日至4日，胡錦濤來到湖南農村，深入到田間地頭，與農民親切交談，希望大家加快農村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不斷推動增加農民收入目標的實現。他強調，糧食問題是關係經濟安全和國計民生的重大戰略問題，任何時候都不能有絲毫的鬆懈。
“黨和政府惦記著你們——”這是胡錦濤視察河南、山東農村時，對農民兄弟飽含深情的一句話。為了解農民增收減負的第一手資料，2003年12月12日至17日，胡錦濤專程到河南、山東兩省調研。他每到一地，都同當地幹部群眾一起探討如何促進農民收入較快增加。
山東、河南兩省是糧食主產區。胡錦濤非常關心這裏的糧食生產情況和農民增收途徑。他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切實把增加農民收入作為農業和農村工作的中心任務，堅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采取綜合措施，加大工作力度，有針對性地解決農民增收麵臨的突出問題。
給人印象尤深的是，胡錦濤2004年春節大年三十是在河北與張北山區農民一塊包餃子過年；而溫家寶則到河南農村看望農民，共度佳節。
如果說，中央高層領導下基層訪貧問苦，慰問災民和直接幫助農民“討工錢”等體現了親民、愛民的執政理念，那麼，了解民情並從宏觀層麵製訂政策，惠及的就是億萬人的福祉，是執政為民的集中體現。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幹政策的意見》文件起草組成立後，回良玉副總理專門召開三次座談會，分別邀請有關專家學者、部分老同誌和部分省主管負責同誌座談分析農村形勢，聽取他們的意見。2003年12月3日，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第31次常務會議，審議了該文件的送審稿，對集中力量支持主產區發展糧食產業，促進種糧農民增加收入等9個部分表示原則同意。
2003年12月18日，胡錦濤總書記剛從山東、河南農村結束考察返京後的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舉行會議，一致同意將《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幹政策的意見》作為2004年中央一號文件下發。
以促進農民增收為主題，專門下發一個中央文件，這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次，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次。它清楚地傳遞了一個明確的信號：那就是黨和政府高度關注著“三農”問題，黨和政府十分關心著廣大農民的根本利益，黨和政府時刻惦記著9億農民的增收問題!
2004年2月8日，中央一號文件正式發布，成為黨中央、國務院送給廣大農民的一件最有分量的新年禮物。《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說，以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名義，專門製定關於促進農民增收的文件，這既體現了黨中央對解決農民增收問題的高度重視，也反映了廣大農民群眾的強烈願望。
隨後，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又相繼宣布了一係列重大決策部署。
2004年3月5日，溫家寶總理在“兩會”作政府工作報告，以長篇幅闡述“三農”問題，宣布取消農業特產稅（除煙葉外），5年內取消農業稅等一係列“含金量”很高的新政策。
2004年3月29日，政治局再次開會研究“三農”問題。把支持糧食主產區和種糧農民的政策措施同幹部人事製度改革問題一起研究，而且把前者擺在更突出的位置。
據統計，不到兩年的時間裏，新一屆國務院一共召開49次常務會議，其中有關“三農”問題的就有近十次，分別涉及農民增收、糧食流通、農村教育、農村征地、農村改革等；而新一屆中央政治局19次會議中，就有多次專門研究“三農”問題並做出重大決策。
唯有共和國的領袖，才如此關心農民。
唯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政府，才真正考慮農民。
如果說，20年前的“一號文件”，使凋敝的農村走向繁榮，那麼，2004年的“一號文件”，則是在全麵分析了農業新階段的內涵和特征後，推動現代農業加快發展、實現曆史性跨越的又一次政策創新。它所蘊含的城鄉結合、協調發展的科學發展觀，是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一個根本要求。
這份被人們稱為“高含金量”的文件，將著力點放在增加糧食主產區農民收入上，抓住了多年來農民收入最難提高的部分。其受益者絕不僅僅是農民，而是我們社會的各個階層，是我們全體華夏子民。
新的一號文件有三個重要的突破，即稅費改革、糧食購銷體製和農村金融製度的改革。
在農村稅費改革方麵，對農業特產稅原來的提法是逐漸取消，基於這個稅種的實施客觀上限製產業結構調整的共識，現在文件提出“取消除煙葉外的農業特產稅”，這是一個重大調整。另外，稅費改革之後農業稅稅率調到8.4%，造成了一些地方政府公共負債的增加，本屆政府提出要把農業稅稅率總體上每年降低1個百分點，最終恢複到3.4%的水平，這也是一個重大調整。這種改革意味著真金白銀的支持。據估算，每減少一個百分點，中央財政將需拿出70億元，減少6個百分點約需400多億元。
第二個突破是糧食流通體製改革。文件指出，要全麵放開糧食收購和銷售市場，對主產區種糧農民進行直接補貼。
第三個突破就是鼓勵有條件的地方，在嚴格監管、有效防範金融風險的前提下，通過吸引社會資本和外資，積極興辦直接為“三農”服務的多種所有製的金融組織，這是對高度壟斷的農村金融體製上的一個重大突破。
北師大經濟學院教授鍾偉認為：“降低農業稅稅率、取消除煙葉外的農業特產稅，將新增財政支出向‘三農’的傾斜，改革糧食流通體製，實行對種糧農民的直接補貼等等，各項政策如能逐一落實，我初步匡算下來，‘一號文件’大約可使農民獲得200億元以上的直接增收。”
除此之外，新的一號文件也體現了一種新“重農”思想。中央黨校“三農”問題研究中心秘書長曾業鬆說，中國幾千年都以農為本，但曆史上的“重農”，以重稅為前提，重的是農民的生產力，而不完全是農民的利益。這種以奪農政策相伴隨的重農，對農民不是福音。“一號文件”首次提出了農業的“以人為本”，強調尊重農民的經濟利益，尊重農民的經營自主權，保障農業生產者的經濟利益。隻有農民的收入能夠不斷增加、生活不斷改善，農業生產才能夠持續地發展。字裏行間，讓人深深感受到黨和政府視“三農”為重中之重的拳拳之心，充分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發展觀。另外，該文件也提出了全新的政績觀。文件指出，農民占我國人口的大多數，農民不富裕，整個國家就不可能富強。評價一個地方官員的政績，主要的標尺是當地的農民收入水平有沒有持續提高。從對土地的關注、發展到對產出的重視；從對農業的關注、發展到對農村勞動力的關心；從注重索取，到“多予、少取、放活”；從對農業本身的關注、發展到從整個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高度看農業。站在曆史的高度，2004年的“一號文件”，不能不說是中國“重農”思想的一次重大演變，一個偉大的創舉。
事實表明，中央一號文件公布後，廣大農民普遍深受鼓舞，一些種糧大戶更是摩拳擦掌，躍躍欲試。
福建省晉江市農民林和傑承包有1065畝田，曾被評“首屆福建省十大傑出青年農民”。1997年他售糧居福建省第一名。林和傑從報上看了“一號文件”後，他對記者說，黨中央、國務院決策英明。抓住了農民增收問題，就是抓住了“三農”問題的牛鼻子，9億農民有盼頭了。聽說新政策將對售糧和購置大型農機具進行補貼，已有30多台套農機的林和傑信心倍增，準備再購置一些農機，增加承包麵積。
已經退掉承包田的裴良庚說，黨的政策好了，農民種田就能得到實惠，村裏多年來田地沒人願意種的情況已發生變化，田地變得很搶手，他再也包不到那麼多田了。如果村裏還能承包到田地，雖然他已經53歲了，但他很想像當年那樣再大幹一場。
讓農民收入較快增加，是9億農民的殷切期盼；讓農民收入較快增加，是改革發展的客觀要求；讓農民收入較快增加，是黨和政府的莊嚴承諾！
曆史將銘記：以2004年中央一號文件的發布為標誌，我國廣大農村正在興起又一輪大發展、大改革的熱潮……
新聞背景：三農問題的六個一號文件
第一個一號文件：1982年1月《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這個文件突破了傳統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製框框，明確指出包產到戶、包幹到戶或大包幹“都是社會主義生產責任製”。這個文件不但肯定了“雙包”（包產到戶、包幹到戶）製，而且說明它“不同於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個體經濟，而是社會主義農業經濟的組成部分”。
第二個一號文件：1983年1月《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幹問題》。這個文件從理論上說明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是在黨的領導下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是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