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2月8日，中共中央發布一號文件，開宗明義，第一條就是：“集中力量支持糧食主產區發展糧食產業，促進種糧農民增加收入。”
這一係列充分說明，中央已經決定要讓種糧食的農民們有錢賺，以此來刺激中國的糧食生產。
讓種糧人得實惠，讓種糧人有錢賺，讓種糧人生活好，這已成為共和國高層領導日思夜想的頭等大事，成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
2004年6月8日上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深入湖北農村進行考察。在從老河口機場前往十堰的途中，溫家寶臨時停車走進老河口市洪山咀太山廟村，與農民王轉運交談起來。
“今年糧食收成好不好？”
“好，一畝地能打600多斤麥子，比去年多打近200來斤。”
“種糧補貼拿到手了嗎？”
“中央政策好，都拿到了。”
“現在市場上糧價多少？”
“糧價在七八毛左右，比去年漲了四五毛。我一家光這個就能增收1000多元。”
溫家寶聽了很高興，連聲說：“不錯，不錯。你看這價格能穩住嗎？”
“穩得住，我覺得還會漲。”
“我給你說句心裏話，糧價再適當漲一點，你高興，我更高興，農民多掙一點，明年就可以種更多的糧食。”
6月9日下午，溫家寶一行馬不停蹄，來到荊州市八嶺山鎮朱家嶺村。村民王鬆柏一見到溫家寶，快人快語：“總理，我們有一個擔心，就是扶持糧食生產的政策能不能真正實行下去。”
溫家寶說：“一路上都有農民反映你講的這個問題。今年中央扶持糧食生產主要有三項政策，一是製定糧食最低收購價。二是減免稅，糧食主產區降3個百分點，5年內把稅全部免掉。三是對種糧農民實行直接補貼，鼓勵農民種糧。另外，國家還拿出錢來修路、修水渠、修沼氣，采取措施降低農資價格，都是在為農民找好處，謀實惠。”說到這裏，溫家寶加重了語氣：“我還要告訴大家，在放開糧食收購市場和價格後糧食最低收購價就是一把尺子，擺在市場上就可以對價格進行引導。中央說話算數，農民的利益一定要得到保護。”村民們一聽，高興得鼓起掌來。
“中央說話算數，農民的利益一定得到保護。”這是共和國總理對9億農民的鄭重承諾，是中國政府對全世界的莊嚴宣告！
事實上，在此之前，中國的農民已經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黨中央、國務院對農民的關心，已經實實在在地獲得了黨中央、國務院對農民的支持。
2003年召開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和兩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都特別強調要把增加農民收入放在頭等重要的位置，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並對如何增加農民收入作了許多具體的安排。2004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更是明確地把農村經濟工作的基本目標確定為“多予、少取”，“促進農民增收”。具體地說，“多予”，就是要將100億元糧食補貼直接發放到農民手中。根據財政部的安排，集中分配到13個糧食主要產區，主產區農民1畝地平均可補貼20元。中央財政對農業投入也比2003年增加了300億元，達到1500億元以上，增長20%。地方財政也將大力增加投入。“少取”，就是在全國範圍內取消農業特產稅，每年降低1個百分點的農業稅，黑龍江、吉林等地則全麵取消農業稅。
民以食為天，食以糧為源。沒有穩定的糧食生產，也就沒有我們穩定的生活。馬克思告訴我們：“食物的生產是直接生產者的生存和一切生產的首要條件。”
但是，長期以來，我們雖然一再強調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卻有意無意地忽視了農民則是農業的基礎。沒有農民的支持，就沒有農業的發展；沒有農民的積極性，就不會有農業的大豐收。因此，我們要大力發展農業生產，增加糧食產量，關鍵的措施便是提高農業效益，增加農民收入，以此激發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簡單地說，就是要給種糧人實惠！
前麵我們已經介紹，糧食直補是中央推出的增加農民收入、刺激農民種糧積極性的措施中最為突出的一項，它給予農民的真金白銀的支持，是實實在在的扶持。許多農業問題專家都認為，100個億的糧食直補實際上是中央給農民傳達了一個很強的信號，那就是趕緊種糧吧，國家不會讓種糧人吃虧。
除了糧食直接補貼外，中央又陸續製定農機、種子等的補貼措施。3月30日，國家已正式啟動對農民購買農機的補貼，2004年中央財政資金安排了4000萬元進行農機補貼。而之前，財政部已向7省的糧農緊急預撥水稻良種補貼9.4億元。
當然，要調動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國家的政策最終隻能起導向作用，最根本的還是要使農民真正能夠從種糧中獲得收益。這就需要將糧食價格穩定在一個合理合適的水平，既讓農民有利可圖，又讓市民能夠接受。因此，2004年雖然放開糧食流通市場，糧食價格隨行就市，但國家以最低收購價的形式對農民給予保護。2004年3月28日，國家發改委、財政部、糧食局、農業發展銀行聯合發出通知，將2004年早秈稻的最低收購價定為每50公斤70元。並明確規定，在早秈稻價格高於這個價格時，按實際價格收購，低於這個價格時，由國家委托的國有糧食經營企業按此價格收購。6月4日，上述四家單位又確定了中秈稻的最低收購價為每50公斤72元，粳稻最低收購價為每50公斤75元。這意味著農民種糧食，最少都能獲得每50公斤70元以上的價格，而此價格相對於以前的最低點幾乎翻了一倍。農民按此價格種糧食不僅是有錢賺，而且還是大有賺頭的。政策封閉了糧食價格下跌的空間，將糧食價格穩定在了一個讓農民有利可圖的位置上，這對於廣大種糧農民來說，無疑是吃了一顆定心丸。逐步減輕農業稅負、實行糧食直補和糧食最低收購價製度、給予良種補貼等一係列政策的出台，使數以億計的真金白銀直接進了農民的腰包。據有關部門統計，2004年上半年，農民的稅費負擔下降4.3元，下降幅度是27.2%，轉移性的收入達到了67元，增加了15.2%，其中糧食直補是8.2元，其他補助4.5元。
2004年7月27日，國家統計局發布了對全國31個省（區、市）6.8萬個農村住戶的抽樣調查，結果顯示，上半年農民現金收入人均1345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6.1%，扣除價格因素的影響，實際增長10.9%，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8.8個百分點。創下了近8年來增長速度的最高水平。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農民的收入中，出售農產品的現金收入人均589元，增長18.9%，增長幅度遠遠大於其他項目。另外，糧食直補收入占了農民收入的一成左右。農民稅費負擔人均11.5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7.2%，說明農民負擔正在大幅度下降。其中僅農業稅就減少11.3%。
尤其令人高興的是，糧食主產區的農民收入增長較快。據統計，2004年上半年糧食主產區農民人均現金收入達到1371元，同比提高13%，增幅為8年以後最高。扣除物價因素後，上半年糧食主產區農民人均現金收入增幅不僅高出全國平均水平2.1個百分點，而且還高於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4.3個百分點。
糧食價格上漲是糧食主產區農民收入大增的一個主要原因。2004年上半年全國糧價水平漲幅26.7%，種糧農民大受其益。據調查，山西省農民從糧價上漲中，人均得到了98元的收益，占同期整個現金收入增加額的57.7%；山東省農民上半年來自糧食的現金收入同比增長21.8%；廣東省物價局調查，早稻畝產393.4公斤，增長9.8公斤，每50公斤平均出售價格82.9元，同比上升51%，種糧稅負大幅度降低，早稻每畝稅金為18.6元，同比減少23.6%，由於畝產量增加，稻穀出售價格提高和稅負降低，全省早稻畝產值667.2元，增加223.8元，同比增加50%，畝淨利潤175.1元，增加130.1元，同比增加2.9倍。
總理承諾：五年內取消農業稅
在亞洲最早種植水稻的地方——寧波餘姚市河姆渡鎮蘆山寺村，村民不經意中發現，鎮農稅幹部不見了——這個7000多年前就種植水稻的地方，現在農民的主業仍是種植水稻。
“皇糧國稅”也可以不繳？村民們難以置信。
事實確是如此，從2004年起，寧波市已全麵免征緩征農業稅。
曾對中國農民負擔問題做過專門研究的寧波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俞德鵬教授欣喜地說，此舉意味著寧波農民不用交一分錢的稅費，真正實現了“零負擔”，這是突破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統籌發展、保護農民利益的重大實踐。
不隻是寧波，我國許多地方都已先行一步，讓廣大農民告別了千年“皇糧國稅”。2月16日，杭州市政府宣布：自2005年起，免征全市所有農戶的農業稅，農民的農業生產將實現“零賦稅”。
2004年3月5日，溫家寶總理代表本屆政府首次向全國人大作《政府工作報告》時，向9億農民作出了莊嚴承諾：五年內取消農業稅。這是令人振奮的消息，是關係9億農民切身利益的一件大事！
許多農民從電視裏聽到總理作的承諾後，激動得眼淚都流了出來：還是中國共產黨關心農民，還是中國政府愛護農民！
眾所周知，農業稅在農村中有個俗稱叫“皇糧”。幾千年來農民都得交“皇糧”，這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事。取消農業稅，就是說幾千年延續下來的“皇糧”到此為止，今後將不必交了。這對農民來說不僅具有重大的經濟意義，而且具有深遠的政治意義。
我國在解放後，要在“一窮二白”、沒有任何工業基礎、90%以上人口都是農民的大國建設社會主義，隻能靠繼續向每個農民征收農業稅。這可以說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在計劃經濟時期和產品短缺年代，征收農業稅還特別強調要征收實物，在糧產區就要征收糧食。
但是，農業稅是一個設計很不科學的稅製。韓俊先生在《中國經濟時報》上撰文，對現行農業稅製度中存在的問題作了非常詳盡的剖析：
1．稅製不科學。農村稅費改革後，農業稅是按土地的常年總產量計征的，沒有考慮當年總收入扣除生產耗費後的實際所得，這個常年產量既包括農民銷售的商品糧，也包括農民的口糧和種子糧等。也就是說，沒有把農產品作為商品，而以農產品的產出來計稅，從而出現了有的農民種地賠錢還得照章納稅。從世界各國來看，不論是否單獨開征農業稅，都是對農業商品流轉額或農民的淨所得課稅。我國改革後的農業稅，既不是對農民從事農業的淨所得征收所得稅，也不是按商品流轉額征收商品稅，實際上這種農業稅已經退化為定額的土地稅，或更像地租。特別是，目前農業稅稅基中，包括了農民用於最基本的生存支出，如口糧支出、教育支出和醫療支出等，在征收農業稅時對農民的基本生存支出不作任何抵扣顯然是不合理的。
2．稅率並不低。農村稅費改革後，農業稅稅率統一為不高於常年產量的7%，附加稅率統一為不高於正稅的20%，合計為不超過常年產量的8.4%。大多數地方實際執行的稅負都是8.4%。無論是與我國曆史上的農業稅率相比，還是與其他國家農民承擔的稅負相比，按土地常年總產量征收8.4%的農業稅，稅率都偏高。假定農產品的商品率是50%，如果把我國按土地的常年產量征收的農業稅換算為按商品征稅，其實際稅率則是16.8%。如果再考慮農民在購進農用生產資料時其中所含的增值稅不能抵扣這一因素，據國家稅務局估算，實際農產品增值稅稅負要達到19%。而對比工業品，增值稅一般稅率是17%。農產品增值稅率比工業品高，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以西歐一些國家為例，其農業增值稅稅率大都在20%以內，但如果考慮政府對農業的優惠，農業實際負擔的增值稅稅率，法國為7%，德國為6.5%，意大利為2%，盧森堡為5%，荷蘭為4%，奧地利和比利時為6%。菲律賓、土耳其等國對農業則實施零增值稅率。應當說，在目前農業稅製下，我國農民承擔了非常高的稅負，已超出農民的承受能力。我們對中部地區一些縣糧食生產效益變動的分析表明，農村稅費改革後貌輕實重的農業稅賦，幾乎榨盡了糧食生產的全部剩餘，而對從事糧食生產已無利可圖的農民來講，這種課征實際上就是對農業既有積累的掠取，其結果隻能導致農業在簡單再生產層次上循環。
3．稅負不公平，城鄉不平等。農村稅費改革前，農民負擔一部分按地畝收取，一部分按人口收取。改革後是“誰種地，誰負擔”，這樣勢必出現人多地少負擔就輕、人少地多負擔就重的狀況。農村稅費改革後征收單一農業稅的辦法雖然在總體上減輕了農民負擔，但卻會造成稅負不公，在減輕非農戶和兼業農戶負擔的同時，加重了純農戶的負擔。城鎮個體戶的增值稅有月銷售額600～2000元的起征點，工薪階層所得稅也有月收入為800元的免征額。而農業稅並沒有起征點和免征額，無論土地常年產量是多少，是自用還是外銷都要納稅，按全額計征，這不符合稅收公平原則。如果按照城市居民納稅的起征點和免征額的規定，絕大多數農民無須納稅。
韓俊認為，統一城鄉稅製是減輕農民負擔的治本之策。我國農產品成本高，除了生產規模小，機械化水平低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農產品生產的成本外支出高，這裏包括了農業稅收和相關的各種費用。例如，美國每畝玉米農業生產者平均稅收負擔為3.89元人民幣，我國每畝玉米農業稅平均10.72元，另外每畝還分攤24.22元的“三提留五統費”，我國生產玉米每畝分攤稅費比美國高出8倍。
可以這麼說：收入最低的農民階層，承受的稅收負擔卻最重。這顯然是不合理不公平的事情，是不利於我國農業生產發展的。況且，由於我國農村地域廣闊，情況千差萬別，每年征收農業稅都要興師動眾，稅務員、鄉村幹部等素質各異，有時碰到“釘子戶”還要動用民兵或警力，造成矛盾多多，幹群關係緊張，而且收稅成本很高，實在是勞民傷財，得不償失。
農村問題專家、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陳錫文認為，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仍然專門麵向農民征收農業稅的國家。農業稅及其附加占農業產值的8%以上，提高了農產品的生產成本，使得中國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競爭力大打折扣。正因為如此，溫家寶總理承諾，本屆政府除了取消除煙葉之外的農林特產稅，還要在五年內徹底取消農業稅，這無疑是一件得民心、順民意的大好事，給農民增加收入奠定了最堅實的基礎。有外電評論說，這一舉措施，有著上世紀改革開放之初的勇氣和決心。
目前，我們已經有浙江、上海、黑龍江等省市先行一步，正式取消了農業稅。
反哺農業：該工業回報農業的時候了
最近十年來，黨中央和國務院為解決“三農”問題先後采取了許多措施，力圖促進農業的發展，緩解農民的經濟困難，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但是，從整體上講，農民收入增加卻相當緩慢，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幅已連續7年沒超過5%，有些年份，糧食主產區農民的人均純收入甚至是負增長。農民增收困難的原因在哪裏呢？
普遍認為，我國農民收入增長緩慢既有政策的影響，更有體製的原因。其中最為突出的便是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的存在。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製下，國家通過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從農村取得了巨額的資金，農業的基礎地位長期受到嚴重削弱。進入市場經濟後，這種剪刀差也並沒有完全消除，有的地方甚至還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
在過去以城市為中心的計劃經濟時代，為了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工業，城市需要什麼，農村就要種什麼；城市需要多少，農村就要種多少。種出來的農產品和農民所需要的工業品，則完全由國家訂價，國家定多少就是多少，農民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餘地，由此便產生了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就完全背離其自身價值的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
據有關部門測算，在政府控製農產品的生產、銷售定價權的情況下，國家通過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等多種形式，從農業取得大量收入。1951～1978年，農業共為工業化提供積累多達4340億元，其中以稅收形式提供的978億元，以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形式提供的3100億元；同期國家對農業的投資僅為1763億元。1962～1978年的16年中，糧食生產隻有5年略有盈利，每畝平均盈利僅2～5元，其餘年份均出現虧損，就連農業自身的簡單再生產也難以維持。1957～1978年的21年間，農民人均收入由73元增加到133.6元，扣除物價提高因素，實際純收入平均每年增加1元。我國國家一級財政收入中，直接或間接來自農業的約占一半，從1952～1978年的20多年間，農副產品及其加工品的出口額占外貿出口額的62.5%～90.6%，農民創造的大部分收益奉獻給了國家。
因此，毛澤東曾經多次指出：“為了完成國家工業化……所需要的大量資金，其中有一個相當大的部分是要從農業方麵積累起來的。”“如果沒有足夠的糧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養活工人，還談什麼發展重工業？”
進入市場經濟後，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製的推行，農業生產力得到了較大的解放，農產品產量大幅度提高，這對增加農民收入、改善農民生活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工農業產品剪刀差並沒有消除。按理說，公平交易是市場經濟的一個基本原則，而事實上，隻有工業品可以搞“市場經濟”，價格漫天上漲，而農產品卻隻能搞“計劃價格”，一壓再壓。工農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反而有連年擴大的趨勢，因此有人說，現在不是“剪刀差”，而是“火鉗差”了。
一般來說，農業對國家經濟的貢獻，表現為提供國民食品和工業原料兩個方麵，但是，中國農業還有另一種特殊的貢獻，即為幾無基礎的中國工業提供了最初發展的原始積累。隻有認識了這點，才能真正理解為什麼在中國“農業是基礎”始終是發展經濟的“聖經”。
中國農業的這種特殊貢獻，是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上的剪刀差來實現的。也就是通過人為使工業品價格高於價值，農產品的價格低於價值，在相互交換中使農業的勞動剩餘轉到工業部門，從而加快工業的發展。說得通俗一點，就是一種不等價交換，是通過讓農民賤價出售農產品與高價購買工業品，以此獲得工業的發展。在此過程中，農民無形中為國家貢獻了許多資金。這種資金既不是通過交稅也不是通過收費來取得的，而是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來實現的，因此，除了極少數經濟學家和決策人，工人不知、幹部不知、城市居民不知，連農民也被蒙在鼓裏。用斯大林的話說，所謂剪刀差就是要農民為國家的工業化交納“貢稅”。建國之初，我們從蘇聯老大哥那裏學到了這一招，幾十年來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一直存在於工農業兩大門類的關係中，改革開放也沒有使剪刀差明顯縮小，在一些時候甚至還更加擴大了。
有關研究表明，從1952～1990年近40年間，國家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稅收和儲蓄三種方式從農業中汲取資金約1萬億元，占國民收入全部積累總額的22.4%，平均每年250億元，平均每個農業勞動力每年無償為工業化提供資金積累最多時達266元(1990年)，相當於當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38.8%。
據有關資料，1989年以來，工農產品的價格剪刀差累計擴大16.5%。其絕對值逐年遞增，20世紀五六十年代為一二百億元，70年代達到700億元，1991年達到2000億元。1979年到1985年，剪刀差絕對額以平均每年9.5%的速度遞增，1986年到1991年則加快到16.9%。農民人均剪刀差負擔1985年比1978年增加42元，1991年則比1985年增加125元，已達到217元。
另據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農業投入”總課題組的估計，僅1979～1994年的16年間，政府通過工農產品剪刀差大約取得了15000億元收入，同期農業稅收入為1755億元，財政支農支出3769億元，政府提取農業剩餘淨額為12986億元，平均每年從農業部門流出的資金淨額達811億元。
經濟學家陳錫文指出，雖然因為個人的方法、口徑不同而有些差別，但大家比較公認的一個概念，是從1953年開始實行農產品的統購統銷，到1985年取消糧食統購這個期間，農民對工業化的貢獻大約是6000億到8000億。陳錫文還估計，改革開放以來通過低價征用農用土地，至少使農民蒙受了2萬億元的損失，而且大量農用土地被無償或半無償地占有以後，不能向非農產業轉移的農民失去了衣食之源，往往造成很大的社會問題。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經濟長期處於農業哺育工業的階段，億萬農民對工業和城市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由於我國工業生產效益始終未能達到理想狀態，所以在我國，不僅本應早就開始的工業對農業的“反哺”未能實現，農業對工業的“哺育”目前仍在繼續，專家們估計，當前農業的這種貢獻額每年仍達1000億元以上。
應該說，中國政府對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一直是比較重視的。毛澤東就多次提出，不能虧待了農民。但鑒於當時的經濟條件，國家根本拿不出過多的資金來改變這種不合理的狀況。改革開放後，隨著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縮小工農業產品剪刀差成為中國政府保護農民利益、促進農業發展的一項重要政策。但是，雖然農產品價格一提再提，但工農業產品剪刀差並沒有明顯縮小，其原因就在於農產品價格的提高速度遠遠低於農業生產資料和工業產品的上漲速度。農產品提價的好處，大都被增加的農業生產成本抵消了。
農業哺育工業是不發達國家工業化過程中的慣常做法，中國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這樣做也是完全必要的。但目前的狀況發生了重大變化，一是工業和農業產值結構的變化，建國初期，工、農業產值分別占30%和70%左右，現在巨變為工業占70%，農業隻占20%多，按世界發達國家的經驗，當一個國家工農業產值比達到7：3時，工業應轉向支援農業；二是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日益擴大，2003年達到3.24：1，超過了1978年改革前夜的水平；三是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農業的弱勢地位有待改變。因此，國內外的經濟專家都一致認為，中國應適時和逐步地從農業哺育工業向工業反哺農業轉變。國際上通行的做法就是實行農產品價格支持政策，同時對農業生產投入品的價格進行補貼。盡管目前國家財力有限，但我們不得不如此考慮，並逐步實施。而如果我們繼續以犧牲農業為代價來維持工業發展，這不僅不利於農業，也將不利於城市工業乃至國民經濟的整體效率和水平的提高。
農民收入是一個事關全局的大問題。我國13億多人口，生活在農村的有9億多。農民的收入上不來，國內市場就難以真正打開。農村人口占我國總人口的70%以上，如果農村的市場真能打開，國內很多廠家的產品就不用愁沒有銷路。但問題恰恰就在於大多數農民的收入水平低，沒有多少現實的購買力，因此國內市場的擴大就遇到了難以跨越的障礙。據統計，近3年來，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農村隻占43%～44%。農村人口的消費品購買額不及一個城鎮居民的1/3。這既表明了農村市場確實潛力巨大，也說明增加農民收入確實是當前保持國民經濟增長的一項重大任務。
在人多地少的矛盾日趨嚴重的情況下，在城鄉分割對立的二元社會經濟結構逐漸被打破的過程中，要真正增加農民收入、解決“三農”問題，就必須從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高度來統籌城鄉經濟的協調發展，將農村內部結構的調整與推進城市化進程有機地結合起來，全方位、係統全麵地采取措施。普遍認為，目前我國的人均GDP已經達到1000多美元，相當於美國20世紀30年代、日本20世紀60年代的水平，具備了工業反哺農業的條件。如果我們抓住這個機遇，讓工業反哺農業，就一定能夠真正解決農民增收難的問題。
陳錫文同誌指出：“城市有這麼繁榮的今天，城鎮的居民有比較富裕的今天，裏麵包含著農民長期以來大量的貢獻在裏麵，所以國家發展到一定階段，更多地考慮一些農村的發展，是這個階段不可回避的一個大問題。盡可能地多做一些對農業、農村、農民雪中送炭的事，適當地減少一點城裏錦上添花的事，盡管我們的經濟實力還不夠強，但是在協調城鄉發展上還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沒有種田人給我們糧食，我們無以裹腹，沒有種田人給我們衣穿，我們無以禦寒。然而，種田人如果得不到實惠賺不到錢，孩子就無錢上學，有病就無錢就醫，農業生產也就沒有錢投入。有鑒於此，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與新一屆政府，把解決農民收入問題擺在了頭等重要的位置。不讓種田人吃虧，成為我們新的目標。
我們欣喜地看到，新一屆中國政府已經開始了“工業返哺農業”的全麵部署與係統安排，推行糧食直補、實行種子與農機補貼、取消農林特產稅、減免農業稅以及設定糧食收購最低價、限製農資產品亂漲價等等，便是工業反哺農業的具體行動。這對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增收困難的問題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補貼農業：國際通行的做法
就在減免農業稅在全國大江南北普遍推行，受到廣大農民歡迎之際，以糧食直補為龍頭的補貼農業政策，也納入了新一屆政府的議事日程，並成為新一屆政府“共同富裕”執政理念的一個體現。
在發達國家，政府補貼農業的現象極為普遍。民建中央就政府財政對農業支持保護問題，進行了調研，在美國，農業補貼占農業產值的50%，日本60%，而歐盟更是高達76%。而我國目前農業補貼隻有30億美元，隻占農業產值的8%～9%。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這是我們建國之初就確立的方針。總結曆史和現實的經驗教訓，從中央到地方都越來越深切地認識到，實現農業的穩定發展，是經濟穩定、政治穩定的基礎。隻有農業穩定了，經濟才能穩定，社會才能穩定，人心才能穩定，國家才能穩定。在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農業更是改革、發展、穩定大局中最重要的支撐點。就連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幹部群眾也從挫折中悟出了一個道理：有錢可以買到糧食，卻買不來一個紮紮實實的“農業基礎”。越是發展市場經濟，越要加強農業這個基礎，成為全黨全國上下的共識。
但是，如何穩定農業，如何加強農業這個國民經濟的基礎，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除了需要我們從思想上認識外，更重要的是還要有實實在在的扶持措施與投入機製。很簡單的道理，一雙空手兩條光腿是搞不好農業的。
在這方麵，一些國外的經驗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對農產品實施補貼是國際上支持本國農業發展的通用手段，有關專家對中外農業補貼作了比較，結果顯示，我國對農業的補貼遠遠低於西方發達國家。從補貼量來看，1998年美國、歐盟和日本三方農業補貼占WTO農業補貼總額的89%，其中歐盟占44%、美國占24%、日本占21%。1996～1998年，我國“綠箱”、“黃箱”支出合計約為200億美元，相當於農業總產值的8.1%。
2001年美國農業國內支持為970億美元，相當於其農業總產值的50%。中國農業國內支持總量約相當於歐盟的1/10，美國的1/4。美國新農業法計劃在今後6年增加約1900億美元的農業支持，進一步加大對農業的支持力度。
發達國家對農業財政補貼的份額都比較大。如美國農業在國民收入中僅占4%，而政府卻給予9%的財政補貼。德國農業稅收約占全部收入的1.7%，而農業投資卻占國家預算的7%。
不僅發達國家重視對農業的投入，而且與我國國情相似的發展中國家也非常重視農業的基礎地位，采取一係列高補貼政策穩定與刺激農業生產的發展。匈牙利規定，建造化肥廠、打井、購買拖拉機等可得到20%的補貼；修水庫、建築購銷和加工牛奶設施，可得到40%的補貼；改良土壤，可得到40%的補貼；購買農業機械，可得到60%～70%的補貼。另外，提供短期、中期和長期信貸，也是各國對農業和糧食生產者實行非價格政策的重要形式。如奧地利對種子提供長期信貸；加拿大對農業提供中期和短期的信貸；挪威對購買農業機械提供特別貸款。這些信貸對支持農業和糧食生產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有些國家的政府則對糧食生產投入要素實行價格補貼，以降低農民的生產成本。如印度尼西亞為了保證各種農作物的優良種子，國家對良種實行育種補貼，凡是用於生產和國家計劃的，每公斤給予176盾的育種補貼；前蘇聯用於農用拖拉機、汽車、聯合收割機和化肥的補貼，平均占批發價的20.2%，其中每噸化肥的補貼即達到14.43盧布。
而我國對農業的財政補貼，名義上是農業總產值的10%，但在工農產品剪刀差的衝擊下，幾乎為零，甚至還是負數。
沒有農業的高投入，便不會有農業的高產出，這是被許多國家都證明了事實。靠一雙空手兩條光腿是搞不好農業的，我們要發展農業生產，要提高糧食產量，首要的便是增加對農業的投入。以前我們過於強調人的因素，強調政策的力量，而忽視物的投入，其結果除了在數字上做一些遊戲，實踐中卻很難有大的突破。我們說，農業發展，一靠政策、二靠投入、三靠科技，三者缺一不可。
長期以來，在傳統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和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條件下，為了確保工業化的資金積累，國民收入分配對農業、農村和農民，可以說是取多予少。這個格局在改革開放後才被打破，並逐步被改變。我國正在著手研究以糧食為核心的農業補貼機製，包括補貼的品種、補貼的形式、補貼的數量都在具體醞釀之中，這將對促進農業生產發展、提高農民收入，起到非常積極的作用。另外，國家還較大幅度地增加了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近幾年國家財政對農村基礎設施投入增加較快。就基本建設領域而言，“九五”以來，特別是1998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發行長期建設國債以來，國家較大幅度地增加了農業基本建設投資。1998年至2003年，中央累計安排農業基本建設投資總量超過3000億元，在國債及中央預算內投資中所占的比重均達到30%左右。這是建國以來農業基本建設投入增長最快、總量最多的時期，超過了從建國之初到1997年間投入的總和，也是建設成效最為顯著的時期。
繼續增加財政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非常必要，一是從全局看，必須解決農民增收困難問題，這是帶動農民收入增長、擴大內需的需要；二是農業發展進入新階段，農業增長從數量型增長轉為全麵實現數量、質量、安全、生態的目標，要求投入必須提高到一個新水平。從可能性講，由於綜合國力的提升，我國也具備增加農業投入的條件，2003年的國家財政收入就比1998年翻了一番多。
根據中央的要求，包括國債在內的中央農業基本建設投資的重點一是保證農林水利重大項目建設，二是大力支持糧食生產能力建設和農業結構調整，三是加強以“六小工程”為主的農村小型基礎設施，四是向中西部地區傾斜。這樣一個安排，不僅幹成了多年來想幹未幹成的事情，而且直接帶動了農民增收。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指出，要采取更直接、更明確、更有力的綜合性措施，增加農民收入，保護和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保護和提高糧食生產能力。其具體做法，一是要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製度，切實保護基本農田；二是要加強對糧食主產區和種糧農民的支持；三是要加大投入力度，加強農業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四是要推進農業科技進步，加快適用技術推廣，擴大良種補貼範圍，依靠科技提高糧食的單產和質量。
2004年，農民現金收入出現了多年未有的大幅度增長，成為1997年以來增收形勢最好的一年。其中一個關鍵的原因，就是黨和政府加強了對農民、農業和農村的支持力度。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出台中央一號文件後短短幾個月內，又出台一係列扶持糧食生產和農民增收政策，力度之大、實惠之多、出台之快、要求之高，均為曆史少有。特別是實行糧食最低收購價製度，保證農民種糧受益；降低農業稅稅率，減輕農民負擔；對種糧農民實行直接補貼，給農民更多的實惠，使農民種糧積極性普遍回升。僅“一減一增”就使數以億計的真金白銀裝入農民腰包。
當然，增加農民收入是一個複雜而艱巨的係統工程，不可能就靠一兩項政策或一兩種措施就能完全達到目的，其中農民自身增強市場意識、提高科學種田水平也非常重要。總的來說，我們隻有通過多方麵、長時期的努力，通過深化農村改革，提高農村效益，才能保持農村的穩定和農民的收入穩步增長。增加農民收入不僅關係到億萬農民切身利益和積極性的發揮、農村小康目標的實現，而且關係到擴大內需、開拓國內市場戰略方針的落實，關係到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是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的出發點和落腳點。20多年的改革實踐證明，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是關係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重大問題。沒有農村的穩定就沒有全國的穩定，沒有農民的小康就沒有全國人民的小康，沒有農業的現代化就沒有整個國民經濟的現代化，隻有穩住了農村這個大頭，才有可能把握住全局的主動權。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的農業已有過兩次大的騰飛。第一次是1952年土地改革完成後，農民擁有了自己的土地，農業生產力得到最大的解放；第二次是1979年，家庭聯產承包製在全國推廣，農民生產積極性提高，農業生產迅速發展；而我們有理由相信，2004年中央第一號文件的發布，將導致農業出現第三次騰飛！
古人雲，“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在中央一號文件出台後，隻要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認真貫徹落實，農村生產力就一定能得到充分發展，農村經濟社會麵貌就一定能根本改觀，農民就一定能走向富裕之路，我國的“三農”問題就一定能獲得根本性的解決。
農業，正醞釀著一次新的機會，一次新的騰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