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宣告成立，億萬人民歡欣鼓舞的時候，遠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卻大潑冷水：“人民的吃飯問題，是中國政府必須碰到的第一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共產黨的政府也解決不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中國將永遠是天下大亂，隻有靠美國人的麵粉，才有出路。”他斷言：“中國共產黨能夠奪取戰爭的勝利，但卻無法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
50多年過去了，中國的總人口由5.4億增加到了現在的13億多，我們不僅沒有出現艾奇遜預言的“天下大亂”，也沒有出現不吃美國的麵粉就活不下去的情況，相反，我們成功地以自己的能力，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在當今世界上，有資格、有能力供養十幾億人口吃飯問題的國家隻有中國和美國，而中國僅用了隻相當於美國50%的耕地，生產了相當於美國總數114%的穀物，供養了相當於美國總人口額的4.58倍。這清楚地說明，盡管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人均耕地不及世界人均水平的1/3，經濟發展水平低，農業生產尚未實現現代化和機械化，但是，中國人在過去的50多年裏卻養活了比美國多三四倍的人口。
中國共產黨不僅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而且還讓中國人走上了小康之路——我們用鐵的事實宣告了艾奇遜的斷言破產！
然而，就在1992年中國宣布解決了全中國的溫飽問題，中國的糧食產量逐年遞增、連創新高之際，1994年，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布朗又聳人聽聞地拋出了“誰來養活中國？”的疑問。他認為：由於中國高速的工業化進程，土地資源、淡水資源嚴重短缺，預計到2030年，中國的糧食產量會下降1/5。而由於人口增加和消費水平的提高，中國糧食消費總量將進一步增加，缺口加大，中國將不得不進口大批糧食，這種進口很可能會引起世界糧價的上漲。中國的安全糧食問題將會對全球的糧食供應及糧食安全產生威脅。
艾奇遜尚且隻說中國不能自己解決自己的吃飯問題，而需要靠美國的麵粉生活，而布朗則更加恐怖地預測，不僅中國人不能自己養活自己，而且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國家也沒辦法養活中國。言下之意，中華民族隻能死路一條了！
在布朗的影響下，許多駭人聽聞的論調在世界迅速傳播，如“中國失去了養活自己的能力”、“中國將使世界挨餓”、“中國將大量進口糧食使世界糧價大幅度上漲”……在亞洲的一些發達國家，有人甚至也在煞有介事地鼓吹“中國威脅論”，說什麼如果中國人每人多吃兩個雞蛋，就等於吃掉一個荷蘭；每人多喝一瓶啤酒，就等於喝掉一個日本；每人食魚量達到日本水平，就等於吃掉一個印度，等等。
一時間，許多國家“惶惶然”，許多人士“憤憤然”，無數驚詫、懷疑、憂慮的目光如針似刺般一齊投向中國，射向十幾億黃皮膚、黑眼睛的炎黃子孫。似乎現在不光是中國人能不能夠吃飽肚子的問題，而是中國將會影響全世界人吃飽肚子。換句話說，就是中國成了地球的負擔，成了世界的隱患！
毫無疑問，這些觀點是荒謬的，是不切實際的。固然，在糧食問題上，我們還存在著許多的困難，但有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糧食問題的重視，有幾億農民對糧食生產的努力，有糧食流通體製的全麵理順，有全中國人對糧食形勢的關心，我們完全有把握說：在新世紀，中國人不僅能養活中國人，而且還會讓中國人吃得更飽，過得更好！
一、中國有能力自己養活自己
布朗低估了中國
布朗認為，將來的世界是一個“饑餓的世界”，其理由是糧食的增長將趕不上人口的增長。且不說這種觀點本來就有點嘩眾取寵、聳人聽聞的意味，而尤其令人不解的是，他把未來世界饑餓爆發的隱患不是落在撒哈拉以南的那些耕地麵積較少、氣候環境惡劣、經濟發展落後、糧食現在就已短缺的非洲國家裏，而是強加在糧食生產得到較大發展並已基本上解決吃飯問題的中國身上，顯然，這不是無意的錯誤就是有意的歪曲。
布朗認為，世界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一個“食物危機”的時代就要來到了。他預言，當擁有世界22%人口的中國準備加入到富國的行列並以同樣的高標準來生活的時候，這種向“食物危機”時代的過渡被大大地加快了。其意思是說，由於中國的經濟發展，使中國人的糧食需求增加，中國又沒有能力增加供給，於是，隻好大批進口糧食，從而導致世界糧食的短缺。換句話說，就是富裕了的中國人會到他們的飯碗裏搶飯吃。因此，他認為，中國未來的饑餓問題，也是全球最棘手的問題，中國的糧食短缺將是世界的糧食短缺，中國的糧價上漲將是世界糧價的上漲，中國人的土地危機將成為每個人的土地危機。他說：“即將出現的中國的巨額的糧食進口將會向整個世界發出一聲響亮的醒世呼喚。它將給我們這個已擁有57億人口的星球帶來巨大的生態衝擊。它將迫使人們重新思考‘安全’的定義，因為食物匱乏和經濟不穩所帶給我們的威脅將比武力侵略更為可怕。”
布朗還充滿恐怖地告誡：目前世界真正的矛盾，並不像我們通常所想象的那樣，出現在為貧窮所困擾的索馬裏和海地，而是出現在經濟發展的中國。
難道經濟發展了的中國倒反而成了地球的負擔嗎？布朗的論調引起世界輿論的嘩然。然而，國內外絕大部分的專家學者在經過慎密的研究與分析後，都一致認為布朗的預測是錯誤的，連美國農業部與聯合國糧農組織也不讚成布朗的說法。
布朗預測，自1990年至2030年，中國的糧食產量將減少20%，這著實令人吃驚。但布朗的這一預測同多數人的看法格格不入。美國農業部預計，在今後幾年，中國的糧食產量將每年增加約1%。設在華盛頓的世界食品政策研究所預測，到2020年，中國的小麥、玉米和大米產量將分別增加90%、80%和54%。世界糧農組織儲備局局長尼科斯·亞曆山德拉托斯估計，自1990年至2030年，即使中國的穀物種植麵積減少2%，其穀物產量也可能會增加68%。
亞曆山德拉托斯發表了《從全球角度看對中國未來糧食短缺的預測》，對布朗的預測作了明確的反駁。他認為，布朗對未來的天諭般的預見是建立在一些不現實的假設條件之上，這次的預見並不比他早先曾作過的關於災難到來的預言高明多少。布朗在1974年糧食漲價高峰時，曾預言糧食的實際價格將持續上漲，而沒過多久，糧價卻再度出現了長期下跌的趨勢；另有一次，布朗曾作過美國、法國和中國的糧食產量增長在20世紀70年代末將會停止的預言，而事實上這3個國家在80年代以及90年代裏，糧食產量卻得到了較大的增長。
美國《外交》雜誌1996年發表哈佛國際事務中心準會員羅伯特·帕爾伯格教授的文章，他明確地指出：“麵臨危機的是非洲而不是中國。”他認為，世界糧食體係麵臨的最嚴重的問題是南亞和非洲，世界糧食體係麵臨的危險大多與中國無關。他說，在非洲，營養不良的人口在今後幾十年很可能會增加，因為非洲存在著管理不善、經濟增長緩慢以及農村地區環境退化等諸多問題。氣候惡劣，自然資源缺乏，農村地區生活貧困，男女不平等，所有這些使糧食產量僅保持在2%的年增長率，低於人口增長率，在每年某一段時間總有多達40%的人口營養不良。在南亞許多地區，人口密度大，而且這些地區的人口仍在迅速增加，這都將加劇糧食的供需矛盾。而對於中國來說，雖然隨著中國人的收入增加，糧食消費將持續迅速增加，但布朗因此認為出口國和中國的穀物生產者將無法滿足這種需求，是錯誤的，布朗大大低估了中國和世界各國發展的能力。對於布朗這樣的馬爾薩斯人口論者來說，他們關注的焦點應該是非洲而不是中國。
中國科學院生態中心副研究員、《誰來養活中國》的譯者康曉光認為，布朗的分析是嚴肅的，但又是片麵的，而他的結論則是荒謬的。他認為，布朗低估了中國糧食增長的潛力。他在低估了中國耕地麵積的同時，又高估了目前的單產水平，從而錯誤地認為中國目前的糧食生產已達到了自然資源所允許持續產量的上限，否定了世界科技進步的可能性。其次，布朗在把中國與日本、韓國等國家和地區做類比時忽略了中國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重要區別——中國的工業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而且呈現高度的空間不平衡性。就在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糧食產量下降的同時，西北省份的糧食產量卻在上升。目前，“北糧南運”、“西糧東調”的格局已經形成並將長期存在，這使中國糧食產量下降的時間會大大延後，而且下降的幅度和速度將小於日本和韓國。
中國經濟學家陳錫文認為，中國並不存在布朗說的糧食安全問題。1978～1995年18年間，我國進口糧食2.26億噸，但也出口糧食1.08億噸，進出口相抵年均淨進口為657萬噸，隻占中國糧食年消費總量的1.5%，隻占世界糧食進口量的6%。中國糧食的生產和供應是正常的，是有充分保證的。
筆者認為，布朗之所以陷入悲觀主義迷霧而看不到中國糧食的光明前景，主要是因為他過多、過重，甚至誇大中國糧食生產和供給的不利因素，而同時又忽視中國糧食生產和供給的有利因素。本書前幾章已經從糧食生產與需求等多方麵進行了比較係統的分析，其結論非常明確，那就是，中國的糧食生產潛力巨大，不僅能養活現在的13億多人口，而且也能養活將來的16億中國人。在幅員遼闊的中國，存在著多種發展糧食生產、增加供給和解決吃飯問題的有利條件，如中國政府高度重視農業和糧食的生產，近年來采取了一係列的護糧、興糧的政策措施。此外，在農村改革中獲得自主權的中國數億勤勞的農民，更是興農增糧的雄厚力量源泉。如果充分發揮這些條件的巨大作用，那麼，中國的糧食的前景不是悲觀，而是令人樂觀；不是暗淡，而是充滿光明。
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這樣說，未來的中國，不僅不會成為地球的負擔，不會給世界帶來危機，而且還將是維護世界糧食安全的重要力量，將對解決全球的溫飽問題做出重大的貢獻。
中國憑實力說話
我們說，中國人能夠自己養活自己，憑的是實力，靠的是科技，而不是像艾奇遜那樣毫無根據的斷言，也不是像布朗那樣不切實際的預測。
在前麵的章節中，我們已經充分地論證，到2030年人口達到16億峰值時，如果按人均400公斤糧食需求量的低方案，糧食需求總量將達到6.4億噸；而如果按人均450公斤的糧食需求量的高方案，糧食需求總量將達到7.2億噸。而隻要我們從現在起不放鬆糧食生產，並且實行嚴格的耕地保護製度，保證屆時播種麵積穩定在16億畝左右，同時大力推行科學種田技術，使糧食畝產量達到400～450公斤，我們就可以生產出6.4億～7.2億噸的糧食，從而保證中國人的糧食需求。即使有一定的缺口，通過少量進口便可以保持平衡，不僅不會在中國造成糧食特別緊張的局麵，而且也根本不會影響世界糧食市場的穩定。
我們這個推論是在綜合了許多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後做出的，有著充分的事實根據，與絕大多數專家、學者的意見是一致的。
中國農業部前部長劉江指出，中國現在用占世界7%的耕地養活了世界22%的人口，這本身就是對世界糧食安全問題的重大貢獻。而未來的中國人，也完全能夠養活自己。到2030年，我國人口達到16億峰值時，預計需要糧食6億多噸。按這個目標，今後平均每年糧食產量要增加40億公斤，年遞增率不到1%。而建國以來我國每年平均增產糧食近80億公斤，年遞增3%。因此達到6億噸所需要的年遞增速度隻相當於建國平均水平的1/3，隻相當於近10年的1/2。這個目標是完全能夠實現的。有“雜交水稻之父”美稱的袁隆平先生認為，布朗的論證雖有一定根據，但在某些重要地方則很片麵，其中最主要的一點就是低估或輕視了科技進步對提高農作物生產力的巨大潛力。
他認為，通過育種科學技術的進步和運用，水稻產量可跳躍式地不斷登上新台階，其他糧食作物同樣具有美好的發展前景。提高農作物產量在技術上的因素很多，而每一項技術進步，均對增產起一定作用。因此，“我深信，隨著科學技術特別是高、精、尖技術向前發展，再加上國人的努力奮鬥和不斷追求，中國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決吃飯問題。”
丁聲俊等學者對中國的糧食生產潛力作了特別詳盡的研究。根據他們的綜合分析，我國資源擁有6億～7億噸糧食生產的潛力，完全可以滿足16億人口人均400公斤的需求。隻要我們采取切實措施，利用有利條件，那麼，到2030年，中國的糧食總產量將達到6億噸以上，隻要適量進口一些糧食作為補充和調節，就基本上能滿足屆時16億人口的需要，根本不可能發生大量進口糧食的狀況，因而也不存在中國“饑餓世界”的問題。這也就是說，中國未來的糧食雖然有困難，但並沒有大的危機，中國完全有能力自力更生解決自己的吃飯問題，布朗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1996年10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的中國糧食白皮書《中國的糧食問題》明確指出，立足國內資源，實現糧食基本自給，是中國解決糧食供需問題的基本方針。中國將努力促進國內糧食增產，在正常情況下，糧食自給率不低於95%，淨進口量不超過國內消費量的5%。現階段中國已經實現了糧食基本自給，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中國依靠自己的力量實現糧食基本自給，客觀上具備諸多有利因素。根據中國農業自然資源、生產條件、技術水平和其他發展條件，糧食增產潛力很大。
首先，提高現有耕地的單位麵積產量方麵有潛力。目前，中國同一類地區糧食單產水平差異很大，高的每公頃7500～15000公斤，低的隻有3000～5000公斤。在播種麵積相對穩定的情況下，隻要1996～2010年糧食單產年遞增1%，2011～2030年年均遞增0.7%，就可達到2030年糧食總需求量的6.4億噸的預期目標。這樣的速度與過去46年年均遞增3.1%相比是比較低的。即使考慮到報酬遞減現象，仍然是有條件實現的。
其次，開發後備耕地資源有潛力。我國現有宜農荒地3500萬公頃，其中可開墾為耕地的約1470萬公頃，我國計劃將來幾十年每年開發複墾耕地的30萬公頃以上，以彌補同期耕地占用，保持耕地麵積的長期穩定；通過提高複種指數，使糧食作物播種麵積長期穩定在1.1億公頃左右。
第三，依靠科技進步有潛力。目前，農業科技在我國農業增產中的貢獻率約為35%，而世界上農業發達國家在60%以上；水資源和化肥利用率在農業增長中的貢獻率，世界農業發達國家分別是30%左右和30%～40%，我國至少還有20%左右的提高潛力。
第四，利用非糧食食物有潛力。中國水域、草原、山地資源豐富，開發潛力巨大。據統計，全國1747萬公頃內陸水域中，可供養殖的水麵675萬公頃，目前利用率僅為69%；可供養魚的稻田670萬公頃，利用率僅為15%；海水可養殖麵積260萬公頃，利用率僅為28%。中國將努力提高現有水域的生產能力，保持水產品繼續快速增長。中國現有草地麵積3.9億公頃，其中可利用麵積3.2億公頃，居世界第三位，若將其中的大部分建設成人工草場，提高草原畜牧業集約化水平，就能增加大量的畜產品。中國山區麵積占國土總麵積的70%，具有發展木本食物的良好條件，增加木本食物的前景也十分廣闊。
第五，節約糧食有潛力。目前，中國在收、運、儲銷和加工、消費等環節的損失率至少為10%，如果將各環節的損失降低到合理範圍，每年至少可節約糧食2000萬噸。
根據以上分析判斷，隻要中國政府長期奉行“決不放鬆糧食生產的方針”，在2030年的糧食總產量達到6.8億噸左右是有可能的，因為其年遞增不到1%。
中國糧食白皮書宣稱：中國政府通過增加國內糧食生產，保持糧食供需平衡的決心是堅定的，有信心領導全國人民實現這一目標。
同時，中國政府也清醒地認識到實現這個目標的艱巨性：第一，中國農業資源人均占有量在世界上屬於低水平，耕地和水資源不足是農業發展的最大製約因素。在這樣的資源條件下，要創造出遠高於世界平均水平的農業生產力，必須花大力氣。第二，中國農業基礎設施薄弱，生產手段落後，抗災能力差，需要堅持不懈地改善生產條件，提高抗災能力。第三，中國農戶生產規模小，經營分散，在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轉變的過程中，容易造成糧食生產的波動，需要進一步加強對糧食生產的調控。第四，中國正處在工業化迅速發展的階段，在資源分配上還存在不利於糧食生產的傾向，需要繼續對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采取有效的支持措施。總之，中國政府將正視困難，在經濟布局和工作指導上，繼續嚴格執行保護耕地和生態環境的基本國策，實施科教興農和可持續發展兩大戰略，推動農業經濟體製和農業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變，以促進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的穩步提高。
立足國內資源，實現糧食基本自給，是我們對世界的承諾，也是我們解決糧食問題的決心。江澤民同誌強調指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隻能靠自己來解決，也完全能夠自力更生地解決。在未來的時間裏，中國隨著人口的增加和糧食消費水平的提高，對糧食的需求會持續增長。但無論是從經濟還是技術的角度看，中國都有信心，也有能力解決自己的吃飯問題。
中國人吃肉，沒有必要外國人心慌
布朗為何對中國的糧食前景憂心忡忡？說起來饒有趣味——中國人吃肉，他卻心慌！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將逐漸提高，其中包括對肉類食品的需求上升，這是不可阻擋的潮流，也是我們改革的目的。沒有理由讓中國人永遠過著貧窮的生活。
但是，我們可以負責地告訴布朗等人，中國人不僅能自力更生解決自己的吃飯問題，同樣，我們能夠自力更生解決中國人的吃肉問題，沒有必要讓外國人心慌。
首先，我們認為，中國人的肉類消費已經達到了一定的程度，其繼續增長的幅度，遠沒有布朗想象的可怕。目前，中國的人均肉類食品消費量與韓國大致相同，隻比日本的水平低10公斤。城市居民的肉類消費基本上達到飽和狀態，短期內不會有大的增加，農村居民雖然肉類消費還會有一個上升過程，但農村居民有家養生豬的習慣，因此，農民的肉類消費大都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來解決。
其次，中國飼養豬、牛、羊等所需要的糧食也遠沒有布朗計算的那樣多。布朗是按美國那種大規模工廠化飼養計算的，而中國大部分是家庭散養。根據以往的經驗得出的結論，通常講的肉料比，豬肉是1：4.5，牛肉是1:7，這是規模飼養的參數，而家庭散養，大部分是利用的家庭殘湯剩飯，因此糧食消耗較少。據在四川調查，農民家庭散養的肉料比，豬肉是1：1.8，牛肉是1：2。而目前中國的豬、牛、羊的飼養大都以家庭為主，工廠化飼養量較少。中國學者杜鷹經過對1995年的肉類生產進行研究，認為肉料比隻有1:2，這樣，我們生產同樣的肉類產品，消耗的糧食卻比美國等西方國家要少得多。
另外，我國的肉類生產潛力也較大。我國是世界上擁有草原麵積最多的國家之一，丘陵山區草原麵積41億畝，其中可利用麵積33.5億畝，近期可以改良為高水平草場的麵積為5000萬畝；在草場中，潛力較大的南方草山草坡10.3億畝，其中可利用麵積為6.7億畝。若將全國可利用草場的80%改造成人工草場，則可增加奶牛1000多萬頭，肉牛2000多萬頭，可使我國的肉、奶產量翻幾番。另外，我國海域遼闊，海岸線長達1.8萬公裏，淺海灘塗養殖漁業區麵積近1億畝，魚蝦貝藻等海產品和海塗資源十分豐富。如果進一步開發利用，可以生產出多種水產品，增產多倍於現有2000多萬噸各種海產品的產量。這一切，都足以使中國人的肉類消費在現有基礎上增加較大的幅度。
除此之外，我國每年有秸稈5億噸，可以飼養大量的草食動物。我們隻要利用其中的1/3，就相當於目前全國飼料用糧的1/3。從1992年農業部實施秸稈養牛項目以來，僅僅用了3年時間，就使全國牛肉產量翻一番。
事實說明，中國的肉類生產潛力相當大，足以保證中國人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的肉類消費需求，既不影響中國的糧食供需平衡，更不會衝擊國際糧食市場。布朗等人的擔心是沒有必要的。
中國人不靠外國人吃飯
布朗預測，到2030年，中國對糧食的總需求量將達到6.14億噸，而屆時中國由於耕地減少、水資源不足等原因，糧食總產量將不到3億多噸。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糧食缺口將達到3.69億噸。因此，他認為，“中國開始失去養活自己的能力”，隻能靠大量進口糧食來解決自己的生存問題。而作為一個將達到16億人口的大國，布朗認為，即使中國有足夠的外彙買得起大量的糧食，也沒有一個國家或國家群能提供如此之多的糧食。由此，他推斷，中國的糧食短缺將導致世界的糧食短缺，中國的饑餓將影響世界上的每一個人。
事實上，我國的糧食總產量早在1978年就超過3億噸，1987年超過4億噸，1996年超過5億噸。隨著科技的發展，社會的進步，糧食產量隻會穩步上升，怎麼會突然跌去一半呢？顯然這是毫無根據的臆測，是極為荒謬的邏輯。
中國過去沒有，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依賴其他國家來養活自己。雖然我們也有一定的糧食進口，但那僅隻是極小數量的補充與調節。這既是正常的，也是符合市場經濟原則的。
立足國內資源，實現糧食基本自給，是中國政府解決糧食供需問題的基本方針。新中國建立55年以來，中國的糧食一直是有進也有出。早在建國初期，在國家糧食狀況逐步好轉的情況下，為了換回必需的設備和物資，支持國家基礎工業建設，從1950年開始，中國每年都組織一定數量的糧食出口，3年時間累計出口糧食509萬噸。雖然數量不大，但它展示了中國自力更生解決糧食問題的前景，也是對帝國主義封鎖禁運和在糧食問題上對中國汙蔑的一個有力回擊。
“大躍進”時期，由於農業生產的滑坡，糧食產量下降。但在高指標、浮誇風的推動下，糧食出口不僅沒有減少，而且還繼續增加。從1958年起，一連3年超越國家的承受能力，出口了大批糧食。其中，1958年進出口相抵，淨出口325萬噸，比1957年猛增73.1%，1959年淨出口達479萬噸，比1958年又增加45.9%，相當於1957年的2.5倍，1960年仍淨出口100萬噸，這3年出口這樣多的糧食，更加重了國內的糧食困難。因此，1960年底，中央決定，從1961年開始進口糧食，從1961年到1965年共進口糧食2780萬噸，年平均547萬噸。這同一時期，共出口糧食630萬噸，年平均127萬噸，進出口相抵，這個期間共進口糧食2100萬噸，年平均淨進口420萬噸。
“文化大革命”時期，在極左路線的影響下，一度把吃進口糧當作“修正主義”進行批判，從此，人們把進口糧食當作一個禁區。當國內糧食收支出現大的缺口時，不考慮增加進口糧食，而把全部負擔壓在農民的身上，引起社會不安定。“文革”前期基本上沒有進口糧食。1971～1976年，共進口糧食2572萬噸，同期出口糧食1685萬噸，平均每年淨進口糧食148萬噸。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央確定每年進口1000萬～1500萬噸糧食，使國內有些地方休養生息，有些地方可以貫徹因地製宜的方針，發展經濟作物，以此提高農民的收入。1980年與1981年兩年各進口糧食1300萬噸左右，1982年達到1531萬噸。1983年和1984年國內糧食連年豐收，國家糧食收支平衡有餘，庫存增加，國家開始增加糧食出口。總的來說，從1979年至1984年，我國進口糧食7200萬噸，出口糧食965萬噸。年均淨進口糧食1039萬噸。
1989年後連續3年“賣糧難”，國家調整糧食進出口政策，1989～1991年年進口量下降到728.5萬噸，1992～1994年又連續3年由糧食淨進口轉為淨出口，年均385萬噸。1994年出現糧食風波後，為了迅速穩定糧食市場，保證糧食供應，1995年又變為淨進口糧食1972萬噸，創年糧食進口曆史最高水平。
綜合起來看，從1977年至2001年，我國從國際市場上進口糧食26255.5萬噸，出口糧食14909萬噸，進出口相抵淨進口11346.5萬噸，年均進口糧食472噸。這對於年產4億～5億噸糧食的大國來說，不過是1%左右，顯然所占份額不多，對國際市場的影響也並不大。況且，從糧食進出口結構上分析，我國也是有進有出，主要是品種調節。我國在1977年至2001年的24年間，共進口小麥20878.2萬噸，占糧食進口總量的79.5%，在同一期間，我國出口玉米9849萬噸，出口稻米2388萬噸，分別占糧食出口總量的66.1%和16%。由此可見，中國的糧食進口主要是小麥，而稻米和玉米是為淨出口產品。
進一步分析，中國糧食出口量波動的因素隻占世界糧食貿易量的2%～9.3%左右，而如果剔除1995年，平均隻有3%。
另外，從曆史上看，中國對國際糧食市場的依賴度也不大。從新中國建立至上世紀60年代之前，中國是糧食淨出口國。60年代以後，糧食是有進有出，進大於出。而雖然目前中國是淨進口國，但從1978年以來，淨進口糧食占國內糧食生產的比重呈逐年減少趨勢：1978年至1984年為3.2%，1985年至1990年為1.2%，1991年至1995年為0.4%。以進口數量最多的1995年的淨進口量計算，淨進口占國內糧食年消費總量的比重也僅4.3%左右。此外，中國糧食進口額占進出口總額的比例也不高。即使是曆史上糧食淨進口額最高的1995年，糧食進口額占進口總額的比重也隻有4.54%，並不算高。糧食進口額占總進口額的比重不高說明，中國適當從國際市場進口一部分糧食，不存在外彙需求不足的問題。
而中國進口少量糧食，也絕不會對世界糧食安全構成威脅，不會造成世界糧食供應緊張，國際上所謂的“中國糧食威脅論”是毫無根據的。相反，中國每年穩定在從國際市場進口一定量的糧食，還有助於調節國際市場糧食供求的區域不平衡，有利於糧食市場的安全。況且，中國在進口一些糧食的同時，還出口一些具有較高附加值的食品。1985～1995年，中國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畜禽等出口額為756億美元，進口額為340億美元，是食品淨出口國。中國與糧食出口國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建立比較穩定的糧食貿易關係，這是正常的市場行為，不存在誰養活誰的問題，更不存在誰威脅誰的事情。
現在的中國沒有影響到世界糧食的安全，將來也不會導致國際糧食市場的波動。前麵我們已經分析了中國糧食生產的潛力，從總的情況來看，隻要我們的政策到位，措施到位，下一世紀中國的糧食供需將處於基本平衡的狀態。當然，這並不排斥少量進口糧食以進行適度調劑。
大部分研究認為，到2030年中國出現人口峰值時，進口糧食量大約為3000萬～5000萬噸左右，國際市場依存度在6%～8%之間。基本上處於自給狀態，對國際糧食市場的影響並不大。布朗關於到2030年中國的糧食缺口將達到3.69億噸的說法絕對是無稽之談，是站不住腳的荒謬言論。
根據前麵我們的分析，中國在2030年對糧食的需求總量在6.4億噸和7.2億噸之間，而供給量大約在6.8億噸左右。如果按照下限，則供給能夠滿足需求，而如果按照上限，則存在7000萬噸的缺口。國際食物政策研究所樊勝根預測到2030年中國糧食供求缺口在6000萬噸，占總需求量的10%以內，也都遠遠小於布朗預測的數量。黃佩民、俞家寶在《2000～2030年中國糧食供需平衡及其對策研究》中分析，2010年、2020年、2030年，中國的糧食需求量分別為56280萬噸、61760萬噸、68180萬噸。如果中國的糧食按1%的增長速度，則這三年糧食進口量分別為3610萬噸、3820萬噸、4450萬噸；如果達到1.2%的增長速度，則進口量分別為2150萬噸、1140萬噸、290萬噸；如果達到1.4%的增長速度，則隻有2010年需要進口少量的糧食，約為660萬噸，2020年和2030年兩個時期則還有一定的剩餘，分別為1640萬噸和4090萬噸。根據我們前麵的分析，中國的糧食增長速度達到1.2%顯然並不難，因為這隻相當於建國以來我國糧食增長速度的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