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此反動期而從事於“黎明運動”者，則崑山顧炎武其第一人也。炎武對於晚明學風，首施猛烈之攻擊，而歸罪於王守仁，其言曰：
“今之君子，聚賓客門人數十百人，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困窮’不言而講‘危微精一’，我弗敢知也。”《亭林文集·答友人論學書》
又曰：
“今之學者，偶有所窺，則欲盡廢先儒之說而駕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日知錄》十八
又曰：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於百有餘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談；王介甫之新說；其在於今，則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撥亂世反諸正，豈不在後賢乎！”同上
凡一新學派初立，對於舊學派，非持絕對嚴正的攻擊態度，不足以摧故鋒而張新軍；炎武之排斥晚明學風，其鋒芒峻露，大率類是。自茲以後，王學遂衰熄；清代猶有襲理學以為名高者，則皆自托於程朱之徒也；雖曰王學末流極敝，使人心厭倦，本有不摧自破之勢；然大聲疾呼以促思潮之轉捩，則炎武最有力焉。
炎武未嚐直攻程朱，根本不承認理學之能獨立。其言曰：
“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即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引
“經學即理學”一語，則炎武所創學派之新旗幟也。其正當與否，且勿深論——以吾儕今日眼光觀之，此語有兩病：其一，以經學代理學，是推翻一偶像而別供一偶像；其二，理學即哲學也，實應離經學而為一獨立學科——雖然有清一代學術，確在此旗幟之下而獲一新生命。昔有非笑六朝經師者：謂“寧說周、孔誤，不言鄭、服非”，宋、元、明以來之談理學者亦然：寧得罪孔、孟，不敢議周、程、張、邵、朱、陸、王；有議之者，幾如在專製君主治下犯大不敬律也；而所謂理學家者，蓋儼然成一最尊貴之學閥而奴視群學。自炎武此說出，而此學閥之神聖，忽為革命軍所粉碎；此實四五百年來思想界之一大解放也。
凡啟蒙時代之大學者，其造詣不必極精深；但常規定研究之範圍，創革研究之方法，而以新銳之精神貫注之。顧炎武之在“清學派”，即其人也。炎武著述，其有統係的組織而手定成書者，惟《音學五書》耳；其《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誌》，造端宏大，僅有長編，未為定稿；《日知錄》為生平精力所集注，則又筆記備忘之類耳；自餘遺書尚十數種，皆明單義，並非钜裁。然則炎武所以能當一代開派宗師之名者何在？則在其能建設研究之方法而已。約舉有三：
一曰貴創：炎武之言曰，“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書，無非竊盜而已”《日知錄》十八。其論著書之難，曰，“必古人所未及就，後世之所不可無，而後為之”《日知錄》十九。其《日知錄》自序雲，“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複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故凡炎武所著書，可決其無一語蹈襲古人。其論文也亦然，曰，“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日知錄》十九。又曰，“君詩之病，在於有杜；君文之病，在於有韓、歐；有此蹊徑於胸中，便終身不脫依傍二字”《亭林文集·與人書》十七。觀此知摹仿依傍，炎武所最惡也。
二曰博證：《四庫全書》“日知錄提要”雲，“炎武學有本原，博贍而能貫通，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證佐，而後筆之於書，故引據浩繁，而牴牾者少。”此語最能傳炎武治學法門。全祖望雲，“凡先生之遊，載書自隨，所至塞，即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相合，即發書而對勘之”《鮚埼亭集·亭林先生神道表》，蓋炎武研學之要訣在是；論一事必舉證，尤不以孤證自足，必取之甚博，證備然後自表其所信。其自述治音韻之學也，曰，“……列本證旁證二條，本證者詩自相證也，旁證者采之他書也，二者俱無，則宛轉以審其音，參伍以諧其韻……《音論》”此所用者，皆近世科學的研究法；乾嘉以還，學者固所共習；在當時則固炎武所自創也。
三曰致用：炎武之言曰，“孔子刪述六經，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故曰‘載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愚不揣有見於此，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指當時之務者，一切不為”《亭林文集·與人書》二。彼誠能踐其言，其終身所撰著，蓋不越此範圍；其所謂“用”者果真為有用與否，此屬別問題；要之其標“實用主義”以為鵠，務使學問與社會之關係增加密度，此實對於晚明之帖括派清談派施一大針砭；清代儒者以樸學自命以示別於文人，實炎武啟之；最近數十年以經術而影響於政體，亦遠紹炎武之精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