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中嚐擬為《國朝六儒頌》，其人則崑山顧炎武，德清胡渭，宣城梅文鼎，太原閻若璩，元和惠棟，休寧戴震也，其言曰：“古學之興也，顧氏始開其端；河洛矯誣，至胡氏而絀；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閻氏也，專言漢儒易者，惠氏也，凡此皆千餘年不傳之絕學，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淩廷堪《校禮堂集·汪容甫墓誌銘》。其所推挹蓋甚當，六君者洵清儒之魁也。然語於思想界影響之钜，則吾於顧、戴之外，獨推閻、胡。
閻若璩之所以偉大，在其《尚書古文疏證》也；胡渭之所以偉大，在其《易圖明辨》也；汪中則既言之矣。夫此兩書所研究者，皆不過局部問題，曷為能影響於思想界之全部；且其書又不免漏略蕪雜，為後人所糾者不少。——阮元輯《學海堂經解》，兩書皆擯不錄。——曷為推尊之如是其至？吾固有說。
《尚書古文疏證》，專辨東晉晚出之《古文尚書》十六篇及同時出現之孔安國《尚書傳》皆為偽書也。此書之偽，自宋朱熹、元吳澄以來，既有疑之者；顧雖積疑，然有所憚而莫敢斷。自若璩此書出而讞乃定。夫辨十數篇之偽書，則何關輕重；殊不知此偽書者，千餘年來，舉國學子人人習之，七八歲便都上口，心目中恒視為神聖不可侵犯；曆代帝王，經筵日講，臨軒發策，鹹所依據尊尚；毅然悍然辭而辟之，非天下之大勇固不能矣。自漢武帝表章六藝罷黜百家以來，國人之對於六經，隻許征引，隻許解釋，不許批評研究；韓愈所謂“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若對於經文之一字一句稍涉擬議，便自覺陷於“非聖無法”，蹙然不自安於其良心；非特畏法網憚清議而已。凡事物之含有宗教性者，例不許作為學問上研究之問題；一作為問題，其神聖之地位固已搖動矣；今不唯成為問題而已；而研究之結果，乃知疇昔所共奉為神聖者，其中一部分實糞土也；則人心之受刺激起驚愕而生變化，宜何如者。蓋自茲以往，而一切經文，皆可以成為研究之問題矣；再進一步，而一切經義，皆可以成為研究之問題矣。以舊學家眼光觀之，直可指為人心世道之憂——當時毛奇齡著《古文尚書冤詞》以難閻，自比於抑洪水驅猛獸，光緒間有洪良品者，猶著書數十萬言，欲翻閻案，意亦同此——以吾儕今日之眼光觀之，則誠思想界之一大解放；後此今古文經對待研究，成為問題；六經諸子對待研究，成為問題；中國經典與外國宗教哲學諸書對待研究，成為問題；其最初之動機，實發於此。
胡渭之《易圖明辨》，大旨辨宋以來所謂《河圖》《洛書》者；傳自邵雍，雍受諸李之才，之才受諸道士陳摶；非羲、文、周、孔所有，與《易》義無關。此似更屬一局部之小問題，吾輩何故認為與閻書有同等之價值耶？須知所謂“無極”“太極”，所謂《河圖》《洛書》，實組織“宋學”之主要根核；宋儒言理言氣言數言命言心言性，無不從此衍出。周敦頤自謂“得不傳之學於遺經”，程朱輩祖述之，謂為道統所攸寄；於是占領思想界五六百年，其權威幾與經典相埒。渭之此書，以《易》還諸羲、文、周、孔，以《圖》還諸陳、邵，並不為過情之抨擊，而宋學已受“致命傷”。自此，學者乃知宋學自宋學，孔學自孔學，離之雙美，合之兩傷此胡氏自序中語；自此，學者乃知欲求孔子所謂真理，舍宋人所用方法外，尚別有其途。不寧唯是，我國人好以“陰陽五行”說經說理，不自宋始，蓋漢以來已然；一切惑世誣民汨靈窒智之邪說邪術，皆緣附而起；胡氏此書，乃將此等異說之來曆，和盤托出，使其不複能依附經訓以自重；此實思想之一大革命也。
歐洲十九世紀中葉，英人達爾文之《種源論》，法人雷能之《耶穌基督傳》，先後兩年出版，而全歐思想界為之大搖，基督教所受影響尤劇。夫達爾文自發表其生物學上之見解，於教宗何與；然而被其影響者，教義之立腳點破也。雷能之《傳》，極推挹基督，然反損其信仰者，基督從來不成為學問上之問題，自此遂成為問題也。明乎此間消息，則閻、胡兩君之書，在中國學術史上之價值，可以推見矣。
若論清學界最初之革命者，尚有毛奇齡其人。其所著《河圖原舛篇》《太極圖說遺議》等，皆在胡渭前；後此清儒所治諸學，彼亦多引其緒。但其言古音則詆顧炎武，言《尚書》則詆閻若璩，故漢學家祧之不宗焉。全祖望為《毛西河別傳》，謂：“其所著書，有造為典故以欺人者，有造為師承以示人有本者，有前人之誤已經辨正尚襲其誤而不知者，有信口臆說者，有不考古而妄言者，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為無稽者，有改古書以就己者”，祖望於此諸項，每項舉一條為例，更著有《蕭山毛氏糾繆》十卷。平心論之，毛氏在啟蒙期，不失為一衝鋒陷陣之猛將，但“於學者的道德”缺焉。後儒不宗之宜耳。
同時有姚際恒者，其懷疑精神極熾烈，疑《古文尚書》，疑《周禮》，疑《詩序》，乃至疑《孝經》疑《易傳》《十翼》。其所著諸經通論未之見；但其《古今偽書考》，列舉經史子部疑偽之書共數十種，中固多精鑿之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