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於清初大師，最尊顧、黃、王、顏，皆明學反動所產也；顧為正統派所自出，前既論列，今當繼述三子者。
餘姚黃宗羲，少受學於劉宗周，純然明學也；中年以後，方向一變；其言曰：“明人講學，襲語錄糟粕，不以六經為根柢，束書而從事於遊談，更滋流弊，故學者必先窮經；然拘執經術，不適於用，欲免迂儒，必兼讀史”《清史·黃宗羲傳》；又曰：“讀書不多，無以證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為俗學”全祖望《鮚埼亭集·黃梨洲先生神道碑》；大抵清代經學之祖推炎武，其史學之祖當推宗羲；所著《明儒學案》，中國之有“學術史”，自此始也；又好治天算，著書八種，全祖望謂“梅文鼎本《周髀》言天文，世驚為不傳之秘，而不知宗羲實開之”。其《律呂新義》，開樂律研究之緒；其《易學象數論》，與胡渭《易圖明辨》互相發明；其《授書隨筆》，則答閻若璩問也，故閻、胡之學，皆受宗羲影響；其他學亦稱是。
清初之儒，皆講“致用”，所謂“經世之務”是也，宗羲以史學為根柢，故言之尤辯；其最有影響於近代思想者，則《明夷待訪錄》也；其言曰：
“後之為君者，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有君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為寇仇，名之為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不當誅……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窺伺。”《原君》
又曰：
“後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子孫之不能保有也，思患於未然而為之法；然則其所謂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夫非法之法，前王不勝其利欲之私以創之，後王或不勝其利欲之私以壞之，壞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創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也……論者謂有治人無治法，吾謂有治法而後有治人。”《原法》
此等論調，由今日觀之，固甚普通甚膚淺；然在二百六七十年前，則真極大膽之創論也，故顧炎武見之而歎，謂“三代之治可複”；而後此梁啟超、譚嗣同輩倡民權共和之說，則將其書節鈔，印數萬本，秘密散布，於晚清思想之驟變，極有力焉。
清代史學極盛於浙，鄞縣萬斯同最稱首出，斯同則宗羲弟子也；唐以後之史，皆官家設局分修；斯同最非之，謂：“官修之史，倉猝成於眾人，猶招市人與謀室中之事”錢大昕《潛研堂集·萬季野先生傳》；以獨力成《明史稿》；論者謂遷、固以後一人而已。其後斯同同縣有全祖望，亦私淑宗羲，言“文獻學”者宗焉。會稽有章學誠，著《文史通義》，學識在劉知幾、鄭樵上。
衡陽王夫之，生於南荒，學無所師承；且國變後遁跡深山，與一時士夫不相接，故當時無稱之者；然亦因是戛戛獨有所造，其攻王學甚力，嚐曰：“侮聖人之言，小人之大惡也……姚江之學，橫拈聖言之近似者，摘一句一字以為要妙，竄入其禪宗，尤為無忌憚之至”《俟解》。又曰：“數傳之後，愈徇跡而忘其真，或以鉤考文句，分支配擬為窮經之能，僅資場屋射覆之用，其偏者以臆測度，趨入荒杳”《中庸補傳衍》。遺書中此類之論甚多，皆感於明學之極敝而生反動；欲挽明以返諸宋，而於張載之《正蒙》，特推尚焉。其治學方法，已漸開科學研究的精神，嚐曰：
“天下之物理無窮，已精而又有其精者，隨時以變，而皆不失於正；但信諸己而即執之，雲何得當；況其所為信諸己者，又或因習氣或守一先生之言，而漸漬以為己心乎！”《俟解》
夫之著書極多，同治間金陵刻本二百八十八卷，猶未逮其半；皆不落“習氣”，不“守一先生之言”；其《讀通鑒論》《宋論》，往往有新解，為近代學子所喜誦習；尤能為深沉之思以撢繹名理，其《張子正蒙注》《老子衍》《莊子解》，皆覃精之作，蓋欲自創一派哲學而未成也。其言：“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無人欲則天理亦無從發現”《正蒙注》；可謂發宋元以來所未發；後此戴震學說，實由茲衍出。故劉獻廷極推服之，謂：“天地元氣，聖賢學脈；僅此一線”《廣陽雜記》二；其鄉後學譚嗣同之思想，受其影響最多；嚐曰：“五百年來學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仁學》卷上。尤可注意者；《遺書》目錄中，有《相宗絡索》及《三藏法師八識規矩論讚》二書《未刻》，在彼時以儒者而知治“唯識宗”，可不謂豪傑之士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