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徐光啟、李之藻等廣譯算學、天文、水利諸書，為歐籍入中國之始；前清學術，頗蒙其影響，而範圍亦限於天算。“鴉片戰役”以後，漸怵於外患；洪楊之役，借外力平內難，益震於西人之“船堅炮利”；於是上海有製造局之設，附以廣方言館，京師亦設同文館，又有派學生留美之舉。而目的專在養成通譯人才，其學生之誌量，亦莫或逾此，故數十年中，思想界無絲毫變化。惟製造局中尚譯有科學書二三十種，李善蘭、華蘅芳、趙仲涵等任筆受；其人皆學有根柢，對於所譯之書，責任心與興味皆極濃重；故其成績略可比明之徐、李；而教會之在中國者，亦頗有譯書。光緒間所為“新學家”者，欲求知識於域外，則以此為枕中鴻秘；蓋“學問饑餓”，至是而極矣。甲午喪師，舉國震動；年少氣盛之士，疾首扼腕言“惟新變法”，而畺吏若李鴻章、張之洞輩，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語，則有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者；張之洞最樂道之，而舉國以為至言。蓋當時之人，絕不承認歐美人除能製造能測量能駕駛能操練之外，更有其他學問，而在譯出西書中求之，亦確無他種學問可見。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輩，即生育於此種“學問饑荒”之環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構成一種“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學派；而已為時代所不容。蓋固有之舊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來之新思想，又來源淺觳，汲而易竭；其支絀滅裂，固宜然矣。
戊戌政變，繼以庚子拳禍，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學子，相率求學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眾。壬寅癸卯間，譯述之業特盛；定期出版之雜誌不下數十種，日本每一新書出，譯者動數家；新思想之輸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謂“梁啟超式”的輸入，無組織，無選擇，本末不具，派別不明，惟以多為貴。而社會亦歡迎之；蓋如久處災區之民，草根木皮，凍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頤大嚼；其能消化與否不問，能無召病與否更不問也。而亦實無衛生良品足以為代。時獨有侯官嚴複，先後譯赫胥黎《天演論》，斯密亞丹《原富》，穆勒約翰《名學》《群己權界論》，孟德斯鳩《法意》，斯賓塞爾《群學肄言》等數種，皆名著也，雖半屬舊籍，去時勢頗遠；然西洋留學生與本國思想界發生關係者，複其首也。亦有林紓者，譯小說百數十種，頗風行於時，然所譯本率皆歐洲第二三流作者；紓治桐城派古文，每譯一書，輒“因文見道”，於新思想無與焉。
晚清西洋思想之運動，最大不幸者一事焉。蓋西洋留學生殆全體未嚐參加於此運動；運動之原動力及其中堅，乃在不通西洋語言文字之人。坐此為能力所限，而稗販，破碎，籠統，膚淺，錯誤，諸弊，皆不能免；故運動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實之基礎，旋起旋落，為社會所輕。就此點論，則疇昔之西洋留學生，深有負於國家也。
而一切所謂“新學家”者，其所以失敗，更有一總根原；曰：不以學問為目的而以為手段。時主方以利祿餌誘天下，學校一變名之科舉，而新學亦一變質之八股；學子之求學者，其什中八九，動機已不純潔；用為“敲門磚”，過時則拋之而已。此其劣下者，可勿論；其高秀者，則亦以“致用”為信條，謂必出所學舉而措之，乃為無負。殊不知凡學問之為物，實應離“致用”之意味而獨立生存；真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質言之，則有“書呆子”然後有學問也。晚清之新學家，欲求其如盛清先輩具有“為經學而治經學”之精神者，渺不可得；其不能有所成就，亦何足怪。故光、宣之交，隻能謂為清學衰落期，並新思想啟蒙之名，亦未敢輕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