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蘇、呂，在創作上都有相當的實力、相當的影響。三人集給讀者提供了一種比較的快樂，並在比較中獲益。
創作是不能統一化、規範化、模式化的。每個作家都有其獨特的文學視角和心理格局，總是按自己的方式切入生活。讀者可以從這本書中比較三種不同的創作個性，比較他們不同的生命素質和人格氣韻。看他們不同的感知和審視生活的方式。看他們都喜歡什麼，又怎樣表達自己的喜歡，怎樣對人的命運和性格進行概括。
眾多的業餘文學愛好者，還可以從這本書裏得到一種與文學比較貼近的親切感。文學不玄，小說可以這樣寫也可以那樣寫，書可以這樣出，也可以那樣出。
肖、蘇、呂，每個姓都正好是七劃，我不管它“三七二十一”，寫了上麵的話作為此書的序。讀者也可以不管它“三七二十一”，想讀就讀，想寫就寫。
水泥柱裏的鋼筋
《赤橙黃綠青藍紫》獲獎了，它為什麼能獲獎，我說不清楚。它是怎樣誕生的，我心裏卻非常明白。
它的初稿隻有三萬字，中不中，短不短。自我感覺尚可，裏麵有些新東西，也有餘意未盡甚至是明顯的漏洞。被一個刊物強行拿走，不幾天又原稿退回，結論是有一股盲目被政治的傾向！”一空洞而又可怕的帽子。
《當代》的編輯來了。我占著那張唯一的小寫字台，他坐到縫紉機前，粗略地把三萬字翻了一遍，肯定地說：“這裏邊有新東西，我帶回去商量一下。”幾天後，編輯帶著《當代》編輯部的意見（其中有普通編輯和刊物負責人的具體意見），同我研究修改方案。談什麼研究，他們的意見談了一半，我已經興奮起來，我心裏的那盞燈被撥亮了。送走編輯之後我就幹了起來，連黑帶白，幹了七天，等於重新寫了一遍，小說由三萬字變成了六萬六千字，就是現在的這個樣子。
小說是作家寫的，可是作家碰上一個什麼樣的編輯，很有可能會決定他的作品的成敗。作家在動筆之前是心裏有“根”的，作品完成之後心裏又往往沒有“根”了，很想聽聽別人的意見。獨具慧眼的編輯，既不捧殺，也不棒殺，而是幫助作家找到作品裏真正的“根”。
年，我寫過一篇小說叫《機電局長的一天》，光是開頭，編輯就逼我返工五次。有一天晚上停電，我摸黑騎了四十五分鍾的自行車，到旅館看他。他老兄蹲在廁所裏還舉著我的稿子在琢磨。看完我費了九牛二虎的力氣新寫的開頭，仍不滿意地說你還有潛力，你的勁還沒全使出來。”你從他嘴裏永遠聽不到滿意的話，總是莫測高深，不把你擠得水幹油盡不罷休。回來的路上，我和一輛三輪車相撞，推著自行車回家。路上又想了一個新的開頭，激動得不得了，回到家點起蠟燭重新寫了前麵的幾百字。第二天我剛起床，編輯就來敲門。他看完新的開頭，一拍大腿好了，我可以去買火車票了！”我多虧碰上了一個又一個好編輯，他們“逼”我，扶我。我才走到了今天。作家是錘頭，編輯是錘把兒；作家是水泥柱，編輯是鋼筋，光使勁不露麵。編輯把自己的心血藏在別人的成績裏。因此，任何把作家和編輯分開的獎勵，都會使作家的內心深處感到慚愧和不安。